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本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的两个民族，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无差别屠杀。
而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
胡图族为了争夺总统权力，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
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之一。
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
这种充满剧毒的历史叙述，我们尤其应该引起警惕。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它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
剧毒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让人难辨真假。
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
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
1976年，因为愤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被逮捕下狱。
在监狱里跟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杨奎松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个死囚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
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
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
▌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有人请教杨奎松，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尤其是政治对学术影响最大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这是杨奎松最反对的。他指出，凡是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更别说那些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研究。
◎其次，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群体性的人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以后来者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苛责，只有“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学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
◎最后，要能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