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女士作为200万元保证金的出资人之一，没有拿回这些钱，本身就有损失。而令她更委屈的是，公司另一位股东突然报案，称她与A公司串通签署虚假合作协议和续租合同，骗取保证金……
2024年8月的一天，李女士收到了公安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这一刻，她如释重负，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
几个月前，李女士的代理人陆律师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撤案监督，控申检察部门的检察官樊亚宁接待了他。交谈中，樊亚宁明显感觉到，陆律师和李女士对于检察机关能帮助到他们并没有抱有很大的信心。
事情还要从2020年6月说起，李女士与另外两人共同出资，在浦东新区成立了一家公司（下称“W公司”），主要经营美容服务。李女士是W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此后，W公司与一家酒店管理咨询公司（下称“A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从A公司租赁了一个商铺用于美容院的日常经营。双方约定，租期两年，W公司支付A公司130万元的店铺转让金以及200万元保证金。
美容院起初经营得很不错。一晃一年多过去了，租约快到期了。2022年年初，李女士在股东微信群里与另外两位股东商量后，又与A公司一次性续签了三年的合同，原先的200万元保证金仍沿用到这次合同中。当时的李女士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笔钱让她在之后的几年里陷入“犯罪嫌疑人”的泥淖中，苦苦挣扎。
没想到，续签合同后，美容院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股东之间对店铺的经营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分歧，李女士便决定不再管理店铺，交由其他两位股东打理。不久后，因经营不善及交不出租金，店铺被A公司收回，但A公司没有退还200万元保证金。
李女士作为200万元的出资人之一，没有拿回保证金，本身就有损失。而令她更诧异的是，2022年9月，W公司的另一位股东突然报案，称李女士与A公司串通签署虚假合作协议和续租合同，骗取保证金。同月，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
李女士心想，既然问题出在这200万元上，那么，就想办法拿回这笔钱。作为W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在2023年8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A公司退还保证金。然而，因为她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法院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裁定驳回了她的起诉。
无奈之下，2024年3月，李女士委托代理人陆律师来到浦东新区检察院请求依法监督侦查机关撤销相关立案决定。
为尽快解决李女士的诉求，樊亚宁向院领导汇报后，将材料转交给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老检察官宋洪远。“李女士的诉求无非是将涉及她的刑事案件尽快办结，让民事诉讼可以进行下去。”宋洪远初步研判后分析出问题的本质。
对此，浦东新区检察院于当日作出受理立案监督申请的决定，并立即开展审查工作。经初步审查，宋洪远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遂将案件线索移送该院刑事检察部门。
“小樊，可能案件没办完，我就退休了，但后续我也会一直关注案件的调查情况，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案件移送不久后，樊亚宁收到了宋洪远发来的一条短信，继续跟进办理这起案子。
樊亚宁（右一）和同事研讨案情。
该院刑事检察部检察官经进一步审查发现：根据相关资金账户、银行流水、合同、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2020年李女士在凑齐130万元店铺转让金和200万元保证金后，便悉数转账至A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且A公司负责人反映上述两笔钱的用途与合同约定完全一致。经对A公司账户交易流水进行梳理，检察官发现仅有较少金额回流到李女士的账户中，且时间段不具有特征性，属于A公司和W公司的其他日常工作业务往来。此外，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2年，李女士曾将续签协议发到股东群中讨论，是获得其他两位股东的认可后才去进行续签，难以认定“李女士与A公司串通签订续租合同”。
经审查，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李女士的行为被认定为诈骗罪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对李女士的刑事立案应予以撤销。随后，该院向公安机关制发了通知撤销案件书。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为什么其他股东会对这200万元的用途和去处产生怀疑？樊亚宁在审查过程中了解到，当初这200万元的用途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续约时又直接转为店铺管理费。后来因生意不景气，续约后不久就闭店了，200万元却没有拿回来，因此，一位股东产生了怀疑，就发生了前面报案的情况。
当公安机关将案件调查情况及撤案决定告诉给那位报案的股东后，她也表示认可。
对于李女士来说，似乎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原本抱着“试一试”心态申请的撤案监督，没想到竟让她的生活迅速回归了正轨。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解除了，李女士身上的包袱一下子少了大半，她有了重新进行民事起诉的可能。考虑到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时间成本，李女士与A公司选择和解协商，目前已形成初步协商意见。
因要去外省照顾生意，今年2月，李女士离开上海前特意来到浦东新区检察院，当面向樊亚宁道谢，并拍了一张合照。这张照片，樊亚宁发给了已经退休的宋洪远，并附上了一句话：“使命已经完成！”
（来源：检察日报 整理：童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