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们给我自由,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1965)

俄乌之间,和平还远吗?

估计没有谁有确切答案,这场冲突的底层矛盾太久太深了,我们不妨把时间回拨,看看一些问题是怎么萌芽的。

那时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正值蜜月,国家改革如火如荼,目标很明确复制一个美国。

1 盖达尔的难题

1972年,叶戈尔.盖达尔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

在一次关于萨哈罗夫的课堂讨论中,他发言说,萨哈罗夫的不同政见,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苏联需要的不是一些不同的声音,而是一条新的道路。

至于新的道路是什么?盖达尔当时并不清楚,他只记得父亲总说的那句话: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需要真正的经济学家。

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几年后,自己就站在了那条道路的十字路口。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

当叶利钦让他主导国家改革时,他是有顾虑的。

改革方面,叶利钦是有名的激进派,而盖达尔不是,他是渐进主义者,一个“小心翼翼的改革者”。

几年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激辩中,盖达尔就不站叶利钦,他觉得叶利钦的“500天计划”太过激进了。

但盖达尔很聪明,苏联已经没了,眼下只有崭新的俄罗斯。无论是这个四不像的国家,还是它的总统,都需要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变革来定义自己。

这次经济改革,与其说是经济政策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

作为经济学家、政客和改革者,盖达尔很清楚,叶利钦想要什么。

脱离苏联过程中,西方在幕后为叶利钦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叶利钦说,这是西方朋友对俄罗斯和他本人的支持。

但在他的西方朋友眼里,这一切不过是瓦解苏联的必要手段。俄罗斯的独立也让西方很兴奋,他们仿佛看见,一个巨大而新鲜的蛋糕摆上了餐桌。

“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一个美国复制品的国家。”

叶利钦的改革,主题是自由。

所以,当盖达尔被授命“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时,美国人杰弗里·萨克斯和他的团队正进驻莫斯科。

事实上,更多来自华盛顿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美国人开始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指导俄国人如何变得“民主和自由”。

杰弗里·萨克斯这位哈佛大学教授, 80年代凭借"休克疗法"将玻利维亚的通胀水平从40000%降至10%而一举成名。90年代开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蒙古等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他的剪刀下慢慢变成资本主义的样子。

盖达尔是杰弗里·萨克斯的忠粉,在后者团队的指导下,盖达尔开始将休克疗法写入俄罗斯的治疗方案中。

但俄罗斯不是波兰、捷克,它太大了,又那么特殊。尽管有杰弗里·萨克斯和休克疗法加持,盖达尔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一个经济学上的挑战:如何迅速摆脱国家对价格和财产的控制,消除计划经济。

打破一个旧体系很容易,但建立一个新体系却需要时间。

对俄罗斯来说,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建立私有财产都不难,难的是俄罗斯没有与之配套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先建拳击台还是先放出拳击手的问题。”

很快,盖达尔确定了最终方案:先放出拳击手,其他事让后人去负责,或者,“拳击手们觉得有必要的话,自己去建立拳击台。”

毫无疑问,这项方案非常激进,但盖达尔和搭档丘拜斯认为,作为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习惯了控制一切的"红色厂长"们,会想方设法消灭任何改革的机会,渐进就是死亡,经济改革终归要落脚于政治。

没有过渡,没有验证,只有一句“经过广泛和深入的计算”,人类有限的理性只能让位,俄罗斯要用一场足以窒息濒死的方案,复制一份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

叶利钦称已经准备好了,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没有,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来不及适应发生的一切……

2 两个俄罗斯

改革无可避免地造就了两个俄罗斯。

当官方或非官方的美国专家们进驻莫斯科,成群西服笔挺的顾问们四处奔走,为俄罗斯人私有化提供建议,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就处于西方大国的围观下。

他们急迫地想看到,昔日的超级巨人被肢解、被驯化,直至没有任何威胁,但仅此而已。

之后的事情,他们并不关心,甚至相当麻木。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排队购买日用品

俄罗斯人民有没有面包是俄罗斯人的事情,多少俄罗斯人用了他们的高露洁牙膏才会牵动他们的注意力。

当然,对西方大国来说,重新回到"民主世界"的俄罗斯,理所当然地要展现出“标准的自由”的样子,这是必要的政治正确。

于是在西方媒体的文字和镜头中,完成私有化的俄罗斯,人民终于拥有了“令人目眩的自由”。

“拥有千年历史的俄罗斯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压抑了70多年的能量突然释放,自由的俄罗斯人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和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小生意,哪怕是在街头摆摊儿卖士力架和伏特加,也可以是不错的营生。商店里开始摆满各种商品和食品,而在以前,这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到,俄罗斯再也不是凭票排队买面包的时代……城市涌现出高档社区和艺术中心,人们随时可以去观看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

俄罗斯人可以自由出境,自由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肆无忌惮地嘲讽时政和领导人,投票给自己中意候选人……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

借由BBC、CNN、《纽约时报》等媒体渠道,“自由的俄罗斯”被完美地展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凸显着"民主世界"的魅力。

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恐怕只有双脚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才能看得见、感受得到。

1992年1月,价格开放的第一个月,俄罗斯通胀率是460%,到1992年底,这个数字是2600%。

私有化方案把全国资产变成1.48亿张私有化券,理论上人手一张。但随着改革持续,企业不断垮掉,工人们没有收入,食品、日用品越来越紧张。

现时温饱胜过未来幻象,空瘪的肚皮不断警示着蛋白质底线,人们等不到兑换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便将私有化券贱卖换取面包,国家财富很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成千上万的人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物价飞涨,卢布几乎失去了价格参考意义,企业和企业之间开始用实物交易。

没错,俄罗斯人现在有了交易的自由,普通老百姓纷纷摆摊儿出售个人物品,以换取有限的蛋白质,整个莫斯科市中心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

某个兜售旧木匣子和小玩意的街头小贩,昨天可能还是某个重要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他的同事们,有的或许跟他一样靠变卖个人物品过活,有的则为了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带着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远走他国。

在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俄罗斯的顶端人才大量流失。

火车站里,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面对过往的旅客,他们脸上写着凄惨,尽可能地伸长胳膊,以便能在乞讨竞赛中赢得些许优势。



事实上,不只莫斯科火车站里的乞丐,整个国家都在乞讨。

俄罗斯开始系统地接收来自亚洲的粮食、欧洲仓库里即将过期的糖和人造黄油、美军在中东军事基地中的剩余口粮……昔日的超级大国开始靠行乞续命。

这是真实的俄罗斯。

但混乱并没看作是混乱,而是被定义为转型期,只是人们不知道,转型期的期限是多久。

这段时间,倒腾小汽车的别列佐夫斯基自己都无法相信,赚钱的速度真的可以超过火箭;退休老干部戈尔巴乔夫很生气,每月4000卢布的天价退休工资,现在只够买几个面包;刚回到圣彼得堡的克格勃军官普京,在为搞到足够的食品愁掉了很多头发……

2 叶利钦的"马歇尔计划"

叶利钦心里有杆秤,东德回归德国,美国人开出了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俄罗斯无论体量还是破落程度都远超德国,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若要恢复元气,所需资金岂止千亿能及。

而且,关于援助的事儿,美国朋友曾信誓旦旦地保证过,要给他提供一个俄罗斯版的“马歇尔计划”。

但现实很快打肿了脸。

1993年4月,叶利钦满怀希望地找克林顿求援,结果,美国只开出了一份16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而且大部分还是贷款和粮食援助的形式。

这是一个大号的施舍计划!

叶利钦很生气,以前需要他扳倒苏联时,他是一起看月亮的小甜甜,如今,他成了对方只想礼貌保持距离的牛夫人。

此刻他终于意识到,美国人并不想和俄罗斯做朋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兴市场,一个巨大的商品销售地。

当高露洁牙膏摆上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几乎所有盥洗室的台面时,腰包里塞满卢布的美国人脸上笑开了花。

但美国还不想抛弃俄罗斯,因为那很危险。

为体现民主,叶利钦曾鼓励地方行政区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小共和国竟然宣布独立。

黄袍加身历来都是黄袍加身者的大忌,叶利钦可不想看到俄罗斯像昔日的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于是,他决定出兵车臣。

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俄罗斯士兵疏于训练,战场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数千人死在前线。

车臣首府一片瓦砾废墟,更多的车臣人加入反抗俄军的民兵,俄军陷入了战争泥潭,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遭遇难堪的失败,颜面尽失。

最后,俄军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出,但车臣的袭击并没有结束,1995 年夏天,他们在俄罗斯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扣押 1000 多名人质,叶利钦派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结果,人质死亡 130 多人,而不少恐怖分子却逃之夭夭。

改革不得人心,车臣战争以灾难告终,人们对这位总统失去了耐心,1996 年初大选前夕,叶利钦的声望降至冰点。

人们已经在猜测,夏天大选后,谁将是接替叶利钦的人。

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支持率遥遥领先,但有人不希望共产党重新执政。

那些刚刚通过叶利钦获得巨额财富的新寡头和富商,他们害怕到手的一切得而复失。

那些控制着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能源寡头出钱大力赞助叶利钦的竞选活动,控制国家电视台的传媒寡头在宣传大选时对叶利钦有了特别的照顾。

西方朋友们此刻又对叶利钦嘘寒问暖,他们觉得,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需要挽救,这是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担心“来自宝洁”这句电视广告语,以后会没办法在每一个俄罗斯客厅里响起。

于是,在叶利钦自己都觉得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寡头们和西方联手又把他按在了总统宝座上。

4 自由之后

1965 年,苏联著名诗人和歌唱家维索斯基预见过这种迷惘,他凭空想象了苏联摆脱社会主义后的情形。

“昨天,他们给我自由,

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30年后,俄罗斯人深切感受到了这两句诗里的悲情。

他们轻易地抛弃社会主义,接受了美国式的“自由”,但几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弄潮儿,却反而被它吞没。

为什么美国的普世自由到了俄罗斯就不灵了呢?


西方的药不治俄国的病

克林顿政府的俄罗斯专家、曾指导过俄改革的美国顾问承认:也许我们美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过于偏狭,高估了俄罗斯人想按美国规则生活的愿望。

俄罗斯人曾期待改变,但并不想被外国人教化,他们觉得那些外国人把他们当作没有开化的猴子。

俄罗斯不是美国,也不同于任何一个西欧国家,从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地理位置,俄罗斯从来都被看作是欧洲的例外。

所以那些外来的老师傅用自己的一套指导俄罗斯人的时候,肯定注意不到一些独属于俄罗斯的东西,甚至一些深植于俄罗斯民族的某些思维方式,被他人当作社会主义的余孽强行切割了。

但问题是,那些思维在俄罗斯民族存在了数百年了。

比如,关于苏联的标签中,“集体”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但集体感并非苏联时代的产物,而是俄罗斯数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思维,只不过现在,它跟西方强加于俄罗斯的个人主义产生了冲突,就被贴上了洪水猛兽的标签被轻易丢在垃圾堆里。

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对当年失去集体感仍感到惋惜。因为一场改革,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被拆解得支离破碎。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感受不到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遭受的心灵创伤。对于这种创伤,普京远比他们懂得多。”

当然,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那些被忽视的、被刻意隐藏的阴暗面,日后成了成就普京大帝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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