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3年热河不幸沦陷，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的态势，始终采取一味“妥协”的态度。在此期间，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剿共”内战之中，全然不顾国家领土主权正遭受严重侵犯。
这种做法让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民众痛心疾首，也令诸多爱国志士义愤填膺。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所推行的“曲线支撑”政策，更是让东北军内部的不满情绪如熊熊烈火般不断升温。东北军将士眼睁睁看着家乡沦陷，亲人遭受苦难，却因蒋介石的错误决策而无法全力抗击日寇，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
长期驻守在陕西的杨虎城及其所率领的西北军，也陷入了相似的艰难处境。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困境中开始思索出路，他们分别通过各自隐秘的渠道，逐步与中共红军建立起联系。起初，双方只是进行一些局部的接触，随着交流的深入，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合作意愿也愈发强烈。
1936年末，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紧张，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带领随从军官，登上从南京飞往西安的专机。他此次西安之行，怀揣着强硬的目的，企图以强硬手段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听从指挥，加大力度剿灭红军。
在西安，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地方军阀的重要人物。在会谈过程中，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言辞激烈地指责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剿共行动中“进展缓慢”，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
彼时的张学良，在各方压力之下，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可谓进退维谷，两头不讨好。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实行兵谏。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精心策划，派兵将蒋介石团团包围。
在确认蒋介石已被成功控制后，两人迅速草拟了面向全国的通电，阐明他们发动此次行动的缘由和目的。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震惊了全国。
中共中央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紧急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当前局势。中国共产党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西安事变直接针对的是蒋介石，但这一事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势力重新布局的关键契机。更为重要的是，红军主动发出和解信号，明确表示愿意就地停战，与国民党军队携手并肩，共同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做出了一个大胆且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便陷入了蒋介石精心设下的圈套，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直到1990年底，张学良才重获自由，结束了那漫长而煎熬的幽禁岁月。
1948年山西的初夏时节，聂荣臻特意安排秘书范济生陪同毛主席前往温泉，希望毛主席能借此机会稍作放松。一路上，毛主席时而悠然地抽着烟，时而目光深邃地望向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不紧不慢地与范济生交谈着。
就在一根烟快要燃尽之时，范济生突然将一捧水浇在脸上，抬起头，一脸认真又带着几分随意地看向毛主席，直截了当地问道：“主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您说，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周围的人几乎同时抬起头，将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神色平静，不慌不忙地用两根指头把烟蒂压灭在旁边的石头上，沉稳地开口说道：“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会发展起来。”
他的语速平缓，却透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坚定。紧接着，毛主席继续说道：“发展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一两次偶然事件，关键在于到底谁真正站在民族利益这边。”说着，他将身体稍稍向前倾了倾，继续深入阐释。
“你看张学良和杨虎城，当年我们与他们接触时，就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是真心实意想要抗日的。这种爱国之心，不会因为有没有西安事变而改变。只要他们能看清当时的局势，明白民族危亡的紧迫性，早晚都会主动找到我们，与我们携手联合抗日。”
“再说，那时候蒋介石一门心思要剿共，对日本的侵略却采取不抵抗政策，他手底下的人难道就真的心甘情愿吗？实际上，他军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对此不服气，长此以往，事情必然会出现变故。”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似乎察觉到众人的期待，微微一笑，缓缓说道：“那些国民党军队中，只要是真心想要抗日的力量，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蒋介石不联合我们去对抗日本呢？你要知道，民心所向之处，就是发展的方向。只要顺应民心，为了民族大义而奋斗，我们的事业自然会不断前进。”
范济生听后，心中大为震撼，不禁感叹道，只要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