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讲堂是由张万军教授主持的刑法专题普法讲座）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2年8月，被告人杨某明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纠集他人租赁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处房屋，安装宽带、固定电话及交换机等设备，供他人用于网络诈骗活动。设备投入使用后，导致多人受骗，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同年9月，杨某明再次纠集人员至上海市金山区准备以相同手法作案时被抓获。经查，杨某明违法所得超过6万元，其到案后虽曾辩称“不知情”，但最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杨某明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客观上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法院认定杨某明对他人利用其设备实施犯罪具有明确认知，其行为符合“明知+帮助”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入库案例：杨某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认定，入库编号：2024-04-1-257-003）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帮助犯罪中的“明知”如何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证明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本案中，法院通过客观行为反向推定主观明知，这一逻辑符合刑法理论对“明知”的认定规则。
（一）“明知”不要求直接、确切的认知
根据刑法理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既包括行为人主观上确切知道他人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也包括主观上知道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两者在主观上都要求行为人知道。前者明知的对象和内容具有确定性，而后者明知的对象和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在意志因素上是持一种放任的心态，构成间接故意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并非要求行为人明确知晓具体犯罪细节，而是指其认识到行为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且对此持放任态度。
现在司法解释慢慢转向认为“明知”不包括应当知道的情形，因为应当知道就包含着行为人主观上有可能事实上就真的不明知，不具备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有可能构成过失犯罪。
（二）推定“明知”需结合多重客观证据
司法实践中，“明知”往往通过间接证据综合推定。具体包括：交易异常性：如报酬明显高于市场价、支付方式隐蔽（如虚拟货币）。
行为反常性：如无正当职业者突然从事技术性工作，或行为模式明显规避监管。关联证据：如删除通信记录、频繁更换设备地点等逃避侦查行为。
本案中，杨某明案中，法院认定其“明知”的核心依据包括，首先，行为异常性：杨某明不具备安装设备的专业知识，却在“Btok”软件上接受上家技术培训，设备由上家邮寄，且每多安装一条线路即可获得高额报酬，明显违背常理。其次，隐蔽交易方式：报酬通过虚拟货币“泰达币”支付，交易链条复杂，电子钱包账户频繁变动，刻意制造虚拟交易假象，符合网络犯罪资金流转特征。最后，作案模式隐蔽：杨某明与上家无直接接触，租赁无人居住的民宅安装设备，频繁更换地点并删除所有通信记录，具有逃避侦查的典型特征。
杨某明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其通过虚拟货币收取报酬、接受上家远程培训、删除作案记录等，均指向其主观上对犯罪行为的认知。法院未依赖口供，而是通过客观行为链条完成证明，符合证据裁判原则。
三、刑事法理分析：“明知”认定的限缩与边界
尽管“明知”的认定对打击网络犯罪至关重要，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客观归罪”，将过失或中立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因此，需从法理和实务层面明确限缩规则。
（一）避免将“应当知道”等同于“明知”
有观点认为，若行为人“应当知道”行为可能助长犯罪，即可推定其“明知”。但这一逻辑存在重大风险：“应当知道”本质上是过失的范畴（如疏忽大意未预见），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系故意犯罪，将二者混同可能扩大刑罚范围。
例如，普通网民出借银行卡，若未刻意规避审查或收取异常报酬，即便卡片被用于犯罪，亦难以认定其存在故意。本案中，法院之所以认定杨某明“明知”，关键在于其行为存在主动配合犯罪的特征，如接受培训、使用虚拟货币交易，，而非单纯提供工具。
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解释》没有采取以往司法解释将明知解释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这是司法解释的巨大进步，也更符合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概念的规定。
（二）技术中立行为的出罪空间
对于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行为，需区分“技术帮助”与“犯罪帮助”。若行为属于正常经营活动，如运营商提供宽带服务，即便客观上被用于犯罪，也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杨某明的行为显然超出技术中立范畴：其租赁民宅专门架设设备，且与上家形成紧密合作，明显服务于犯罪团伙的“定制化需求”。反之，若个人因生活所需安装多部电话，即便被他人利用，亦不构成犯罪。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杨某明案的裁判逻辑为同类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一方面，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明知，有效破解了网络犯罪隐蔽性强的取证难题；另一方面，紧扣“异常性”“主动配合”等核心要素，避免客观归罪。未来，司法机关需在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实质限缩“明知”认定标准，防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沦为“口袋罪”。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