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部小说，我一直不敢看第二遍。
2013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去世，我当时把作者的所有的译成中文的小说，找出来，逐一读过，还各写了一个评论。但是，并没有重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没有对这部小说置喙一语。
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个令人不敢去触碰的疼，但这也变相地说明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的相当成功，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生气，直到最近，我因为从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追随到《第一骑兵军》，再转进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算把这部小说重新认真而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了五个女兵的牺牲经历，而正是这五个女兵，构成了小说里最惊心动魄的前台情节与后台撞击，这五个女兵，看起来，有着不同的死亡方式，从表象而言，她们的离去是随机的，偶然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一时半会难以分清她们的彼此，不知她们在这场遭遇战中的各自意义，会觉得作者按照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性，来复现了一场战事中的生命的价值呈现与兑现。
但是，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五个女兵，其实有着作者的工于心计的预期安排，她们的生命值，与她们的女性完成度有关。
什么叫女性完成度？
这是我新造的一个词，大体是指“女性体现自身生理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完成比率”。
对女性的生理意义的强调与凸显，也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叙事文本中的一个标新立异之处。
小说里写到被德军伏击而意外死亡的索妮娅牺牲的时候，准尉没有从保卫苏联、保卫俄罗斯的高度，来定性她的牺牲的意义，而是从女性的生理价值上，去表达他的惋惜之情：“可是心里想：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索妮娅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可是现在这根纱断了。在人类这连绵不断的棉线上，一根细小的纱被一刀割断……”
小说从这个“生命传承”的人类的共情点上，生发出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感慨，以及造成的万劫不复的遗憾，确实给人一种当头棒喝的捶击，一下子就把小说里对生命的价值存在，放在了一个特定的维度上去考量，让读者遭遇到了百分之百的代入自己体悟的感同身受刺激。
因此，索妮娅在小说里“女性完成度”是不高的，因为，她没有完成一个女性的延续生命的“纱”，她的生命值属于不高的。
而小说里最后一个牺牲的丽达，在女性完成度上，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她有一个孩子，延续了下一代的生命，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丽达的儿子与准尉一起在“这里静悄悄”的森林边，为当年牺牲的女兵们立起了一座纪念碑，而这也构成了电影里最令人告慰的、祭奠先辈的环节与慰藉。
实际上，我们可以沉思一下，在丽达的孩子成人之前的漫长的岁月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故事发生的地方，始终是“这里静悄悄”的，如果没有丽达有一个后人，那么，那些曾经在“静悄悄”的地方发生的局部战斗，将永远是湮没无闻的。由此可见，一个后人，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多么重要，而丽达恰恰完成了女性生命传承的神圣职责，因此，丽达的“女性完成度”是最高的，她理所当然要被小说作者有意地放置在最后一个完成生命的牺牲的地域。
按照这样“女性完成度”来区分，实际上，小说里的五个女性，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生命完成度高”的女性，这包括上面已经说过的丽达，以及另一位女性冉妮娅。他们在小说里被赋予了英雄主义的光环，她们在与敌人展开搏击时，均能独当一面，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
另一组是“生命完成度”欠高的女性，这就是剩下来的三位女性：即陷落于沼泽的丽莎、牺牲在德军偷袭中的索妮娅，以及死于自己胆怯的嘉丽娅，她们的共同点，就是均没有牺牲在与敌人的直接交锋中。这三位女性的牺牲，都是死于意外、偶然、自己的“生命完成度”不高的软肋中。她们从表象上看，没有完成她们的狙击敌人环节中应该承担的职责。
但是，这五位女性，就是“生命完成度”高的两位女兵与“生命完成度”欠高的三位女兵，小说作者并没有根据操典与条例，把她们分成好兵与女兵，而是秉持“和稀泥”的态度，一律把她们称之为牺牲的战士，并且从没有在文字中给予偏斜的定性，这正是小说作者的一种更高程度的立足于当代立场的叙事策略。
作者意图营造一种“所有的战死者都是值得尊重的立场”，给予所有的人物以一种宽厚的对待，以此为小说笼罩上一层温情的轻纱，使人物这一层轻纱的映衬下，都能够还原他们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情感的维度上的生命本色，从而给予作者定调的“女性完成度”考量尺度以至高无上的地位。
正是以“女性完成度”来考量生命的价值，而不是以英雄主义、道德准则维度考量一个士兵的成败与否，这就为作者在接下来的最感人至深的一个设定——也就是所有的女兵在严格的意义上讲，都是“问题女孩”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通常状态下，英雄是纯粹的，高纯度的，但这些考量的维度，不是作者感兴趣的标准，作者在把“女性完成度”列入至高准则后，作为女性本性而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和平情况下被视为“问题女孩”的一些缺陷，在小说的语境里都得到了原谅，并且因为这种“问题”的强调，反而能够感到作者的宽厚，感到小说里洋溢着一种温润的意味。
这正如小说里那位放荡的女邻居所说的那样。当时准尉告诫不断释放勾引信号的女邻居说：“你呀，波琳卡·叶戈洛娃，留点脸面吧。你算是军属呢，还是什么骚娘*们儿？注意检点行为。”
女邻居回答道：“战争会把这些统统一笔勾销的，叶夫格拉费奇。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士兵的老婆全一样。”
不能不赞叹这位女邻居的老谋深算的眼光。她揭示的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个人身上的“问题”、“缺陷”与“软肋”均能够得到谅解与淡化。
所以，战争带来的是恐怖，也带来的是释放。而文艺作品，往往探讨的是战争给予生活带来的一丝奇迹与传奇。
我们先来看一看“女性完成度”最高的两位女兵，身上存在着什么“问题”。
先看一看丽达。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性，在学校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位军人。
这时候的丽达还是一个情窦初开、不谙世事的女孩，她与军人的相恋，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女孩被成年男人诱惑的负面效应，就像巴别尔小说《骑兵军》笔下的那些骑兵军战士，完全是以霸王硬上弓的姿态对付女性，因此在描写丽达的这段少女情恋的时候，作者慎之又慎。
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位军人的修饰词始终定性在“拘谨腼腆”这一范畴，这位边防军，在女性面前，根本不具备攻击力，所以丽达与男友在小说里的恋情，是水到渠成，冰雪洁净。一直到丽达有了孩子之后，她始终是一位贞女，当丈夫在战斗中牺牲后，小说里特意强调：“对于她来说，世界上再也不存在男性了。”
但是丽达的问题在于，她作为女兵队伍里一位班长，却无视作战纪律，每周都要溜出兵营，到附近她母亲的住所，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注意的是，她去看望自己的孩子，还把军用物资拿去用作私用。小说里写道：“白糖、干饼、压缩饼干，甚至连肉罐头都源源不断向城里转移。”
实际上从小说里描写的现实情境来看，周围地区不排除有德军出没，丽达私出兵营，既违反纪律，也充满危险。一个班长竟然一脚踏在军营里，一脚放在家庭里，军事纪律何在？
丽达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小，但军事题材作品里，很难让人接受一位英雄会如此“身在兵营心在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丽达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但在小说里的价值尺度也就是“女性完成度”的视角管窥之下，她是一个完美女人，兼顾了保家卫国的职责担当，同时也履行了“母性至上”的人性义务。在这个维度上，她拥有“女性完成度”的分值最高。
更为关键的是，丽达的私出兵营，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德兵的出现，“坏事变好事”，从而把个人的损公肥私行为，化成了意外的利国利家的机缘巧合。
这样丽达成了最后一个牺牲者。她的生命值在如此诸多利好益处的加持下，必然具有最高的阈值。
“女性完成度”名列第二的是冉妮娅，她的“问题”是她成为一个军官的“小三”。
这样的女孩，在军队里是不允许的，所以她被下放到一线部队。
部队里的政委，是这样向班长丽达描述冉妮娅的：“司令部里有一个指挥员——顺便说一句，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可是呢，他搞上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人民军事委员知道了这件事，训斥了这位上校，并且命令我给这个所谓的女朋友派个工作。派到一个优秀的集体去。”
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小三”？
但在作者接下来的叙述文字里，一直为冉妮娅进行开脱，而开脱的理由，正是以“女性完成度”来考量的。
冉妮娅长的非常漂亮，女性的一切动人的外貌与姿容她都拥有，而她身为“红二代”的出身，也使她天生具有一种优越感，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女性优势之后，她在她父亲所在的军营里便用她的美貌，搅动了那些年轻军官们的爱美之心。
而在部队领导定性的“与指挥员乱搞”的冉妮娅的情史背后，作者却给予了尽量合理的解释，把冉妮娅之所以与这位指挥员粘乎到一起，是因为她的全家被德军杀害后，她举目无亲，投靠了指挥员，才导致了“搞到一起”，一句话，是战争促成了这样的结局，而不是真的是指挥员趁人之危，乱搞女性，而冉妮娅也不是一个怀有攀附目的而搭上指挥员的放浪女性。
这是作者文本里的解释，但这依然无法洗刷冉妮娅发配到基层一线的身上背负的恶名。
这个恶名，从“女人完成度”的角度来说，却是一个美名。
事实上，当与德兵遭遇时，准尉最初的设想是摆出一个“空城计”，让自己与手下的女兵扮成伐木工人，而冉妮娅的美丽，能够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小说里写道：
——叶甫金妮娅（冉妮娅）不慌不忙地抖抖两膝，脱下了裙子、衬裙，双手抚平了黑色的内裤，突然用高亢响亮的嗓子大声唱了起来：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啊，此时此刻她是多么美啊，简直是美得出奇！她是多么婀娜、白皙和矫健——距冲锋枪却只有十米啊。她停住歌唱，一头钻进水中，嘴里还高声叫喊，双手喧闹而愉快地拍打河水。水珠从她那温暖而有弹性的躯体坠落，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
这是小说里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冉妮娅正是依靠她的女性的魅力，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嬉水游戏的顽皮女孩，施放出一幅烟幕弹，蒙过了德国兵。
而冉妮娅在与德军交火对决时，也是五个女兵中最为出彩的一个，她为了战友的安全，引走了敌人，牺牲在德军的枪口之下。在小说里，像冉妮娅这样，甘愿牺牲自我，也要把安全留给战友的女英烈，也只有准尉才可以相匹配。
可以说，小说里最英武的男性自然是处处想着保护女兵们的准尉，而最美丽的女性就是冉妮娅，她不仅用她美丽的身体，迷惑了德国兵，而且在与德军直接交锋的时候，更是担负着奔赴危险、营造安全的天使般的职责。
所以，漂亮、迷人、无私而又让男人跪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导致自己被发配的冉妮娅是“女人完成度”相当高的一位女性，她与丽达相比，“完成度”唯一的缺陷，是她没有成为母亲，稍逊丽达一筹。
剩余的三个女兵，都是死于“非命”，而她们无一不是“女人完成度”不及格者。
第一个牺牲者丽莎。
小说借助于准尉的眼光看她：
——丽莎，也还不错。这个姑娘长得五大三粗，看不出是肩膀宽，还是胯骨更宽。可是嘴巴还挺灵巧。这样的人总有用得上的时候：身子骨真结实，简直可以套上犁去耕田。嘉丽娅·契特维尔达克和翻译索妮娅·古尔维奇这两个弱不禁风的城里姑娘怎么能跟她相比呢。——
五大三粗的女性，谈不上有多少女性味道。童年时母亲生病，让家庭里没有多少快乐，而父亲是一个看林人的身份，更使她长期僻居森林一隅，忍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
少女时期，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男人，她奇怪地产生了这个男人能够给予她一点温暖的期许，但那个男人并没有满足她的心愿，她的爱的渴望一直在心中酝酿而没有开花结果。
当她来到了部队之后，她对准尉一见倾心。在其他的女兵看来，准尉毫无男性魅力，“他在车站晃来晃去，像个长满青苔的矮树墩子木头木脑的——成天在嘴里翻来覆去的不过二十来个字，就这几个字也离不开操典。谁还会把他当回事呢？”。
但丽莎“对瓦斯科夫是一见钟情的。那时他站在她们队列之前，惊惶失措地眨动着惺松的睡眼。她喜欢他那种沉默寡言的坚毅刚强，他那种农民所特有的沉着从容，还有他那种特殊的丈夫气概。”
但是丽莎的爱，永远处于萌芽状态，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的生命价值实现几乎完成度非常之低，小说里把她安排成第一个死去的女兵。
第二个牺牲者是犹太女兵索妮娅。
她的最醒目的特征是犹太人。这也是作者设置出这一个角色的原因。
因为这一个身份，她在样貌上被隐性地界定为“非我族类”的一种，就是长的不美。因为“非我族美”，必定不符合既有的审美。
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准尉竟然也对索妮娅看不上眼，小说里写道：“准尉好几次斜着眼瞅她，打量着她那张瘦瘦的脸，这张脸并不漂亮，而且严肃得出奇。准尉心里真替她感到遗憾，眼下男人奇缺，她是不可能建立家庭的了。”
一句话，索妮娅身上的“女性完成度”非常之低。准尉直接下了判语，就是她不会建立一个家庭了。
而更为关键的是，索妮娅显得非常古板，也不喜欢打扮自己，更是把自己往男性化方向发展，甚至她牺牲的时候，德国兵没有发现她是女性。
小说里这样写道：
——上了大学，还穿着用姐姐们的旧衣服改的灰衣裳，领口紧紧的，把躯体包得牢牢实实，像盔甲似的不透气。很长一段时期她并没有感到穿旧衣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不参加舞会，老是上阅览室；如果买得到楼座的票，那就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看戏。直到她发现邻座那个戴眼镜的男同学有意和她在同一个时间到阅览室去碰面的时候，她才注意到自己的服饰成问题。这已经是一年以后，夏天的事了。他俩在高尔基公园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惟一的傍晚。五天以后，这位男同学送给她一本勃洛克的薄薄的诗集，就主动参军上了前线。
是啊，索妮娅就是上了大学，也穿着用姐姐的旧衣服改的衣裳，又长又沉，像盔甲似的……
其实她也没能穿多久，总共才一年。以后就换上军装。靴子还是大两号的。
在部队里几乎没有人认识她。她是个不声不响、勤勉可靠的人，而且由于偶然的机缘才调到高射机枪部队来的。因为战线深入内地，成为保卫战，翻译人员过剩，而高射机枪部队缺乏女战士。她和冉卡·科梅丽珂娃是在那次空战以后一同调来的。故而，惟有准尉一人才分辨得出她的声音：
“她是个高材生，”奥夏宁娜说，“一直是高材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
“是啊，”准尉说，“她还会念诗哪。”——
有意思的是，准尉一直在索妮娅身上，使用他的那一套女性的担负着传宗接代传承职责的理论套路，看到她长的不美，他担心她不会有男人喜欢，也就不会组成家庭，而她牺牲后，更是断掉了“传宗接代”这一根“纱”。为什么准尉总是把怜悯放在她的身上？这不能不说，索妮娅自身不具备女性的强势诱引力，在女性的传宗接代竞争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正是“女性完成度”非常低的索妮娅牺牲得无声无息，她只是为准尉去取他的烟袋，就被埋伏在所经之道上的德国兵一刀封喉，在她被扼杀的最后时刻，小说里颇为讶怪地写道，她的女性身份竟然延缓了她的死亡：
——“怪不得你还能叫喊一声，”准尉叹了口气，“他以为你是个男人，不料一刀下去被乳房挡住，没有刺中心脏，因此你才有可能叫喊一声……”——
我不想复述上面的这一段话，但请各位思考一下，这是否可能？女性的身体能否比男性身体还多一个“软猬甲”？而且，德国兵竟然不能识别出索妮娅是一个女性，那么，反相地说明了索妮娅身上的女性维度是如此之弱，弱到连德国兵都辨别不出来。
第三个牺牲者是嘉丽娅。
小说里写她：
——嘉丽娅瘦小的个儿，鼻子尖尖，两根细麻绳似的小辫子，胸部像男孩子似的平坦坦。”
她的女性特征也非常薄弱。但是，准尉面对她的时候，并没有产生面对索妮娅时的那种惋惜她长得丑的心理反应，应该她多少有着她自己的一些与众不同之处。
嘉丽娅是一个孤儿，自幼在孤儿院长大，在情感上她是得不到安抚与关注的，于是，她为了引人注目，便在学校里装神弄鬼，制造谣言，搞到整个学校里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她与长的不漂亮但在学校里安分守己的索妮娅不同，可以说，在学校里，嘉丽娅是一个令学校非常头痛的女孩。
后来学校早早地把嘉丽娅送走了。其实从嘉丽娅的身世来看，她在学校里制造鬼神幻影，搞得“校”不聊生，应该不至于如此胆怯，但到了战场上，她竟然在德国兵走过自己的潜伏哨位的时候，不堪恐怖袭击，空手跳了出来，被德军打死。
嘉丽娅这个人物在小说里最没有光彩，也与她的身世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匹配，这个人物的辨识度与合理度也严重偏低，在1972年版的电影中，五个女兵，只有索妮娅没有战前生活的银幕再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的人物设置其实始终被作者牢牢地掌控与规定着，看似随心所欲的交战态势，一直处于作者的某种隐性理念的全盘覆盖中。
正是这种“女人完成度”至上的理念强势占领，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价值超越了主体定调而凸显放大，构成了小说乃至电影的强势冲击力，也让作品留下了巨大的伤感与悲情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