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199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河北省廊坊市霸州胜芳镇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装卸工杨长林家中，杨长林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被杀害，他的妻子张金萍身受重伤却侥幸存活。
五年后的2000年12月，同一小镇再次发生恶性命案：税务稽查队长刘德成一家三口在家中被害。两起案件共造成6人遇害，手法凶残、情节恶劣，一时间引发当地人心惶惶。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两起相隔五年的灭门案竟有一名共同嫌疑人——原伟东。
原伟东是黑龙江人，案发时在胜芳镇做小生意，与妻子李杰在被害人刘德成家对面开了家小吃部。2001年下半年，警方在侦办刘德成灭门案时，通过一名盗窃案嫌犯的供述找到了线索：有人举报称案发前一个月，原伟东曾与他人酒后密谋抢劫刘德成家。于是，原伟东和另外几名嫌疑人被相继带走调查。
同年9月，原伟东和汤凤武两名黑龙江籍装卸工被霸州警方拘押。汤凤武被指认涉嫌参与1995年杨长林一家被害一案，而原伟东则被怀疑同时涉足两起灭门案。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五名嫌疑人涉及2000年的刘德成案。警方声称：
证据确凿。
一张大网已然收口。
为了彻底侦破案件，警方对相关人员展开了高强度审讯。不仅嫌疑人被连续提讯，原伟东的亲友也未能幸免。当地警方曾以涉嫌包庇等罪名，先后拘留了原伟东的父亲原振福，以及其他几名嫌疑人的妻子和朋友——包括汤凤武的妻子彭艳芬、陈瑞武的妻子魏金玲、尚志红的妻子李姗姗等人。
这些人后来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在当时无疑承受了巨大压力。胜芳镇的恐怖气氛迅速蔓延开来，所有人都期待着真凶伏法。然而，接下来展开的司法进程，却让这起案件朝着愈发离奇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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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至2003年初，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起灭门案进行了首次合并审理。2003年6月，法院一审宣判：原伟东、汤凤武以及另外包括陈瑞武、尚志红、杨洪义、王晓敏在内的6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如同重磅炸弹，让案件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一审判决提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时却遇到了波折。2003年底，河北高院将此案发回廊坊中院重审，因：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4年6月，廊坊中院依高院意见重审后再次作出判决。这一次，部分被告人的命运出现转机，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三人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尚志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杨洪义改判无期徒刑，王晓敏则当庭宣告无罪释放。
然而，河北高院对重审结果依然不满，再次发回重审。就这样，廊坊中院和河北高院之间开始了案件的拉锯战：一审判决、二审发回、再一审、再发回……案件像皮球一样在两级法院来回：
踢皮球。
这场司法程序的拉锯战一拖就是数年。直到2009年11月12日，这起案件才迎来当时意义上的终审结果。河北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对于2000年刘德成一家灭门案，认定原伟东等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并改判涉案5人无罪；对于1995年杨长林一家灭门案，则认定原伟东、汤凤武为凶手，判处二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换言之，7名被告人中有5人先后被宣告无罪，只有原伟东和汤凤武仍背负罪名，被判处死缓。这一裁决让案件暂时告一段落，看似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既没有彻底放他们自由，也未执行死刑，只是让二人继续在高墙内苟活。
然而，连这份不痛不痒的裁决也迟迟未能真正生效。按照法律程序，河北高院应将终审结果及时通知相关方面并予以公布。但事实是：河北高院在宣判后迟迟未对外正式宣布结果。直到2010年10月，原伟东等人才从高院得到消息，称“省高院早已委托廊坊中院宣判”。然而廊坊中院一直没有动作，整整拖到2011年11月4日才姗姗宣布无罪者出狱。由此导致一个荒唐的后果，早在两年前就被判无罪的陈瑞武、尚志红、杨洪义三人，白白：
多蹲了两年冤狱。
一名被判无罪的嫌疑人在判决书下达后继续坐牢两年，这等情节听来近乎荒谬，却真实地发生了。
回顾第一次审判周期，从2001年羁押至2009年裁定，“廊坊灭门案”经历了三次一审、两次发回重审、一次高院裁定，前后六次被判处死刑（其中四次为死刑立即执行、两次为死缓）。原伟东和汤凤武这对难兄难弟，整整23年被羁押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命悬一线六度，又六度侥幸逃过立即执行的枪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拉锯，被律师们称为中国司法史上的：
马拉松式审判。
十几年间更换的辩护律师多达17名之众，而更令人瞠目的是：案件所有原始物证竟已在岁月和踢皮球中丢失殆尽。面对如此乱象，我们不禁要问：真相究竟几何？司法公正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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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案件本身已经扑朔迷离，那么办案过程中的诸多疑点则让人对判决结果产生强烈怀疑。首先是嫌疑人的有罪供述问题。在侦查阶段，原伟东、汤凤武等人都曾数次“认罪”，但他们随后一概推翻这些口供，坚称那是刑讯逼供的产物。
汤凤武在法庭上多次揭露自己曾遭受电击折磨：他被绑在椅子上，小拇指缠绕电话线并淋水通电，电话线摇一次，他答一句，就这样被迫编织出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他甚至当庭展示手上的伤痕——数十年前电刑留下的洞孔依然可见。原伟东也描述了类似的遭遇，两人的说法细节惊人地一致。
事实上，早在案件初审阶段，就有刑讯逼供的线索浮现。原伟东的第一任辩护律师在翻阅卷宗时发现了一张2001年9月的入所体检表。表上本写着“健康”二字，但旁边以不同笔迹补充了小字：
舌头是电伤，腿肿了，耳朵有外伤。
且旁边有原伟东本人的签名。这张表格成为原伟东所供述遭刑讯逼供的重要佐证，也使得他的多份有罪笔录在后续审理中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换言之，至少在纸面上，原伟东认罪部分已被证明不可信。
相比之下，另一名被告汤凤武的处境更为微妙。他的入所体检表上只有“健康”字样，没有记录伤情，他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显得自然流畅且与案情细节相符。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汤凤武的口供被视为定案依据。
然而，多年后当辩护团队再次发力，这一铁证也开始松动。2024年再审二审庭审中，法庭首次当众播放了当年侦讯汤凤武的录像片段。录像显示汤凤武双手有明显伤痕，与他自述遭刑讯的细节高度吻合。
面对新证据，合议庭不得不承认无法排除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宣布将侦查阶段取得的汤凤武有罪供述予以排除。至此，曾经支撑起公诉方指控的两大关键口供——原伟东和汤凤武在侦查阶段的“认罪”供述——双双被排除在案卷之外。
如果没有了被告人的口供，这起灭门案还剩下什么证据呢？唯一直接指向原伟东、汤凤武的，就只剩下当年幸存者张金萍的现场指认和陈述。然而，这恰恰是疑点重重的另一环。张金萍作为1995年杨长林案的目击证人，其证言前后矛盾、辨认过程饱受质疑。早在案件发生当晚，张金萍曾对警方表示自己当时被打昏，并未目睹行凶过程。可是在此后多年里，她又：
多次改口。
她称自己目睹了凶手行凶，当时是装晕，并坚定地表示“那俩人化成灰我都认识”。更离奇的是，在案发不到两个月后的1996年1月，张金萍曾认错过人。当时警方根据她的描述绘制了嫌疑人画像并抓来一些可疑人员让她指认，她一度把一名叫赵某辉的男子当成了凶手。结果赵某辉随后被证明无辜，而张金萍后来却声称“绝不会认错”真正的凶手。如此前后矛盾的证人陈述，可信度可想而知。
辨认程序的不规范也为张金萍的指认增添了问号。据汤凤武回忆，警方曾安排他与一群人站在一起让张金萍指认，但现场只有他一人：
戴着手铐脚镣。
身份特征过于明显。更有甚者，在正式辨认之前，电视上播放的抓捕画面可能已经让张金萍看过嫌疑人的长相。这些情况都可能对目击者的记忆产生暗示性影响，使辨认结果失真。后来廊坊中院法官曾请求张金萍出庭说明辨认情况，但她在2018年5月最后一次留下书面笔录后，拒绝再出庭作证。同年年底，这位历经磨难的幸存者因肺癌离世，没能等到真相大白的一天。
至于物证方面，更是让人无语凝噎。两起命案现场原本提取到的作案工具——菜刀、钢镐各一把，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卷宗，以及其他原始物证材料，在日后审理中竟被发现不知所踪。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证明称，由于年代久远，侦查卷宗丢失；廊坊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也出具说明，承认1995年杨长林案现场提取的物证早已多次寻找未果，可能已经遗失。简而言之，这起关系到多人生死的重大案件，到了后来竟陷入了尴尬境地，无物证、无口供、仅凭：
一人记忆。
即便如此，原伟东和汤凤武依然背负罪名，徘徊在生死边缘。这种仅凭薄弱的人证就定罪的做法，让辩护律师直言“不符合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疑云重重之下，司法审判却一再倾向于认定他们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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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蹊跷的案件，原伟东坚称无辜，不断在法庭上喊冤。然而，他的声音淹没在漫长的牢狱岁月中，只能寄望于法律的：
自我纠偏。
原伟东的妻子李杰、姐姐原淑娟和其他家属也从未放弃为他讨回清白。从原伟东被捕那一天起，这个家庭便踏上了漫漫申诉路。李杰曾一度身陷囹圄。因为丈夫卷入案情，2003年她也被指控：
包庇罪。
一审时曾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看守所里关押的32个月里，她也尝过刑讯之苦：在刑警队熬了十几天，不得不违心写下不实供词。所幸李杰上诉后改判无罪获释，但家庭的噩梦并未结束。
出狱后的李杰没有选择噤声，她决心为丈夫奔走申冤。此后的二十年里，她怀抱一摞又一摞申诉材料，跑遍了廊坊、石家庄、北京等地的有关部门。她曾拿着判决书和控告信拍照留念，那厚厚的纸卷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与绝望。
汤凤武的前妻彭艳芬同样为前夫的清白奔走呼号。自汤凤武被捕后，彭艳芬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各级机关上访，用微薄的收入支撑起申诉之路。她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和积蓄，曾无数次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间，只为叩开公正的一线大门。虽然后来她与汤凤武离婚并再嫁他人，但依然密切关注着案件进展，从未放下沉冤昭雪的执念。
家属们的努力并非毫无回响。2011年，《法治周末》等媒体首次对外详尽披露了这起“十年糊涂案”的内幕，引发社会关注。媒体报道与律师研讨的压力之下，案件迎来了新的转机。2013年7月1日，迟来的正义迈出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再审决定书，认为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河北省高院对原伟东、汤凤武两人的案件进行再审。这一消息令原伟东家属激动落泪。十多年的奔走，终于撬动最高法介入，希望的曙光再次出现。
然而，希望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所稀释。2014年3月，河北高院根据最高法指令作出裁定：维持对另外五名被告人无罪释放的判决，撤销原伟东、汤凤武的有罪判决，将案件发回廊坊中院重审。
表面上看，原伟东和汤凤武似乎迎来了脱罪的契机——原判被撤销，意味着一切从头来过。但对于早已深陷囹圄十二载的他们而言，“重审”二字既是机遇，也是更漫长的煎熬。法律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在：
三个月内审结。
可他们哪里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又一个漫长得令人绝望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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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过程犹如被施了魔咒，一拖再拖，几乎停滞。廊坊中院接手重审后，案件重新编号为(2014)廊刑再初字第1号。然而此后的进展却缓慢异常：一直到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才对重审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这份历时七年才姗姗出炉的判决书，令人失望地：
重复了历史。
原伟东、汤凤武二人依旧被判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处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最高法指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问题，判决书几乎避而不谈；在物证缺失、人证存疑的背景下，法院依然选择维持原判调性，将两人定罪。辩护律师赵军愤慨地指出，这份判决并未真正回应最高法的再审要求，无异于：
复读机。
面对再次被判死缓的结果，原伟东和汤凤武依然不认罪，坚持上诉。案件回到了河北省高院进行二审。此时已是2020年，原伟东被羁押近十九年，汤凤武也在狱中煎熬了十九个春秋。两人一个年过五旬、一个将近古稀，身体和精神都饱受摧残。其中原伟东更在狱中查出了：
胃癌晚期。
2023年6月，河北高院二审开庭的日子终于临近。然而，命运似乎在和原伟东一家开玩笑。就在开庭前夕，身患胃癌的原伟东因手术住进医院。法院原本打算通过视频方式让他病床受审，但他和家属坚决反对这种：
遥控审判。
庭审被迫中止，汤凤武则在法庭上当场解除了对辩护律师的委托以示抗议。高院只得宣布休庭，再择日审理。一场翘首以盼的再审二审，就这样无奈地推迟了。
又过了一年，2024年6月5日，河北高院终于在廊坊市中院借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已经是杨长林灭门案的第11次开庭审理，但这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原伟东整个人骨瘦如柴，早已不复当年被捕时一百五十多斤的样貌。他的家人心痛地发现，55岁的原伟东看起来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
四天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证人证言可信度等焦点展开激烈辩论。公安机关承认现场勘查卷宗和作案工具等物证全部丢失，法庭也相继排除了两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如此一来，控方几乎拿不出新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两人的罪行。庭审结束时，旁听席上很多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出现大翻盘？
然而，现实再次令人失望。2024年10月29日，河北省高院对此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原伟东、汤凤武上诉，维持廊坊市中院此前作出的死缓判决。换言之，历经最高法指令再审和十余次庭审折腾，最终结果竟和过去别无二致——仍旧是一个“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得知裁定结果后，原伟东的家属当场痛哭失声。李杰失望地表示，他们不要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在她看来，如果丈夫真的有罪，那就该给一个痛痛快快的了断，该被：
立马枪毙。
如果证据不足，那就应无罪释放，还他清白。这样拖泥带水、似罪非罪地吊着人，不是正义，而是折磨。
辩护律师王兴也对这一结果难以认可。他质问道：如果法院认定灭门案就是他们干的，而两人始终不认罪，为何不判死刑立即执行？为何总是判死缓，给人留下余地？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恰恰暴露出司法机关自身对证据的不自信。他认为法院既不敢放也不忍杀的做法，只是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罪有应得”假象，却让当事人在漫长煎熬中等死。至此，这场跨度二十三年的司法拉锯赛又回到了原点：原伟东和汤凤武仍旧是“死缓犯”，依然顶着故意杀人罪的罪名，等待着命运的下一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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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清晨，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原伟东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旅程，这是他被关押的：
第8507天。
这个始终不认罪的“死刑犯”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离世，未能等到司法改写命运的奇迹出现。他带着沉冤和不甘走了，留给家人的只有一纸：
死亡通知。
原伟东去世的消息并未见诸官方通报，而是通过家属和关注此案的公益人士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原伟东死了，河北终于赢了。
23年的拉锯战，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不知是谁的胜利，谁的失败。
原伟东的离世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多年来为儿子奔走的老母亲早已含恨离世，父亲原振福也在痛失爱子后垂垂老矣。妻子李杰和姐姐原淑娟在悲痛之余，仍然表示将坚持替原伟东申诉下去。她们不接受这样不明不白的结局，哪怕人已不在，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汤凤武如今依然服刑于高墙之内。他的前妻彭艳芬在听闻原伟东去世的消息后，更加担心前夫的安危和前途，表示“一定会继续申诉”。对于她们来说，这桩陈年旧案并未因一个当事人的死亡而画上句点，真相与清白的追寻远未结束。
回望整个案件，从案件发生到最终命案当事人含冤病逝，人们看到的是正义与命运之间旷日持久的拔河。法律程序成了一场马拉松，两级法院你来我往地推诿耗时间，却始终无法也不愿意给出一个痛快了断。当年一起恶性的刑事案件，如今演变为一出令人唏嘘的司法闹剧。物证没了，证人死了，被告也走了，真相似乎永远湮没在时间长河中。唯一没有消失的是笼罩其上的疑云，以及公众心头挥之不去的质疑和愤怒。
有人形容河北高院对本案的处理是：轰轰烈烈走过场，认认真真搞形式。在二审判决久拖不下的那段日子，原伟东的家人在法院门口举牌抗议，呼喊着“癌症晚期的原伟东等不了，家属等不了，律师等不了，全国人民等不了！”可法院的答复只是冰冷的三个字：
再等等。
等到的结果却是嫌疑人抱憾离世，公众再一次对司法公正失望摇头。如此情状，不能不令人感叹：当法律的审判变成对意志和生命的消磨，当程序的尊严凌驾于人命关天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下一个原伟东。
李杰曾经喊出那句令人为之心酸的话：“法官要杀就杀个痛快吧！”字字泣血，透出一个绝望妻子的愤懑和无奈。这句话是对漫长折磨的抗议，也是对司法机关的一记拷问。法官若真认定他们有罪，为何不敢痛快地处决？若心中存疑，为何不肯还以清白自由？法律的意义本在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程序与命运的拉扯。
23年，8507个日日夜夜，一桩没有定论的灭门惨案，最终以一名当事人的死亡黯然收场。可是真相并未随之入土，正义的呼声也不应就此湮灭。原伟东走了，但他留下的疑问久久挥之不去——这疑问所指向的，正是我们时代法治进步的痛点与期待。有一天真相大白之时，那些曾被命运捉弄的人们，可以瞑目安息。二十三年的案件不仅耗尽了原伟东的生命，也摧毁了他的家庭。这样的悲剧不该在法治社会重演，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奋发，愿法治的光芒终有穿透冤雾的一天。
写于2025年3月27日
参考资料：
1. 新京报，《河北廊坊灭门案23年来第11次庭审：嫌疑人称有罪供述均为刑讯逼供所致》，2024年6月10日。
2. 南方周末，《23年六次被判死刑，廊坊灭门案家属决定继续申诉》，2024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