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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刘思文，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教授，贵阳，5500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学派视野下方成珪考据学研究”（18CZS004）和“清代瑞安学派未刊稿抄本整理与研究”（22XZS013）阶段性成果。
摘 要：“学”“学派”“地域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本来就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中较常见的现象，但伴随中西交流加深和新学术史观输入，它们逐步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如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加快，它们也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学界热议的“学”“学派”“地域学派”，其缘起生成、范式演变与当代价值需进一步厘清。关涉“学”“学派”“地域学派”之研究，实质是对建立“中国学派”的一种正向诉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地域学派；生成演变；当代价值；学术史；考据
文章目录
一、地域学派缘起生成：来源、成因与本质
二、地域学派范式演变：消没、分化与革正
三、地域学派的当代价值
中国文化由丰富的地域文化融合而成，地域学派是把握不同地域文化单元学术变迁的重要样本。进入21世纪以来，“学”“学派”“地域学派”等概念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清末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思潮的影响，有关“学”“学派”“地域学派”的论述大多借鉴西方知识与经验，忽视了“中国学派”本土化特色。“大氐稗贩泰西，忘其所自，得矿礏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学以阿世好，斯盖萦情利禄，守道不坚者也。” 如在探究不同学派缘起生成、发展演变时，一些学者将西方理论模型嫁接移植到“中国学派”本体的论述中，机械模仿，忽视了历代学派具体发展实际，导致“研究失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受制于西方的话语霸权，沦为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关涉“学”“学派”“地域学派”的讨论，不仅反映出从学派视角探究学术文化史已成为当下一种流行趋势，同时也隐含了对“中国学派”进行一种有别于西方理论体系的正向建构。梳理与反思这些概念的缘起生成、范式演变与当代价值，不仅能建立再诠释的学术边界意识，也能对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地域学派缘起生成：来源、成因与本质
“地域学派”在中国学术发展历程中较为常见，伴随中西交流的加深和新学术史观的输入，更成为学界关注与讨论的重要话题。因此，在讨论中国地域学派范式演变和当代价值之前，首先需厘清作为事实或命题的地域学派的概念来源、历史成因和类型本质。
（一）地域学派之概念来源
“学”“学派”意识，古已有之。先秦时期，学者多以“百家”概括一代学术，如《庄子·天下》中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又如《荀子·儒效》中的“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入汉，以“百家”“六家”“十家”等概称学者及其著述则更多，如西汉贾谊《新书·过秦上》“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指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等，均用“家”来统称前贤之学术。隋唐创立科举制后，官府或私人开设的研学之所逐渐增多，涌现如应天、岳麓、嵩阳、白鹿洞等研学机构，形成了风格稳定的师门学说，人们开始以“学”或“学派”代称不同群体学术。
“学派”一词，始见于宋代陈造《再用前韵赠盐城四士》：“章侯金右炼，学派传正宗。”之后，黄仲元《开堂讲义》、元代吴澄《五峰庵记》、明代温纯《诔大司空淮海孙文恭先师文》等均相继提及“学派”。至清，以流派论师承学术更为普遍。如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将宋元2700余位学者归入安定、泰山、高平、濂溪等87个学案，其《明儒学案》将明代210位学者划入白沙、浙中、江右、泰州等17个学案。之后，万斯同《儒林宗派》将明前一些学者归为程子学派、朱子学派和陆氏学派等24个学派。此后，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章学诚《浙东学术》等多参黄、万之说，大量使用“学派”论诸学术。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学者将地域因素引入学术史，以“地域”为指称的学派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地域学派之历史成因
历史上，兼有地域与学术意义之学派形成，均与其所处地域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环境深度互嵌。譬如战国形成稷下学派的临淄之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又如汉末产生荆州学派的南郡之境，“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扰窃之民”。再如宋代兴起湖湘学派的衡麓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清初崛起桐城派之江南安庆府，“桐城山秀异，而平湖潆洄曲折”，“端重严格，不近纷华，不迩势利”；清后期孕育扬州学派之广陵地区，“襟带淮泗，控引江海，磅礴郁积，人才奋兴”。每一地域学派均反映出其独特的区域人文环境。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指出，“吾国学派至春秋战国间而极盛。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并认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地域学派的形成，“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响”。
历代地域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多数还与其所在区域的政教学风有关。如创办稷下学宫之齐国君王诏令全国，“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并“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为稷下学派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再如建立荆州学宫之荆州牧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并“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推动了东汉荆州学派的形成。又如大兴家塾书社之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风气进而益上”，造就了好学向上的人文环境，助推了闽学的建立与发展。还如同样重视建书院的两淮官商，“类皆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引领了地域学风，促进了扬州学派的诞生与发展。显然，地域政教学风愈浓，愈容易形成特色地域学派。
除区域环境、政教学风之外，传统地域学派的成长与发展，亦离不开治术人才的培养与集聚。春秋时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战国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孟轲、尹文、彭蒙、田骈等名贤汇聚，催生了战国稷下学派。东汉末荆州牧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吸引了“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如宋忠、王粲、王肃、尹默等俊杰涌入，推动了荆州学派的形成。又如宋代蜀地，“学舍为诸郡之冠，聚生员常数百十人”，“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产生了苏洵、苏轼、苏辙、张栻、度正、魏了翁等代表性人物，促进了蜀学的兴起与壮大。还如宋元江浙之地，“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朝廷“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孕育了多个地域学派。至明清，涌现黄宗羲、全祖望、王艮、焦循、汪中、王念孙等一批学者。可见，治术人才的培养和集聚，不仅有利于师学传承与传播，亦能助推地域学术的发展壮大。
（三）地域学派之类型本质
地域学派类型是多元且相对的，分类目的和标准不同，所划分出的派别也会有差异。“分派本质上是一种分类学。分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的分类会随着分类的目的和需要而改变。”排除依据学者活动地域的简单、笼统划分，从学说主张看，一般可分为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法家学派等；从治学对象看，又可分经学学派、史学学派、诸子学派、文学学派等；从形成定名看，还可以分为“师学传承类”“自成体系类”“回溯封名类”等。在这些细分的学派中，儒家学派又可细分为理学学派、心学学派、事功学派等，且部分学者所属派别存在一定的交叉。对此，划分地域学派时，“我们既要注意分派的标准，也要注意分派的相对性；分派的标准直接导致分派本身的合理性和内部的一致性，但是任何分派都要受到实际材料、研究目的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划分为哪种类型的地域学派，其本质是以学术主张为标准、对活动于不同地域学者的一种区分。如早期稷下学派涵括战国时期活跃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热衷讨论治国安邦问题的学者，“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荆州学派涵括汉末因避乱流寓襄阳从事古文经学研究的士人，“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金华学派是对南宋聚集在金华丽泽书院讲求明理躬行、务实致用的学人的统称，“东莱吕子，其会友之堂曰‘丽泽’，一时人士倾心向往，道统学脉粲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桐城派则指清代安庆府桐城主张文以载道、提倡义理考据之文人群体，“方密之、钱田间诸先生，间关亡命，救死不遑，犹沉潜经籍，纂述鸿篇”，“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所以，我们在划分地域学术流派时，当以主要活动于某地域的学者之学术主张为根本遵循。
二、地域学派范式演变：消没、分化与革正
地域学派是多元、动态发展的，而非单一、僵化不变的。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指出，凡一种大学派成立后，必会出现注解、分裂、修正三种现象，“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所有各种学派，都由这几种现象发动出来”。地域学派或多或少会因时代、社会、地域和文化等不同因素，慢慢沿着注解消没、分裂衍化、修正变革的基本范式发展演变。
（一）注解消没
受时代社会、地域环境、文化氛围等不同因素影响，一些地域学派最后走向了注解消没。“学派的消亡与宗族的消亡是不大相同的。宗族以‘断绝’为尺度，学派则以不流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当某一学派不流行了，已被人们忽略不记了（虽然还有继承者），就可视之为消亡。” 地域学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常会因地域政权变动、创始代表亡逝或核心代表离散等原因，导致原有学说主张不再流行，学派整体影响日趋弱化，逐渐被社会淡忘直至消没。
纵观中国历代地域学派发展轨迹，因地域政权更迭、创派宗师去世或核心学者离散等原因注解消没的学派不少。如稷下学派自齐湣王当政以后不再受重视，“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核心代表逝去或离散导致学派由盛转衰。齐襄王执政后虽重修了遭燕国乐毅所率六国联军破坏的稷下学宫，但稷下学者“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稷下学派随齐国政权的破灭走向终结。再如荆州学派因荆州牧刘表“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动荡时局，“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在刘表、宋忠、王粲、杜夔等主要代表去世或离散后，建立不到二十年的荆州学派失去了延续条件与环境而被迫解体。又如湖湘学派代表张栻早逝后，胡大时、沈有开、张巽等学派传人转投如陈傅良、朱熹、陆九渊等名师，学派学术未得到有效发扬而渐趋消没，“从此，湖湘学派作为独立的地域性学派已不复存在，其影响也大大地减弱了”。
（二）分裂衍化
地域学派不是固定不变的团体，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或管理制度，只是由身处同一地域、拥有相对集中学术主张的核心学者集聚而成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个体与地域学派间，是一种自愿自由的灵活关系，而非从一而终的隶属关系。因此，“学派成员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放弃原来信奉的观点，转而倾向信奉其他学派的观点，成为其他学派的成员；或者提出与本学派根本不同的观点，逐渐分化出去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派”，是学派发展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分析历代不同地域学派发展脉络可知，“一种门派生存的时间越久，其内部学派就会越多”。如洛学自二程去世后，因对师说的阐释与体悟不同，分化出以杨时为首的龟山学派，“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以周行己、刘安上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三个地域性支派中，“惟朱、张之传，最得其宗”。又如浙东学派中后期，因学说主张侧重不同，内部分化为以吕祖谦为首的倡导“经世致用”的金华学派，以郑伯熊、薛季宣等为代表的推崇“以利和义”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永康学派等多个地域学派。还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离世后，其弟子从“幕后”走到“台前”，积极传承与丰富“内圣外王”之师学，形成了以王栋、王襞等为代表的“能赤手以抟龙蛇”的保守继承派和以颜钧、何心隐等为代表的“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开拓创新派。 地域学派分支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学派之不足，提升了其学派的学术影响力。
（三）修正变革
地域学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此时在学派之间与学派内部展开的一些学术争鸣与思想讨论活动，往往会促使学派修正原有学术主张，助推学派走向变革与发展。“这些学派的争论、攻讦等并不会削弱本门派的影响力，相反，却使本门派的学术内容拓展、知识更换，更有助于消融异体文化的内容，形成本派文化生存的兼容系统和自我保护机制。”
爬梳一些地域学派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学派之间和学派内部的争鸣与讨论，能推动学派在发展中不断修正与变革。如关学创派宗师张载与洛学创始人二程“一生反复辩难，终难尽合”，两派在气体论、一两学说、躬行礼教等方面产生“深刻分歧”；张载辞世后，弟子放弃了气体论与“一两”学说，并将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融合，确保了关学持续传承。又如桐城派发展至乾嘉时期，恽敬、张惠言等不满创派宗师方苞“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刘大櫆“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提出“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之修正建议，推动了学派变革与发展。还如永嘉学派开派先师王开祖、丁昌期等推崇性理之学，南宋乾淳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弃性理，专注事功，“晚复与朱子、吕祖谦等相往来，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其后陈傅良、叶适等递相祖述”，最终形成了以事功为特色的永嘉学派。
另外，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地域学派发展演变不仅体现为整体上的消没、分化、革正，局部的区域辖属调整和学者来源变化也会影响其发展演变。一般而言，地域学派诞生的核心区域，因政权更迭、政区调整而发生区划的改变，间接影响了学派发展走向。如肇兴于宋代、兴盛于明清的浙东学派，不同时代其地域涵括不同，宋代两浙东路辖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及婺、台、处、衢四州，明清浙东地区则包括宁波、绍兴、温州、金华、台州、衢州、严州、处州等八府。因而，浙东学派又分为含浙中金华学派、永康学派与浙南永嘉学派在内的广义浙东学派和以宁波、绍兴为中心的狭义浙东经史学派。二者区域辖属不同，代表学者、治学旨趣、成就影响亦各异。此外，因学者地域流动而引发的代表学者来源变化，亦会影响整个地域学派的成长与发展。例如，汉末荆州学派代表司马徽、王粲、尹默等，宋代湖湘学派代表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元代邢州学派代表张易、王恂、赵秉温、齐履谦等，明代泰州学派代表徐樾、赵贞吉、何心隐等，清代桐城派代表梅曾亮、曾国藩、黎庶昌、林纾等，均由外籍地融入相应的学派中心，最终成为推动学派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地域学派的当代价值
自然环境的整体多样，区域治理的分野聚合，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中国学术发展与学者所属地域环境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地域学术演进中各有宗派，以地域流派加以划分、阐释，既符合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又具有“十分典型的指标意义与学术示范价值”。每一个地域学派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场域与行为范式。各地域学派所提出的多元学术、多样学说，集聚形成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国学术话语，共同构筑成“中国学派”的基本体系，影响并推动整个时代学术发展。
（一）多元地域学术凝练生成中华文明标识
多元地域学术是中华学术有机组成部分。“自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无不因乎学术，至于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人材（才）之众寡，莫不于学术见之。” 从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先秦子学到以荆州学派、乾嘉吴皖二派、扬州学派、瑞安学派、常州学派等为代表的古今经学，从以蜀学为代表的儒释道合流之学到以湖湘学派、泰山学派、金华学派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和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邢州学派、浙东学派等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多元地域学术经过演变、碰撞、类聚、融汇、转化和发展，构成了中华多元学术文化的历时形态。
历代地域学派发展形成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多元学术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折射出不同时代学术文化演变发展之轨迹，展现中国地域文化学术张力，揭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由各个地域学派代表提出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天下大同”“民惟邦本”“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相关学术观点，可整合凝练为中华文明精神核心标识，以规划和指导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发展。
细而论之，如齐学、鲁学、关学、闽学、浙学、徽学、湘学、蜀学等所属的传统地域学术发源地的学者，可立足本地优秀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从其所推崇的子学、经学、道学、理学、心学、实学、朴学等各类特色学术中凝练并形成以宇宙观、天下观、国家观、社会观、民主观、道德观、和平观、发展观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深入研究、解读其精神内核，并借助现代化全媒体矩阵平台，将其具象化、立体化、数字化、国际化，能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进一步彰显中华学术在世界文明中的特色与价值。
（二）多样地域学说汇聚成中国学术话语
多样地域话语是中国学术话语的外在表现。“其实，任何学派都是在社会需要的空白点上安营扎寨，显出自己的声威。”如稷下学派所提“阴阳五行说”，湖湘学派所倡“性本论说”，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等所发起的“事功学说”，泰州学派所主张的“百姓日用即道说”，桐城派所发扬的“义法说”，乾嘉皖派、扬州学派和瑞安学派所强调的“实事求是说”，以及常州学派所推崇的“公羊三世说”等，这些学说均立足不同地域，以其特有的叙事风格，领一代学术话语风气之先。
各个地域学派所主张的“五行说”“性本说”“事功说”“义法说”“实学说”“三世说”等学说，其实质是中国原创性哲学话语、史学话语、文学话语和社会学话语等的地域表达，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认知与看法。这些原创理论学说，是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力量源泉。例如，以驺衍、周敦颐、吕祖谦、王艮、方苞、戴震、黄宗羲、焦循等为首的创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庞大学术话语群，他们在共通的语境中互为支撑、彼此相洽，引领并汇聚成一系列学术话语，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原动力。
换而言之，统合秦汉以来各个地域学派的特色学说，我们可准确把握中国学术话语总体特征与规律，亦可由此建构中国学术话语基本体系。如哲学领域泰州学派提出的“格物致知说”，又如经济领域永嘉学派提出的“农商一体说”，再如文学领域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统一说”，还如天文学领域乾嘉皖派提出的“右旋说”等，涉及不同领域的原创性学术话语，为过去、当下及将来相关理论发展提供了中国立场与中国智慧。综合归纳和系统解析地域学派所创的多样学术话语，有助于改变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论、弘扬中国精神时所面临的话语困境。
（三）多类地域学派构筑成中国学派体系
多类地域学派是“中国学派”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比如早期的战国稷下学派、汉末荆州学派，再如北宋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湖湘学派、泰山学派，南宋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还如元代邢州学派，明代泰州学派，清代桐城派、浙东学派、乾嘉吴皖二派、扬州学派、瑞安学派、常州学派等地域学派，它们大都以其所在地域为中心，与周边学术文化共生发展，联合构成“中国学派”的地域形态。
每个地域学派都有其相对具体鲜明的学术内涵、知识体系、学脉演进和区域性特色，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综合性学术网络。地域学派贯通中华上下五千年，分散于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地，承载和发扬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们虽各具地方特色，但亦能反映全国思想文化总体情况。这些地域学派各领风骚、共荣共生，奠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格局。它们不仅是中国学术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与未来构建“中国学派”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更是提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有效抓手。
由是推之，系统整理历代不同类型地域学派，将有益于丰富和充实“中国学派”的建设内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诸如抽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湖湘学派、泰州学派、金华学派等理学类地域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邢州学派、九江学派等事功类地域学派，荆州学派、乾嘉吴皖二派、扬州学派、瑞安学派、常州学派等古今经学类地域学派之共性特征内容，由此组成哲学、经济学、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可使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有的放矢，贯通古今，联动地域，形成良好的互促共进态势。
诚然，中国地域学派之价值，不只表现在学术层面，其于社会实践应用方面亦有独到贡献。首先，从中国风格标识角度解析凝练富有世界意义的多元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有益于充分发挥地域学术文化的价值，盘活零散分散的地域传统文化资源，拓展地域文化符号产业链，带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其次，从中国特色话语视角归纳汇聚有广泛指导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学术话语，有助于激发地域学术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促进全国地域传统文化迭代升级，提高地域学派学术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效能与水平。再次，从中国气派彰显视角抽绎构筑有宏观代表意义的“中国学派”基本形态体系，有利于增强地域文化国际交流与互鉴，为新时代中国学术文化传播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结语
中国文化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地域环境虽不能决定学术文化形态，但对所在地域人们的思维观念、风俗习惯、精神状态等有不容忽视之影响。“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地域学术文化是国家文化在时空上的一种具体体现，是提升地区人文建设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中国文化史是各个学派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与基本特点都与学派的发展有关。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史，弄清中国文化发展的面貌，都离不开对学派的研究。” 从某一地域学术文化视角切入，对区域学术群体进行集中考究探讨，可据此文化剖面揭示其内在的演变机理，从而掌握历代地域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特征规律。
古往今来，“学”“学派”“地域学派”都是在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和发展的。“空间的接近，使学术交流十分方便，相同的地域，往往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同乡人在心理上便具有某种认同感，在学术观点、思维方式上也容易一致。” 地域环境不同，政教学风亦异。受此影响，不同地域学者往往呈现不同的学术人格取向，衍生不同的学术文化氛围，并能培养和吸引旨趣相近的治学人才，特别是在科举制和师徒制共同作用下，学优却不得仕者，多转向著书、讲学和授徒。“学术领袖之学问有同门同调廓开之，有生徒弟子承继而广大之，有再传门徒发扬之，渊博湛深的学术器局在学人辈分与代际之间形成良性的传递与赓续。”弟子终身从一师者，从师也意味着从业。此亦便于师学传承与传播，并助推一域一派学术发展。
中国地域学派不仅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单元，还是文化保存和舆论宣传单位。重视并厘清历代地域学派学术遗产，将深化我们对地域特色文化的了解，推动多样地域学术文化发掘、保护与传承。先秦以来不同类型的地域学派所创造的多元学术、提出的多样学说，凝练汇聚成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国学术话语，共同构筑“中国学派”的基础体系。深入探究地域学派来源、成因与本质内容，系统解析地域学派消没、分化与革正之历程，总结明晰地域学派建设之价值，应当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实践抓手，对增强全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彦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