去年十一月，妈妈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虽然很幸运地没有伤到大脑，但脚踝和肋骨骨折，伤筋动骨，至少要三个月才能恢复。我从上海赶回去的时候，已经是车祸过后的第二天，妈妈暂时住在县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因为医生要观察她脑部的淤血情况，经过评估才能转入骨科病房治疗骨折。
我妈的神志一直清醒，但车祸的撞击还是让她感到惊恐不安，尤其是，她觉得护工阿姨不能给她提供精神价值。阿姨甚至对她说，你现在舒服了，躺这里就有人送钱给你花。护工说的“送钱”的人其实是保险公司，她在骨科和神外干了许多年，对车祸治疗和理赔流程十分清楚，听医生的诊断，大概就能判断出能不能定伤残、大约能赔多少。我妈觉得自己躺在床上浑身难受，她却认为有人为我妈花钱是福气。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护工阿姨在县医院工作多年，对每个科室和部门轻车熟路。如果不是她，我不知道，做检查需要花五十块钱额外请两个阿姨来将我妈搬到核磁共振仪上。我妈插了尿管，在这过程中她一直紧紧攥着自己的尿袋，生怕它被挤爆，这不仅关乎尊严，更关乎往后的排尿需求。也是护工阿姨告诉我，财务科在医院住院大楼后面的一幢老旧建筑里，交通强制险赔付的一万八，要去财务科领单子，再去门诊收费处，才能划到病人账户里去……
这些护工阿姨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导诊的功能，她们之间也存在一种互相帮助的默契。因为按照惯例，护工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在病人身边，但没有人能够完全撇下私人生活守在病人身边，于是比较常见的是，阿姨临时有事，便邀另一个阿姨帮忙“照看照看”。碰到搬运病人这样能“挣外快”的机会，阿姨们之间也会相互通知。
此外，护工阿姨还有一项业务——给病人介绍律师。车祸后的病人往往会根据伤情不同在神经外科或者骨科住院治疗，这两层也是相当“热闹”的楼层，住院几天下来，我收到了好几张名片，都是号称能帮忙争取“最大利益”的人所散发。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是拉客户的代理人，接下案件后再分派给律师，一般按照最后赔偿款的8%到10%进行收费。我妈的护工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她告诉我，这个“律师”比较靠谱，这里好几个案子都是她负责的。在我妈离开县医院转去上级医院后，阿姨还几次打电话给我询问情况，也追问我们有没有找律师。
神外病房的病人大多是因车祸入院，伴随不同程度的颅脑损伤和骨折，因此需要静卧，一切由护工或家人代劳。同是车祸，但每个人的情况皆不相同。比如被电动三轮车撞比较麻烦，因为三轮车基本上没有保险，双方难免因为责任划分问题陷入“持久战”。隔壁床的叔叔就在车祸后三个多月，还没收到最终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意味着治疗的费用暂时全部由自己承担。病房内病人的伤情也不尽相同，但多数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带着颈围等护具，行动被固定在护具中、轮椅里和病床上。
病房里的时间流动得很慢，好比轮椅的轮子，慢悠悠碾过走道，从一头晃到另一头。晃着晃着，太阳就从窗口沉了下去，一天也就结束了。
外面的时间却是在车轮里呼啸着前行的。我来到病房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个外卖员因为车祸被送到神经外科抢救，送他来的是他的同事们，都穿着黄色的外卖服，戴着头盔。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头上包着厚厚的纱布。
神外的抢救室就在我妈病房的对面，为了方便医生和患者进出，抢救室大门一直敞开。医生在给外卖员插管时，他的胳膊抽动了几下，当时我不会想到，他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失，抽动只是神经反应。直到晚上八点左右，陆续来了好几拨亲戚，因为同在家乡，亲朋好友来得很迅速，且人数众多，粗略数一数，一个小时左右来了不下三十人，连隔壁的邻居也来赶见最后一面。医生对邻居说，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回天乏术了，等事情定了，你们记得通知家属来拿医疗记录。这在医院应该是常有的事，因此值班护士们相当淡定，在护士站里干着活，丝毫没有被哭声影响。几个护工在病房门口站着观望，不时讨论下“到底有没有戴头盔”之类的话题，有经验的护工说，戴头盔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病房里待久了，就知道送过来的车祸伤者中，外卖员往往是情况最严重的。
哭声一阵一阵，等到殡仪馆的车将逝者带走，电梯门关上的瞬间，病房又恢复了安静。医院里，生与死往往就是这样被一扇门、一张床单简单地隔开了，显得很随意。而后的葬礼、骨灰盒、墓碑等则一点点将死亡的事实落到实处，生死之间被彻底隔开，死亡的严肃和残酷才显现出来。
因为颈椎有滑脱，后续有一定风险，且颈椎手术比较复杂，本地医院不能做，所以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转到上一级医院手术。医院在长江之滨，上世纪初由传教士建立，原初的医院在一座滨江山坡之上，如今医院的主体部分早已搬至山下，山上仅剩下后勤部门和行政科室。如果不是需要拿医疗档案，我不会上山。山并不高，也不陡，它更接近丘陵。我们这大多是平原，山不多，有也是丘陵，缺少真正的山城那种立体发展的可能。我们这儿的人是生活在平原和江畔的人，只有养鸡养羊和过去发洪水的时候才会考虑当山民。
江边的冬天没有想象中萧瑟，道旁树木大多绿叶尚存，与山下的建筑不同的是，山上的建筑呈现出混杂的面貌。有些看起来至少是上世纪70年代所建的筒子楼，靠路边的阳台被打通，贴着“住宿”或者“理发”的标识，做的多半是住院的患者或家属的生意，因此也没有什么装修或者需要讲究的地方。
有些则是民国老医院重修后的建筑，大约只能看出建筑原来的状态，一砖一瓦却早已不是当年的了。还有一些废弃的锅炉房，不知建于哪个年代。山上的建筑是年轮，一层层叠出这里的历史。到了山的最高点，便能俯瞰到长江，长江几千几万年来都是这样流过，江上的捞沙船，同十年前我来这里时所见的没有明显的区别。
从这里，能看到不远处的长江大桥。桥建起来之前的许多年里，我的长辈们年轻的时候去外面，只能搭轮渡。我的一个太太（曾祖母）就是这样搭轮渡去上海给人家当带奶妈妈（奶妈），在那里和一个同乡生了个儿子，回家途中，男人在轮渡上吃鸡蛋噎死了。太太因为做了这件“丑事”，无法回娘家，也不受原本的丈夫家待见，后来为了活下去，应该受了很多苦。我小的时候去奶奶家，她也总在，和男太太（她第一任丈夫）住在不同的房间，两人不说话，隔了几十年，恩怨都没解开。我那时觉得她是个好凶的老太太，不爱笑，总是板着脸，于是促狭地用玩具宝剑刺她。我妈妈和她的同辈人年轻时去外面当保姆，也是搭轮渡出去的，好几年也不回来。后来长江大桥建了起来，出去的人就更多了。
在这家医院，我妈完成了踝部骨折手术和颈椎复位手术，一个多月后，能够借助轮椅行动，两个月后能站立行走一段时间。
她对我说，在医院的每一天都很煎熬，尤其是需要戴三个月的颈围，她总是想在睡觉时不戴，或者不按医生要求翻身。她天性爱自由，出车祸前给人家做护工，有时同时在两层楼照顾两个病人，是被别人需要的人，不承想如今被禁锢在轮椅上。她做护工时觉得病人有点麻烦，一刻不能离，做病人时又觉得护工偷懒，总是去串病房聊天。她尤其不喜欢戴颈围，我以为她是故意不想遵从医嘱，后来在病房遇到两个同样戴颈围的叔叔，见到我妈就上来问，你是做的颈椎手术吗？——颈围像是一个标识，能够迅速帮同病相怜的人找到同类。他们都称，戴这个实在太痛苦了，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颈椎病本身也很痛苦。一个叔叔说，他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发麻，针刺一般，什么事情都无法做。这种细小的折磨并不会因为手术而彻底根除，只能缓解，他颇为无奈，似乎找到同类本身也是缓解病痛的一种方法，因为其他人很难感受到那种漫长的折磨。
我妈也有颈椎病。我小的时候科技没有这么发达，治疗颈椎病的常见手段是物理按摩和“吊脖子”，按摩好理解，所谓“吊脖子”，就是牵引术，一根绳子穿过横梁，一端绑上砖头，另一端做一个托儿托住颈椎病人的下巴，随着砖头的加码，病人的脖子被一点点抬起。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我妈当时将绳子穿在自家大门上的横梁上，在门口吊脖子，惹来人群围观，现在想来也是相当朋克。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没怎么好转，但毕竟也没有变差，于是一直没再管它。
骨科病房依然很“热闹”，塞名片的人比县医院更多，有时一下午就能收到三四张，见我们没有要请他们辩护的意思，才渐渐变少。骨科病房的老人多，多半是不小心摔倒造成的骨折。变老就是行动一点点受限。一个奶奶说她摔倒是因为站在板凳上够东西，对年轻人来说很简单的动作，导致她摔下来，腰椎压缩性骨折，打了骨水泥。她对医生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隔壁床的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做完手术后没有喊疼，我妈便觉得手术也没那么让人害怕，但是当她自己做完脚踝手术后，第二天还是觉得疼得要命。失去对疼痛的感知能力，或许也意味着人在变老。
手术后不久，我妈就出院了。因为行动受限，她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借助轮椅和拐杖前进，如何适应颈围的存在。她觉得这是在提前体验二十年后的老年生活，因为没有人能够抗拒衰老的进程。以前她会定期把额前的白发染黑，骨折后也顾不上了。复诊的时候，妈妈特意戴上帽子，但其实连我也没留意到白发的存在，或者说，我认为白发是不用惊讶的，但她还是相当在意。
我妈不是一个细心的人，也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一件外套能穿好些年，然而在白发这件事上还是很较真。她舍得花时间花钱去染发，想来也是因为不想就这么承认衰老。但骨折后，她多了几分“豁达”的心态。她跟我说，白发就白发吧。也许要紧的是，她还能有重新学走路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