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那天我心潮澎湃,因为我抵达了泉州。1330年,中国南昌籍航海家汪大渊正是从这里驾船出发,开始了周游世界,最远抵达东非的索马里和莫桑比克,返程时首次抵达澳大利亚。

1337年他再次驾船出海,深入非洲莫桑比克海峡,并再次探访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带。回国后他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重要史料《岛夷志略》,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按照西方不把当地土著当人看的逻辑,应该是中国最早发现了澳大利亚,比西方早了两百七十多年,中国应该拥有对澳大利亚的主权。

他的著作《岛夷志略》,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郑和团队的参考书。他们在下西洋之前进行了仔细研读,并提出了很多质疑,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汪大渊记载精确无误。



这也说明,在七百年前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可以进行远洋航行。当时的泉州,是全国的造船业中心,朝廷两度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远洋船舶叫做福船,就是在刺桐城(泉州别称)建造的。这种船已经用上了抗击风浪的高科技——水密隔舱技术。

在航行中,万一船体出现破损进水,因船体已被分隔成若干个密封舱,航行过程中万一咔嚓一声漏水了,最多一两个船舱受损进水,也不会让全船快速被海水灌满,不至于沉没。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古船,该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建造,长34米,宽11米,型深3.8米,是一艘典型的三桅福船,排水量约400吨,载重200吨,12道隔舱板把整艘船分成了13个彼此独立的舱室。





这是什么概念?两百年后实现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旗舰的排水量仅有110吨,其余的都不足百吨。比麦哲伦早一百年的郑和船队那更不得了,最大的宝船长140多米,排水量在万吨左右了。

而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港,重点班第一当然就是全校第一,也好比说河北钢铁产量中国第一,那其实就是世界第一。

马可波罗曾这样形容泉州港:当有一艘胡椒船在亚历山大靠港时,就有一百多艘船在抵达泉州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曾惊叹泉州港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港口。

这个伊本·白图泰很有意思,他还称赞了中国的治安。他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所以泉州是东方大港,更是世界大港,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我要说,中国一直都是海洋大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海洋强国、航海强国。

中华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最初的确是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既不封闭也不保守。要是封闭保守了,这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和300多万海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大部分时候都在锐意进取,有时候向陆图强,有时候向海图强。但也有一些历史时期故步自封,不过这不是常态。

周王朝分封诸侯,其实就是向周边图强。很多王室亲戚和开国功臣,被封往边疆蛮荒之地。秦始皇不但统一了中国,还开疆扩土、大搞基建,你不能说他封闭保守吧。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搞到一个地球仪。

汉朝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说他封闭保守,恐怕匈奴单于从棺材板里爬出来,也要表示反对。南越、朝鲜、夜郎、东越、西域诸国都有话要说。

汉武帝不仅向周边图强,也向海图强。他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的往来和贸易。广州、徐闻和宁波,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东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使用船尾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很繁忙。三国时期的孙吴坐拥东南沿海,并开启了海上外交的先河,孙权曾派人东渡北上下南洋,出使一百多个国家。

孙吴造船业发达,专门设有典船校尉一职负责造船事宜。降晋的时候,周船共计五千余艘。其中最大的五楼船,能装三千余人,当时宁波、番禺、泉州都是大港。

东晋的卢循能造八槽船,这是最原始的水密隔舱技术。由于陆上的丝绸之路遭到战乱的破坏,海上丝绸之路变得尤为活跃。东晋的法显大师走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了印度。

唐朝的航海家杨良瑶率团队下西洋,比郑和早了620年。1982年,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罗家村发掘到了唐代航海家杨良瑶墓前的神道碑,碑文记载了他下西洋的历史。

宋元时期就更别提了,中国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南宋绍兴32年,泉州和广州两个市舶司税收占了朝廷财政总收入的5%,造船业从业人员数十万。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倭寇作乱,朱元璋开始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得入海,严禁商人从事海上贸易。但是官方是可以出海的,比如郑和下西洋。

清朝前期继续实行海禁政策,直到统一台湾之后才开禁,并设立了四海关。到了1757年,乾隆收紧了开放程度,仅允许广州十三行与西方通商。

虽然明清时期在海上较为保守,但是在陆地上还是有所进取的,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巩固了中央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统治。

古希腊文明号称是海洋文明,可古希腊文明在哪儿呢?你都没有了,还好意思说开放进取?古罗马也号称是海洋文明,可古罗马也没有了。

西方号称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衣钵,但古罗马灭亡之后,西方就进入了漫长、黑暗又封闭的中世纪。当然西方史学家说,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西方开始了锐意进取。

但他们说的锐意进取,其实就是殖民扩张。所以西方文明,不应该叫西方文明,应该叫西方野蛮。即便是这样,到现在也仅仅五百年。

当前的西方世界搞贸易战、搞科技战,排斥华为5G、拒绝中国汽车,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好意思自诩为开放的海洋文明?

这次泉州之旅,我去了蟳(xún)埔村,在那里感受到了真正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蟳埔村位于泉州晋江入海口,是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渔村,目前有7000人口。

学爸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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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之后,感觉最特别的是这里女村民的装饰——上簪花围、身披大裾裙、下着阔脚裤。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特别的装束呢?这跟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文明五千年薪火不断,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我觉得这跟民族的精气神儿有关,勤劳勇敢、不怕困难。

虽然中华文明最初是农耕文明,但信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国人,并没有故步自封、怨天尤人,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会想方设法活下去。

蟳埔村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只靠种田肯定不行,他们就面向大海谋生。男的出海远航,或捕捞或做生意,女的在家也没闲着,每天起早贪黑下海逮鱼抓虾、上滩涂敲蚵(hé)、挑海味贩卖。

所以你看,她们为什么阔脚裤?一方面是为了站在浅滩上,另一方面她们劳作时上厕所方便一些。她们的大裾裙,有两个大口袋,是为了收纳拾获的海产。

为了方便劳作,她们必须要把头发盘起来,然后用簪子一别。她们这个群体就是蟳埔女。蟳埔女、惠安女和湄洲女,被称为福建三大渔女。



那头上的簪花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她们收集过渔获之后,要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也有很多卖花的。如果鲜花当天没卖掉,第二天就会枯萎,临下班卖花的会把鲜花送给这些渔女。

由于渔女还要搬运东西,她们就直接把花插在她们头上。久而久之,她们就养成了簪花的习俗。平日里也不会簪那么多,但是到了盛大节日,她们会扎一圈,打扮得非常漂亮。



这个惠安女的服饰也很特别,也跟生产生活有关,一看就是经常在外风日晒的,必须把防晒工作做好。短衣襟是为了避免衣服被海水打湿,干活利索方便,宽裤便于涉海,也容易风干。



蟳埔村的房子也很特别。这些房子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墙体用海蛎壳和海泥混合筑成。这是因为男人们远航卖货回来时船舱就空了,需要找些东西压舱,海蛎壳就充当了压舱石的作用。

这些海蛎壳越堆越多,于是就有人废物利用,用作建材。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墙体不仅隔音效果好,而且非常坚固,甚至能抵挡炮火攻击,于是这种蚵壳厝(cuò)越来越多了。



虽然说中华文明源起农耕文明,但来到了海边,依然很快就能适应海边的生活。19世纪中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很多中国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时,华北地区的人闯关东,而东南沿海的人则是下南洋。泉州是著名的侨乡,分布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华侨,多达一千万人。

这些华侨虽然客居他乡,但是保持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爱拼敢闯、爱国爱家的精神。他们很快就在国外杀出一片天地,菲律宾十大富豪泉州华侨占了七个。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国情怀。梧林村的村口,伫立着一座建筑面积八九百平方的大别墅,他是旅菲华侨蔡朝东的宅邸,可惜烂尾了。烂尾的原因,是蔡朝东把装修款拿去抗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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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林村像这样的烂尾楼还有很多。顺意楼建于1935年,旅菲华侨蔡顺意在家乡梧林盖了一栋房子,也是装修没完成全面抗战爆发,他义无反顾把所有资金捐给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蔡顺意家族又将该楼借予乡民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被村民称为“旧学堂”。所以你看门口上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砖雕。



梧林村还有一幢最为壮观的五层厝,是菲律宾华侨蔡德鑨的宅邸。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大楼主体亦未完工,蔡德鑨及其家族把装修款项悉数捐出。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可以说把一切都捐给了国家,又是兴办教育、又是支持革命,又是支援抗战,自己却吃糠咽菜、勤俭一生。

国难当头之际,有的华侨选择挺身而出、共赴国难。这么说吧,泉州籍华侨一共出了4位将军,包括开国上将叶飞、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后来担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青山少将。

改革开放之后,泉州人发出了“爱拼才会赢”的最强音,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晋江,从著名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县域经济四大天王,创造了晋江奇迹。

晋江是世界鞋都、世界伞都、拉链之都、夹克之都。每年制造了全国约30%的伞、25%的品牌男装、20%的休闲食品及60%的外墙砖。

很多如雷贯耳的品牌,竟然都是这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比如安踏、特步、361°、利郎、劲霸、七匹狼、九牧王、柒牌、盼盼、心相印等。

2016年,晋江再次向制造业的天王山发起了冲击——成立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虽然遭到了美国的无情打压,但福建晋华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这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泉州也在居安思危,要想保住竞争力,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必须大力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的成绩单还是不错的,泉州GDP增长6.2%。更值得欣慰的是,泉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3084家,累计建成“大院大所”30家,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大的技术动力。

总之,来到泉州,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进取、爱拼敢赢的精气神儿。有了这个精气神儿,我们既可以向陆图强,也可以向海图强,还可以向高科技图强,向高质量发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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