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孙玉良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俄乌冲突自2022年爆发以来，已演变为一场牵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持久战；而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战斗也无休无止，打成了无法调和的死结。尽管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机制的核心平台，本应承担调解冲突、维护和平的责任，但其在俄乌问题和巴以冲突上的作用却显得力不从心。
联合国在国际冲突中的角色缺失与结构性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大国博弈下的权力制衡出现问题。联合国的成立是二战的产物，那个时候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都是同盟国，一个战壕里出来的，团结起来维持国际秩序没问题，但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冷战分成了两大阵营，北约与华约针锋相对，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制度，成为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最大“绊脚石”。拿俄乌冲突来说，俄罗斯作为冲突一方能够轻易阻挠任何不利于己的决议。
例如，俄方已将乌东四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通过修宪纳入领土，并坚称这是“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而乌克兰则基于宪法第73条，要求收回2014年以来的所有失地。双方立场的根本对立，导致联合国难以通过实质性决议推动停火。此外，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安理会中虽支持乌克兰，但其提出的方案常因俄方否决而流产，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的行动力。
所以我们看，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欧盟更多通过双边或小多边框架介入，而非依赖联合国，而泽连斯基也不相信通过联合国的作用能给乌克兰带来和平。在对俄乌的调停中，中国保持中立态度，美国推动欧洲主导的乌克兰安全保障计划，绕开联合国框架直接与俄乌谈判，而联合国的另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的态度是，站队站到了乌克兰一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计划在俄乌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人员，这一行动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却未经过联合国授权。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致使联合国在重大冲突中被边缘化了。
另外，联合国在冲突调解中缺乏强制执行力，致使其即便做出决议也难以奏效，只能起到在道义层面谴责某国的作用。但在西方奉行的丛林法则里，“道义”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最相信的是实力。有实力就在餐桌上，没实力就在菜单上。这样的窘境，使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角色成为实质上的“维持会长”，但这个“维持会长”也不好当，常常猪八戒照镜子，弄得两头不待见。近年来，美国国内“退出联合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动向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一脉相承，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共和党议员频繁提出退出国际组织的法案。
2025年2月，犹他州参议员迈克·李提出“美国完全退出联合国”法案，指责联合国成为“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场所”。此类主张得到特朗普及其盟友马斯克的公开支持，他们认为美国承担了过多国际义务，却未获得对等利益。这种单边主义逻辑的背后，是对多边合作机制的彻底否定，以及对霸权地位衰落的焦虑，对全球治理体系造成深远冲击。
如果美国真的退出联合国，联合国将面临资金断流、权威性下降的双重危机。作为最大会费缴纳国，美国的缺席可能导致维和行动、人道主义项目瘫痪。此外，这一行为可能引发“退群潮”，进一步瓦解战后国际秩序。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已开始谋划联合国总部搬迁的可能性，俄罗斯支持将其迁往中立国，而中国则被视为潜在的新驻地候选。联合国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中的失效与美国退出威胁，共同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危机。一方面，大国竞争加剧了国际组织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单边主义抬头正在侵蚀多边主义的根基。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若联合国功能弱化，中国或可通过“一带一路”等机制填补权力真空，或在国际秩序重建倒逼联合国改革这个问题上发挥重大影响作用。
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建，可能取决于两大趋势：一是联合国改革能否突破“大国一致”原则的桎梏，二是新兴国家能否在权力转移中形成新的合作范式。无论结果如何，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与美国的“退群”冲动已为21世纪的全球治理敲响警钟，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国际局势“东升西降”的态势明显，中国虽然行事低调没有成为全球领袖之心，但会不会被“黄袍加身”成为众望所归的国际秩序重建的缔造者，还须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