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四野参谋长萧克在衡阳见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黄克诚。黄对萧说“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萧问道:“调到哪里?”黄说:“一是到军委军训部;一是到英国去当大使。”“朱老总意见调你去军训部。”
萧克回忆说:从个人愿望讲,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
到了1950年4月初,萧克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不去当大使了，调到军委军训部任部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设便宴，为萧克和夫人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对萧克说了些勉励的话。萧克回忆说: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上和林彪配合得不错,看得出他是比较满意的。
大约在1950年4月初,来到北京。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萧克见到聂帅后，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聂帅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
这时，萧克才知道,那个军训部,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和萧克,一起研究军训部的组建工作。
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帅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萧克回忆说：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军训部组建起来。
周副主席对萧克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荣臻同志审定。”
萧克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感觉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子并不紧张。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与萧克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七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萧克确定了选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等,这些人勤奋实干,成为军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经过近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
1950年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月,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军干部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便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的同志齐心努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年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年的夏天,军训部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萧克说:“只要刘伯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帅此时还在西南,编写组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
12月22日,刘帅给萧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是: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一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萧克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育,多讲理少惩罚。
根据刘帅的指示,萧克和军训部的同志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196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帅处审查。
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萧克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了,见面他便对萧克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听了这话,令萧克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
回到北京以后,萧克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萧克又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并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他说:“好!”
萧克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月1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养成教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萧克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萧克到了中南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
轮到萧克时,已是夜里12点了。萧克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
萧克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学会诸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萧克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军训部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萧克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间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1951年4月19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照发。”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肖克回忆录。
对于萧克将军军事生涯的回忆文章，我前面也发过，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以点击观看。谢谢！
看陈赓和肖克两位将军的射击比赛
闲话肖克上将的军衔
肖克上将回忆初见朱毛和井冈山斗争
谁代表华北野战军授大将军衔？
毛泽东主席和萧克同志亲切握手。
1955年10月1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与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参加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
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在ー起。
1957年4月24日，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左二）视察军工学院时给全院同志讲话。图中左四为一机部部长黄敬，左五为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左一为刘居英；左三为政治部主任张衍。
1959年12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雪来到哈军工视察，院长刘居英少将等陪同。
1959年12月23日上午，周总理视察哈军工，左1、欧阳钦书记、左4、院长刘居英少将、右1、唐铎空军少将等陪同视察。
1975年7月30日，萧克(前左)陪同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接见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第一期学员。
1946年军调时期在张家口，聂荣臻、周恩来、叶剑英、蔡树藩、贺龙、肖克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萧克、杨成武在前线视察。
肖克（右二〉与张震校长（右ᅳ）、李德生政委（左ᅳ）在国防大学接待外军来访客人。
1989年9月，萧克老将军和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上将在一起交谈。
1954年10月1日国庆五周年，肖克（左起）、刘亚楼、陈赓、许光达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庆典。
萧克与李达一起在京城南口靶场检阅部队。
萧克上将礼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