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地一把手
2009年9月7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军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开展。我去看了展览，被一幅题为《许世友将军下连当兵》的油画所吸引。
这幅作品形象生动地再现了1958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父亲，主动响应毛主席“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而下连当兵的情景。他全副武装，军容严整，头戴士兵船形帽，身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55式中士士官军衔军装，手持53式自动步枪，携背子弹袋，与所在连队的士兵并肩向右看齐……
下连当兵
回到1958年9月21日下午，南京军人俱乐部礼堂内正在举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毛主席马上要来接见会议代表。”会场立刻沸腾了。
油画 《许世友将军下连当兵》（作者：陈坚）
不一会儿，毛主席在中央军委领导的陪同下，缓缓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握着父亲的手说：“现在中央规定了，地方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一段时间进工厂当工人、下乡当农民的任务。你们当将军的，可不可以也下连当当兵啊？可不可以搞个决议啊？”
父亲当时就坚决果断地回答：“完全可以，我马上就向军委打报告，我要求下连当兵！”
父亲下连当兵与战士们在一起
9月22日下午，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最后研究决定，批准许世友上将、肖望东中将、龙潜少将等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
当晚，被批准的几个将军举行了一次“士兵座谈会”。父亲在会上说：“几十年前我当过兵，那时官兵不分你我、不分老少，都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个个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正是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了战士的成长，培养了我们成为军官。今天我们当了高级干部也不能忘本，在我53岁的今天，又第二次成为普通一兵，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我这次下去一定要把兵当好。”
在决定下连当兵后，父亲回到家中，脱掉他穿惯的“布草鞋”，换上战士穿的解放鞋和军装，戴上船形帽，肩背背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问母亲：“你看我像不像士兵？”
母亲说：“像还是挺像，就是老了点儿。”
父亲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一会儿，对母亲说：“你说像不算数，等到了部队，战士们说像才是真的像。”
1958年10月17日一大早，吉普车把父亲送到了浙江宁波海防前线某部六连。六连官兵听说大名鼎鼎的许世友司令员来当上等兵，又吃惊又好奇，争相传扬这件事。
父亲的车刚刚进入营区，战士们已经列队路旁，敲锣打鼓，鼓掌欢迎这批“老兵们”下连当兵。
连长高立山很紧张，他还是按照习惯，严肃地跑步来到父亲面前，立正、敬礼、报告。
父亲见他这样，连忙摆手说：“你搞错了，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兵，是你们连的上等兵，应该是我向你连长报到。”
说完，父亲抬手向高立山敬礼，正正规规报告：“连长同志，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请分配工作。”
高连长吓了一跳，整得满脸通红，好半天才说：“报告首长，你被分配在二排七班。”
父亲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还改不过来，向我报告什么？我不是首长，是上等兵许世友向你报告！”
事后父亲和高立山谈心：“我到连里来当兵，你有顾虑吧？”
高连长说：“没有！”
父亲说：“没有是假的，我向你表个态，我这个兵很好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连里，就听党支部和连排长的话，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不会给你们添麻烦。”高立山听了，感动得差点儿掉下眼泪。
父亲到了七班，又向中士班长张吉生敬礼报到：“报告班长，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
张吉生慌忙从父亲手中接过背包，替他铺床。另一个战士则递给父亲一杯开水，恭恭敬敬地说：“报告首长，请喝水。”
父亲笑着说：“我不是首长，是上等兵，你是个下士，级别比我还高一级呢。你以后要多指教我，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
后来那些战士来我们家做客时说：“你爸爸非常有特点，刚来时很少言笑，一脸威严。别说是战士，就是团长、师长也都有些怕他，何况我们这些只当过几年兵的战士，当时确实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入连第一天吃饭，七班的班长和战士都争着给父亲盛饭舀汤。父亲谢绝了，再三对班长张吉生说：“我在你们班当兵，你就是我的上级，就要大胆管教我，不要太客气了，要帮助我拿下官架子。一个战士要班长替他盛饭，这还了得！”
周末晚上，驻地村庄放电影，连队集合观影。临行时，班长张吉生要替父亲背步枪，父亲不肯，两个人把枪争来夺去，最后还是父亲赢了，说：“你怎么能缴我的枪啊！”
父亲再次告诉这个班长：“我啊，要打掉自己身上的官架子；你呀，不能培养我的官架子。”
还有一次，父亲和班里的战士一起锄草、打扫垃圾，宣传部门的干部则拿着照相机在一旁给父亲拍照，并请求父亲停下来，摆个造型。
父亲没停，边锄草边说：“你要么和我一块干活，要么去给战士们照相去！农村社员们一天干到晚，也没见人给他们照个什么相！我才干了一点儿活就要照相，像什么话？不准照！”
父亲下连当兵时同战士一起站岗
父亲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和战士们谈心，谈自己的经历及家庭情况。班里的战士原来还有点儿拘束，但看到父亲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诚恳，很快消除了顾虑。
开始战士们称他为“首长”“许同志”，后来称“老许同志”，最后索性直接叫“老许”了。这种变化也是因为父亲开始了战士的生活，和七班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打下的基础。他与战士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从战士们对他的这种逐渐变化上以及与战士们之间关系的改变上，父亲知道自己已经回归成完全意义上的标准士兵了，脸上也有了笑意。
战士们几乎都知道父亲在少林寺的那段经历，都知道他会武功，这非常吸引他们，经常请求父亲：“老许啊，来一段功夫！”
因此，吃饭前，父亲经常拎起板凳来演示几下，只见他左挡右砸，进退如风，总是引起战士们一大片叫好声。训练休息时，又有战士要求他表演武术。父亲站起身来，依礼双拳一抱，继之虎虎生风地打出几套拳法，战士们看得非常入迷。
很快，全连战士都成了父亲的“徒弟”。少林寺的传统功夫“板凳功”被父亲改成了“板凳操”，教给战士们练。一来二去，任何一个战士提起板凳都能来几下功夫，害得司务长直埋怨：“食堂里的板凳老是缺胳膊断腿的，我修补不过来啊！”
父亲为战士们表演少林功夫
连里组织劳动，上午，父亲去山边参加积肥。山很陡，大家都不让父亲挑担子，可父亲一把抢过担子说：“上山挑担子我有经验。年轻时我挑担子走几十里路，还翻几座山哪。”说着，父亲让战士往他的筐里加满草和土，然后挑起担子走下陡峭的山坡，腰不弯，身不晃，扁担在肩上吱吱嘎嘎响。
一起来下连当兵的领导干部望着父亲的背影说：“许司令已经53岁了，身上留存战争年代的多处弹伤，你们不能再让他挑这么重的担子了！”
但是那天，父亲一直坚持挑了三担，才被别人夺走了担子。
下午修水库，战士们故意早早地把扁担抢光了，不给父亲留下。
父亲竟然就用两只手直接提着两筐土，快步直奔大堤。当时在场的那些战士看了大惊，继之感动、赞叹不已。
当时连队正在大练兵，为军区即将举行的渡海登岛演习做准备，要下海练泅渡。10月的天气，海水冰凉，战士们都担心父亲下海会冻出病来，又知道劝不住他。班长想出个办法，就对父亲说：“老许同志，你不要下海，站在岸边当观察员吧。”
但父亲坚决要求参加，他对班长张吉生说：“我眼神不如年轻人，班长还是派个小伙子担任观察员吧，我下海！”
说完，父亲便和战士们一起冲入大海练了起来。上岸后，他还说：“战争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万一我乘坐的指挥舰被打沉了，不泅水怎么办？”
10月27日，连队进行攀登绝壁训练。攀岩的难度较大，搞不好会出危险，父亲知道别人会说他年纪大，阻挡他，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疾步上前，抓住绳子就往上攀。战士们紧跟上去。
正当父亲攀登上半山凹处时，攀绳被后继战士拉紧，父亲手滑脱脚，身子悬空了，站在地面上观看的保卫部长赵一德吓得顿时面色苍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父亲身子一斜，一手抓住了绳子，一脚蹬住了岩石，往上一蹿，另一只手又抓住攀绳，化险为夷，继续攀登，最终顺利登顶。在地面观看的干部战士都很惊叹，都说这要归功于父亲在少林寺打下的功夫底子……
晚上的班务会上，班长张吉生批评了父亲，说他50多岁了，不该攀登绝壁。
父亲说：“我接受班长的批评。但是要说明一点，你的批评是正确的，我锻炼一下也是需要的。”
班长说：“老许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多注意休息。”
父亲笑答：“许世友同志下连当兵，就是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操练，不应该有任何特殊！”
父亲的平易近人换来了战士们的真心爱戴。
一次，连队在海边山头上测试速爆杆的威力，战士们坐在离爆点只有20多米的山芋地里。在即将爆破的一刹那，小战士孙承仕突然一下子坐到了父亲的对面，用自己的身体挡着父亲，原来他是怕石头崩到父亲身上。父亲让他坐到后面来，小孙死活不肯。
父亲心里很感动，他回来后多次在开会时提到：“一名干部只有真诚地去对待战士，战士才会真心地对待你，甚至会不惜一切保护你。”
快年底时，连里开“五好战士”评比会。评到父亲时，全体干部战士要把他评为“五好战士”。
父亲起身说：“我一好、两好也许有，五好肯定当不起！你们要多给我提些缺点，将来我要带回军区，还要向军委汇报。”
此话一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言。
高个子机枪手邵世好说：“老许第一好就是像个兵样，没有丝毫将军架子，干劲儿比我们年轻人还大。”
孙承仕说：“老许比我们普通战士还普通，还挺会体贴人的……”
最后，全体一致通过，还是评父亲为“五好战士”，父亲自己反对根本没用。
转眼间，父亲与战士们在一起生活、学习、劳动、训练数月了。在下连的这些日子里，父亲了解了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和思想状况，与七班的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终于到必须离开连队、返回军区工作岗位的时候了，他和战士们都有强烈不舍之情。告别营区那天，好多战士都流下了眼泪。
父亲回到南京后，首先给他的七班全体战友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在连队当兵几个月的感受，并称自己“永远是七班的战士”。
再后来，几乎所有的七班战士都来我们家里做过客。父亲无论工作多忙，总会抽出一些时间赶回来，和这些战友们谈谈心，唠会儿嗑，并招待他们在家中进餐。
不光是战士来做客，记得还有个七班战士家乡的老伯，是个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竟然也找到家里要见父亲。
开始警卫人员不了解情况，不放他进院子。老伯请求警卫反映给母亲，母亲知道了，马上请他进会客室来谈谈情况。原来，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需要地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和老百姓一起度过这段苦难时期。老伯在家乡反映政府部门的一些情况，却无人理睬，所以，他就来找父亲了。
父亲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母亲便按照父亲的交代，安排老伯在部队招待所住下。临走时，还把家里仅有的200元钱都给了这位老伯。老伯拿到钱后当时就跪下了……
父亲回来后，了解了详细情况后，立即让秘书打电话给安徽省政府并转去老伯的信。后来听说，县里很快就派人下去解决问题了。
4个月之后，这位老伯又带着他的四姑娘专程来南京道谢，还带了一些土特产。父亲抽空见了他，告诉他：“回去好好做一做父老乡亲们的工作，让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共同努力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这些土特产也请你带回去，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吧。”
这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对我后面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国家的利益、危险和损失看得高于个人的一切，抱着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去工作。父亲认为这一点对任何人的一生都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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