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第四波“中学西渐”

世界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中国模式热”，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第四波“中学西渐”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一切知识的传播。

“中学西渐”要在西方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们中上层的人物要克服“鸵鸟”心态、懒人思维。

第四波“中学西渐”的浪潮，能否提供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范式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一波的“中学西渐”浪潮已然掀起，而中华文明的智慧也在逐渐改变整个世界的认知。在东方卫视3月2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吴新文教授，梳理了历史上和眼下正在发生的“中学西渐”浪潮，剖析其背景、特点与影响，提出中国必须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树立文化自信，同时也要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张维为：

2017年在荷兰奈克萨斯思想者论坛上，我和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有一段尖锐的对话。他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我建议他看一下最新发布的益普索民调，中国9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法国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法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问他有没有考虑这么高比例的法国人不满现状，这中间多少不满是涉及法国人权问题的。

我说法国知识界应该有勇气，像当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样，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莱维大为不满地说：“一个来自专制国家的学者居然引用法国先哲伏尔泰来批评法国的民主制度。”我说，我读过伏尔泰的法文原著。当时的欧洲是100%的专制，他眼中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

回望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历史大潮，大致出现过四波“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和学问传到西方和外部世界。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属于第一波，这波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主要发生在16世纪到18世纪。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宽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13、14 世纪之交，《马可波罗游记》出版后引发的持续许久的“东方热”“中国热”，推动了欧洲于15世纪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达·伽马等众多的欧洲冒险家、航海家，纷纷出海寻访发达的东方世界，来自中国的物产，来自中国的知识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这个长周期的“中学西渐”，与欧洲社会走出中世纪、宗教改革大致是平行进行的。用意大利学者葛吉达的话说就是，这是由于“欧洲观念的危机引发的”。欧洲人在东方发现了一个世俗化的新世界，一个在他们眼中是根据理性原则建构的“自然国家”，而非“宗教国家”。当时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国的儒学经典介绍到欧洲，引起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高度关注。

在伏尔泰眼中，启蒙运动创造的是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而他的偶像就是孔子，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国知识，向欧洲当时盛行的宗教狂热、政教合一、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西方人今天说伏尔泰“教导我们走向自由”，其实伏尔泰思想的起点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义”。欧洲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无疑，这一波“中学西渐”推动了欧洲的这种觉醒。

第二波“中学西渐”大致从20世纪初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反思西方文化的缺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呼吁西方“倾听东方哲人的呼声”；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杜威等都在大战结束后到访中国。罗素认为西方文化陷入了深层危机。他反感西方人带着优越感欺负和侵略中国，并对“少年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迅速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且将中华文明的某些优秀品质，特别是他眼中的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西方文明中的活力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效力、活力而又平和温润的人类新文明。

在这波大潮中，梁启超等中国学人也走出国门，推介中国文化。1920年，梁启超曾向西欧社会党人宣讲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墨子的“兼爱”、“寝兵”思想。据他自己回忆说，欧洲听众会跳起来说，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为什么都藏起来？不分一点给我们？

第三波“中学西渐”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例如1935年建成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侧门门楣上刻有孔子、梭伦和摩西的雕像，分别代表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法律智慧。大战结束后，西方很多智者反思纳粹思想对世界的祸害，影响较大的西方学者包括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以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等。李约瑟本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在中国工作，结识了许多中国科学家，这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方面，他主张以中国的道家精神来调节和补充欧洲的浮士德精神，以挽救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从中国哲学中发现了“也许超出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赢得的东西，那种不可逾越的真理和那种深邃的安宁。”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个学者出身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张彭春。1947年，鉴于二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摧残，联合国设立了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张彭春主张《世界人权宣言》应当融合不同文明的智慧。很多西方代表当时提出他们是从人的“理性”推导出人权。张彭春则提出儒家“仁”的概念应该和“理性”概念一样重要。最后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是这样措辞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里“良心”一词（conscience）就是“仁”这个概念的英文翻译。

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博士（中国）图片来源：联合国

同样，与当时西方阵营只强调公民政治权利不同，张彭春从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发，认为人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如工作权、教育权等等，也属于人权。他还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提出了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回望张彭春当时强调的理性与良心的平衡、经济社会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今天看来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七十多年中，人类社会还是经历了许多杀戮和灾难，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些平衡遭到了破坏。此外，上世纪50年代，港台地区还涌现了一批新儒家，也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科技舞台的中央。可以说世界进入了第四波“中学西渐”，或者叫“中学外渐”，世界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中国热”、“中国模式热”。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中国知识也随着中国崛起迅速外溢，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有150多个国家参与，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几乎所有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它们的内部都出现了“中国热”、“中国模式热”，背后是这个倡议及其落实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软硬实力。就“硬实力”而言，中国以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许多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到重化工业到数字经济等等，都是这样。

同样，“一带一路”倡议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改革旧秩序的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它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也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全球治理观。它背后的逻辑是中国人笃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信奉的“要么餐桌上，要么菜单上”形成鲜明的对照。

纵观“全球南方”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围绕对中美的认知而日益分化，从我们看到的多数民调，无论是中东还是东南亚，还是非洲还是拉美，都显示出“东升西降”的大势，对中国的好感上升，对美国的好感下降。美国在加沙人道主义灾难中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加强了这种趋势。

2024年末和2025年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先是中国六代战机和“无人机航母”横空出世，展示领先美国国防科技实力的突破。接着是DeepSeek等以开源模式一举冲破美国AI霸权，折射出中国AI产业从“跟随”到“并跑”，乃至“部分领跑”的转型。与此同时，特朗普和马斯克对美国国内机构的一系列整顿，暴露出了美国体制内的大量腐败。

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把中国看成“一流大国”，那么六代战机、DeepSeek的横空出世，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也把中国看成“一流大国”，这一切使这波“中国热”、“中国模式热”、“中学西渐”、“中学外渐”达到新的高潮。同样，如果说小红书对账等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我们通过这个节目以及原创性的中国话语的传播等，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思想。

图片来源：小红书

这一波“中学西渐”“中学外渐”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全方位。如果说第一波的重点是儒家思想的传播；第二波的重点是道家思想的传播；第三波的重点是儒释道互补的传播；那么现在这第四波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一切知识的传播。从最传统的国学经典到各类民间非物质遗产，到最现代的高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以及治国理政的许多理念和实践，远远超出了过去“中学西渐”主要局限在学界或者思想界的状况。

二是网络化。这一波热潮诞生于互联网时代，伴随短视频的传播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的加持，使这波中国知识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闻。

三是大众化。伴随着互联网传播，可以说数亿普通国民直接参与了这波“中国热”，144小时的免签政策使数千万外国人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四是年轻化。特别是中国年轻人出于自信和热爱，推动短视频、国潮风、网络文学、动漫艺术、科幻作品、电竞游戏、流行音乐等等走向世界，受到许多外国受众的热捧。中国年轻人自信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审美境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乃至政治主张。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以他们的眼光、三观和才华，正在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开启这一场源于中华文明并日益震撼这个世界的文化复兴。我想以上这四者的结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波的“中学西渐”、“中学外渐”可能会是一个长周期的伟大进程，它将伴随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整个进程，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是这个伟大进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吴新文教授给大家演讲，谢谢大家。

吴新文：

前面张老师全面概述了历史上的“中学西渐”，重点呈现了目前正在展开的第四波“中学西渐”或“中学外渐”。我们都知道，“中学西渐”不是一个新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话题就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改革开放后，也有学者不时提及这一话题。今天我们重提“中学西渐”，主要是为了澄清并深化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个常态。在历史上，既有“中学西渐”，也有“西学东渐”，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永远做“教师爷”。中国和西方曾经互为“师生”，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师生辩证法”。可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讲“西学东渐”的多，讲“中学西渐”的少。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国人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似乎一切现代的、先进的、原创性的东西都来自于西方。这种自我贬低心态与历史事实严重背离，现在到了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

第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文明只有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互动，在量的积累基础之上才能发生质的飞跃，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爆发，产生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创造性成果。那些善于在学习其他文明基础上自立自强、不断创新的文明，更容易获得进步，实现后来居上。因此，看待人类文明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不能局限于某种“近视眼”或“势利眼”，急于在短时间内或某个局部评判文明的优劣。在中国全面崛起的今天，中国人应该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培养全面看待文明问题的理性、从容心态。

第三，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是主要的文明交流和创造的主体，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得益者，更是责任承担者。

目前人类正处于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初期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出现在新时代的地平线上，中国要成为这个大时代的引领者，必须要确立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进一步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而在“中学西渐”的过程当中，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的“道、学、术、器”，中华民族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智慧和开阔的胸襟，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丰厚的滋养，值得珍惜并发扬光大。

7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展望21世纪中国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目前，第四波“中学西渐”正在全面展开，我们亲眼见证时代的巨变，也有责任为中国的永续发展，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说到，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有过三波“中学西渐”，而且当西方自身处于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比较主动地来向中国求索答案。张老师，您觉得西方在这种寻找的过程当中，找到答案了吗？

张维为：在西方社会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东方。第一波是“神本社会”走不下去了，所以找到了中国的“人本社会”，也就是儒家的传统。第二波是军国主义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造成的无数生灵涂炭。

现在这一波我觉得是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经济上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政治上包括美国现在内部出现的分裂与混乱，包括特朗普上台。美国一位资深媒体人写了一本书，里边有一句名言“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也就是说老百姓不幸福，西方的民主模式、民主话语，现在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好中国，而在“全球南方”，这种趋势早就开始了，比如“向东看”，“向中国看”，他们觉得中国有值得他们借鉴的许多经验。

主持人：是的，所以我在想，历史上发生“东学西渐”浪潮之时，那些学者们、大思想家们发起了“向东看”的学习，最后他们是否找到了答案？

张维为：我想这就是吴新文老师前面提到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文明互鉴的过程。比方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西方的整个文官制度都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从英国开始，它当时不敢在英国本土做，于是就在印度做，先在东印度公司借用文官制度考试这样的构架，最后做出来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们过去的官员制度基本上是世袭的，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一来以后，他们觉得可以搞文官制度。后来我们改革开放，派人去英国、去欧洲、去美国学习文官制度，他们说这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但我们当时自己都忘了。

主持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东学西渐”，它并不是瞬间就能看到成果，而是需要在多个维度去观察这个过程。另外，之前的几波“东学西渐”，其中很多可能是学者、思想家们率先提出来，然而这一波可能来自普通人的观察更多，两位老师认为最后的效果会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维为：历史上来看很明显，西方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推动、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等过程中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现在这一波，我觉得中国普通老百姓和中国学者都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世界对中国知识的需求巨大，你到哪里人家都在问你中国怎么做的。到法国、到欧洲，到第三世界就更不用说了。我访问南非、津巴布韦，他们就跟我说能否让我留在这里一个星期，天天跟他们讲中国是怎么做的。所以，对中国的知识有大量的需求。

我们中国研究院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中国道路的原创性研究，我们觉得中国崛起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跟世界分享。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推出各种各样、真的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一流中国学问，然后去跟整个外部世界交流。人家的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比如中国党校的制度，是光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还是各个部门都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非常细的层次了。这次DeepSeek问世后，大家还很想了解中国的创新科技发展模式。

我们自己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学者还没有去总结，我们完全应该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说清楚，以老外听得懂的话说清楚。把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等一整套东西说清楚，这些都是很好的学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们也要借鉴。

吴新文：历史上的“中学西渐”和今天的“中学西渐”，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历史上的“中学西渐”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受制于巨大的时空距离，当时从欧洲来一趟中国差不多要四五个月，所以说它有时候仅仅局限于上层的精英分子。过去，丝绸、瓷器传到西方，一般人也是用不起的，都是非常有钱的贵族才能用的，包括像书籍和思想这类东西。

所以那时候的交流，它的规模和深度要受到极大的局限，而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普通的西方老百姓都可以来中国旅游，而他们所接触的这些东西是原来难以想象的。

传统历史上的“中学西渐”浪潮经常容易被偶然的事情所中断。所以像伏尔泰之后，为什么西方突然对我们中国的印象变差了呢？据有人考证，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1793年，英国的特使马戛尔尼访华，他到中国来见了乾隆皇帝，然后他就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保守的帝国形象，让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倒转。但是如果当时有其他人来看一看，到中国各地多走一走，说不定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描述。

主持人：所以，一个大使或者一个使节要污名化一个国家，就可能影响很多的人。像现在西方的反华媒体，他们只要来抹黑中国，同样可以影响很多人，因为现在越来越开放了。

吴新文：但是小红书一来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对，中美对账了之后，大家突然发现现实其实很不一样。

张维为：因为这是大数据，这是一些学者、一些媒体，甚至《纽约时报》都没办法阻挡的，它冲破了信息茧房。

主持人：您觉得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自上而下”跟“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最后呈现出来的图景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为：我觉得这一波“自下而上”，影响力特别大，因为它确实和我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有关系。从互联网、移动通信，现在到AI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人家先是看到你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包括自动无人驾驶和电动汽车，他们会感叹，这怎么设计得这么漂亮？我们的设计是互联网工程师设计的，所以产品给人的感觉非常智能化，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从而对他们产生了震撼。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把中国比西方更现代化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会受到很大的震撼。

吴新文：我这次在印度也这么感受到了，印度现在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在政治制度上接受了很多来自西方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到了没有接受西方制度的中国。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活力，以及中国创造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印度是处于一种非常深的矛盾和纠葛中的。所以，我想起马凯硕的一个说法，他当时接受英国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说“虽然中国有一些好东西，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但中国是威权的，是压迫的体制。”

主持人：总得给你再贴一个别的标签。

吴新文：对，总要给你加个“大帽子”。然后马凯硕回答说，“一个威权的压迫体制，经济能这么有活力吗？能产生这么多好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相互来往，这样的结论慢慢就会自然得出。

主持人：对，就像我刚才说这一波的“中学西渐”，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开启大幕的过程。因为西方如果要学习其他国家也好，学习东方文明也好，首先它要打开自我。但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现在还处于不太愿意打开自我的过程，还不太愿意面对自己在某些地方已经失落的现实。

张维为：我们应该做一期“欧洲的‘至暗时刻’”。由于欧洲的整个思想体系使然，现在一下子找不到北，原来觉得大家都信奉“自由主义”，大家都是一起的，美国肯定是他们的天然盟友，结果特朗普根本就不要“自由主义”。

主持人：我在很多年以前看过一个欧洲学者写的书，里面提到从科索沃到“9·11”再到后面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整个大西洋联盟内部是有分裂的。对此，这位学者感到非常担忧，他认为未来这种分裂的程度可能会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想现在欧洲的思想界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但问题在于无论担忧与否，都很难找到现实的解决方法，这可能是目前摆在欧洲面前最大的问题——即你明明知道问题，但却不知道方法。

吴新文：我觉得现在西方的极少数精英分子已经开始觉醒了，但大部分人要么停留在“鸵鸟”的心态，不愿意正视现实；要么就是懒人思维，给你贴上标签，就可以不进一步思考。所以新一波的“东学西渐”、“中学西渐”如果要在西方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西方中上层的人物就要克服这两种思维的惯性。

主持人：世界是动态的，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一切问题，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模型，然后把所有的数据往里套，最后得出一个其实已经完全不能解释现实的答案。

【观众提问】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东学西渐”的浪潮正在全方位地展开。与之相对，现在网上也有一种声音，就是“中国优越论”，这种理论似乎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对于这样一种似乎有点矫枉过正的言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评价？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种问题的判断，还是要有一个整体、宏观的把握。我们这次去新加坡，我邀请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先生做客《这就是中国》，他非常高兴。我们交谈完后就互赠书籍，回来飞机上我打开看他写的书，正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他写道，中国《易经》里面64卦，63卦都是祸福相依、正反平衡的，但只有一卦是绝对的，那就是谦卦。所以谦虚，在中国的64卦中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例外的个案肯定哪儿都有，也会出现极端主义、“中国至上”、“中国是世界最棒”、“中国横扫世界”等个案。但是在整个民众的层面，特别是领导决策层面，不会出现极端主义的情况，对此我们要有个整体把握。然而，现在世界竞争的格局当中，在西方对中国这么强势的话语攻击的时候，我觉得“矫枉过正”一点没有关系。

主持人：有的时候过谦可能会没有战斗力。

吴新文：我觉得中国如此规模巨大的崛起，首先我们可能得要区分各种各样的思想当中，究竟哪一种是主导性的？哪一种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位观众提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一种苗头，但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但很多人仍然不自信，所以首先要打破的仍然是这个方面。

另外，我觉得不能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看作是某种骄傲，这和骄傲自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是两回事情。有时候自我肯定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国际竞争体系里面，这个底气是要有的。

主持人：中国的人口基数那么大，所以舆论生态是非常丰富的，同时也非常复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构建一个好的舆论场。

易经64卦表

观众：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今天想提问的问题是：在现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和管理模式参与到了全球的文明交流对话中，但西方舆论常常将其简化为制度竞争，而非文化价值的交融。这种认知差异的背后，反映了哪些更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呢？如今的第四波“中学西渐”浪潮，它能否以技术、资本与人文的复合叙事，为当今人类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范式呢？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特别是DeepSeek横空出世后，我这次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人正好到欧洲，我下载了还没开始用，他们就已经全用起来了，然后跟我说非常好，他们问中国怎么会做出这个产品的？然后就开始关心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国政府的作用、中国民企的作用，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了这种生态？为什么是杭州、为什么是浙江大学等等。

这些问题实际上国外都在提，这就产生了对于中国的巨大兴趣。而且有时候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意义，所以当产品出来以后，你看它对方方面面的带动，包括资本市场。过去外国资本市场一直不看好中国，现在不得不重新评估，说你们的资产是被严重低估了。

主持人：原来资产被低估，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看不见的金融战”，即越是你的优质资产，就越是要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你，这样就形成了资本和产业的双重打击，从而遏制你的发展。

张维为：所以你看DeepSeek，它在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一个是直接冲破美国的AI霸权，另一个是间接的，在金融战上也找到了突破口，我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然后使得更多的中国人也开始自信了。

DeepSeek出来之后，我看到很多对于杭州政府作用的讨论。他们的说法是“不叫不到”，就是不扰民，然后是“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中国模式有这样的特点。

政府究竟在经济中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它们现在也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学不像。因为它没有我们这样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包括党的领导制度、统一战线制度、混合经济制度以及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它们全没有，只是提个计划或者政策，但不知道怎么落地。这方面有很多的中国知识值得我们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所以回到刚才这位观众的问题，如果说西方故意要强调所谓的“制度之争”，反过来我们可以想，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确实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要大方地说、自信地说，但这个制度跟文化是什么关系？我们一直讲一个国家它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跟它的文明以及文化的根基有非常深厚的关联，所以你很难把制度跟文化剥离开。当我们感受到制度优势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感受到文明和文化的优势。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相当的统一性在里头。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做了不少调研，发现精神作用非常重要。当时第一次中美“科技战”的时候我们去调研，有一个企业的食堂里，那句口号我现在都记得，叫“扛起枪，上战场”。这种精神就是：我根本不服你，你越打压，我就越要超过你。

主持人：就像当时网上好多朋友晒出来的那句话——“把落后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骨气，要有这样的意志。

杭州六小龙的位置分布

吴新文：我觉得我们中华文明是有独特优势的，是把科技放在人文、文明的大框架里面的。我们中国文化一直强调“道、学、术、器”，而“器”是要放在这个大框架里面来理解的，特别要提防科技最后变成主宰人类的存在。我觉得中华文明是最有积累、最有底气来解决和应对这样的问题的。这一点我觉得应当承认，西方要向我们多学习。

张维为：我们说“科技向善”，这很重要。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话题从历史上的多次“中学西渐”开始，说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东学西渐”，我想这可以让我们以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见证，同时也都在书写、参与构造一段新的历史。谢谢两位，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