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70年4月某一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从联邦政府大厦徒步走过来，经过和平塔下，来到议会大厦的小厅里与汉弥尔顿同喝咖啡，就包含着对前任农业部长的尊重。汉弥尔顿见过周恩来，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其中谈到过台湾问题。
汉弥尔顿笑着说：“实在抱歉，你出任总理时，报上刊载了你的履历，我看了才知道你跟我是同一年，都是1919年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特鲁多说：“你当这个部长那个部长的时候，我还在大学教书呢。”
特鲁多这是指汉弥尔顿在联邦政府先是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长，接着又调任农业部长。
两人就这样谈起承认中国的问题来。
1、特鲁多与汉弥尔顿的茶叙
特鲁多说，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建交谈判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极其重视、极其敏感。
汉弥尔顿回忆说：
“周恩来总理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恩来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唯一的重大分歧，必要的话中国准备再等50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所在的政府内阁，迪芬贝克总理是有过承认中国的想法的，但是一接触到很实际的台湾问题，当时就感到实在太棘手，特别是美国的干预与制约，使想法未能实现。”
特鲁多说，当自己还是一个无党派的青年学生的时候，自由党的圣劳伦内阁就打算承认北京政权；那个时候莱斯特·皮尔逊担任外长，就在英联邦的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建议。正在此时，内阁政府接受了美国提供的不准确情报，使加拿大不幸卷入了朝鲜半岛上的那场战争。
特鲁多很有感慨地说：
“这是一场与中国为敌的战争啊！政府很快就清醒了，认为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不成熟的和不明智的'，并要求尽快结束战争。”
特鲁多又说：“后来，我加入了自由党，给已经担任总理的皮尔逊做秘书。他就很有感触地对我谈起过朝鲜战争的教训：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有1500多人伤亡，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停战之后，政府是接受了教训的。不久，美国在马尼拉组织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国就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皮尔逊一再坚持认为，加拿大不应受美国对台湾义务的约束，我们是很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
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做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总理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特鲁多笑了：“套鞋，套在美国人脚上？！哈哈，迪芬贝克的比喻真贴切。美国人现在竟然说我是‘共产党人’。有一家报纸甚至列举了好些事实证明我是共产党，说我1949年在魁北克支持过有名的石棉工人大罢工，1952年还去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党人的会议，1953年还因此拒绝给我去美国的人境签证。”
特鲁多又说：“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现任内阁还是要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认为，我们作此表态已经足够了；至于台湾岛是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无须由加拿大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
汉弥尔顿问：“为什么？”
特鲁多说：“就像我们从不要求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承认北极圈地区是加拿大的领土一样，我们也不愿对别国的领土承担义务。”
“不。我觉得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道理。台湾问题与北极圈不同，北极圈范围里没有任何政府声称要代表整个加拿大国家。”
汉弥尔顿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报纸上说，去年年底第24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时，我国代表仍然投美国提案的票，就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问你，为什么你反复表示不看美国的脸色而要承认中国，加拿大又在联大跟着美国投票。”
特鲁多说：“对于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还提出另一个前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们应从法理上说，我们也不能对属于将来的行为预先承担义务。”
汉弥尔顿笑了：“我们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里当然应只能由北京政权代表中国。北极圈里的那些北极熊居民们，是不会要求在联合国里占据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鲁多哈哈大笑，就开玩笑说：“应该称你为汉弥尔顿同志，代表中国与我们进行建交谈判。哈哈哈。”
两人相视大笑起来。一个是执政的自由党领袖，一个是在野进步保守党骨干、众议院议员，他们的笑声表明，对于尽快承认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2、“加拿大模式”的奇特之处
10月7日，周恩来在出发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中加谈判请示报告等几份紧急文件已经递到他手上，夹子里还有邓颍超写给他的一张字条。从瑞典传来的是好消息，这一天，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中加建交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送走加拿大客人之后，王栋立即发电报向北京报告。
周恩来来不及细看文件，只是看了一遍邓颖超留给他的字条，这是叮嘱他注意身体：
后天八号东郊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擅自掌握。
1970年秋天，周恩来太累了！
在庐山召开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他既要在庐山上参加斗争很激烈的会议，还要在会议途中乘专机在北京与庐山之间往返，在京城处理一些极其紧急的国家事务，正在瑞典首都进行的中加谈判也是他亲自掌握的。他劳累过度，以至于在庐山上突然出现了气促与眩晕，经医生检查，心脏出现异常。于9月5日凌晨开始吸氧。从此以后，他办公的时候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会见西哈努克之后，周恩来又赶往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当晚夜深，周恩来返回中南海，才得以细阅斯德哥尔摩电报传来的喜讯。他消瘦而疲态显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喜悦的微笑。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加拿大与英国同属于英联邦成员国家，英国虽然在1950年1月就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直至1970年尚未公开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在联合国一直投票赞成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致使中英两国关系还处于“半建交”状况。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划分的战略理论，进一步把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第二世界的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以瓦解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一向重视对加拿大的工作。
加拿大虽然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但是，加拿大从其本国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也并非完全屈从于美国。从60年代初开始，加拿大就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令，同中国连续做起了粮食生意，开展了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往来。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之后，中国对加拿大采取了既争取又斗争的方针。对其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予以揭露并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则净取与加拿大开展贸易交往，增进了解，对加拿大官方人士，也不一概拒之门外，而是根据需要，适当接触和交往。
周恩来还对来访的汉弥尔顿说：“如果进步保守党领袖迪芬贝克愿意访华，我们欢迎。”中加两国还实现了互派记者，1964年6月，新华社驻加拿大分社宣告成立。1965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签订了第三个小麦购销协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方民间交往随之中断，官方和半官方的往来也一度停顿。但是，双方的贸易却没有停，反而一直在增长，中国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数额而且越来越大。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几乎决定了加拿大粮食生产的规模。
当时，周恩来是注意到执政的皮尔逊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迈出了一个小步子的。在1966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从追随美国投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变为弃权。当时，周恩来曾经对身边的人说：“从反对到弃权，就是不反对。该算是一个小进步。”
到了6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政界人士已经感到，不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是不符合加拿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制定了中加建交的谈判方针。在1969年底联大开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加拿大仍然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了暂对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进行“冷处理”。但是，问题总得解决。
他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同意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这就是新中国建交史上的独特的“加拿大方式”。
毛泽东批准了采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中加建交谈判中关键的台湾问题。
据作为王栋大使助手参与了谈判过程的俞孟嘉回忆：
“我国同加拿大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周恩来远见卓识，首先批示同意谈判，以后国内发给我方谈判代表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核问修改，使谈判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取得成功。”
经过了15次谈判，终于在1970年10月7日这天就两国建交公报达成了一致。
批阅了几份急件之后，已经是10月8日凌晨。按预定时间，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作了汇报，并商量接待马上就要抵京做秘密访问的“东郊贵宾”金日成之安排。毛泽东得知中加建交谈判达成一致后，笑着说：“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
3、谈判的继续
其实，在斯德哥尔摩城西北面利丁厄路的外国使领馆区，中国与加拿大两国驻瑞典大使馆相距并不遥远。加拿大使馆是新建筑，中国使馆是老房子。那个时候的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是耿飚将军做首任大使时所购置的一栋二层小楼，院落也不大，整个建筑风格凝重典雅。中加建交谈判就轮流在两个使馆进行，逢单轮是在中国使馆，逢双轮是在加拿大使馆。双方都很客气，以礼相待。
双方在一开始谈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有差异的。
在第七轮谈判之后，加拿大在1969年底举行的第24届联大仍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使谈判过程出现了曲折，中方不得不在连续数月内不与加方联系。中方不与加方联系，这就使得在加拿大使馆举行的第八轮谈判没法进行下去。加方代表当然明白，这是中方代表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玛格尔知道，要是加方主动去催中方，这就有失外交颜面，尽管夏普外长急了，因为特鲁多总理也过问了。夏普催促玛格尔大使要想出什么办法来加速谈判。
中方沉默了整整五个月，1970年6月，北欧迟来的夏天到了。中国也结束了“冷处理”，恢复了谈判。加方懂得了台湾问题在中国人眼中是何等重要了！
王栋诚悬地告诉加方，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国，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权利，周恩来总理就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你们承认了新中国，但在联合国又承认了另一个“中国”，而我们只承认一个英国，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
王栋指出了加方过去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早在1950年9月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策动下，为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大，加拿大就曾提出过《关于建立中国代表权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
加拿大还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1960年，加拿大进步保守党执政期间，外交部长格林几次表示反对中国解放台湾，还表示不承认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自由党执政期间，总理皮尔逊和外交部长马丁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说：“加拿大赞成让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但不能同意把它的统治扩大到台湾。”
王栋强调说：“鉴于过去加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为确认双方协议立场，并正视听，建交公报在文字上应该明确地体现出建交原则。”
玛格尔表示：加方明白了中方的立场，不再坚持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错误主张。
曲折过去了。1970年6月至9月，恢复谈判之后频率加快了。1969年，从5月开始至年底共8个月，双方进行了7次谈判，平均一个半月进行一次；而1970年从6月至建交公报完成的10月，仅4个月内谈判进行8次，平均每月两次。
9月17日，中加建交谈判第14轮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举行，谈判取得了突破，双方接受了如下表述——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取得这样的突破虽说也是必然，但是来之不易。
在建交谈判第五轮开始讨论建交公报文稿，进入1970年，双方继续在建交公报文稿上进行研讨和磋商。在谈判中，中方旗帜鲜明地体现中国的建交谈判原则，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两个中国”，对待谈判则持积极而不着急的态度。中方对加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积极方面，给予鼓励和欢迎；对其消极的表现，则坚持原则，不予迁就。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仍然围绕着公报中对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
4、建交公报表述的分歧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一书，对双方原提出的公报文字作了记述：
中方建议的公报草案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年×月×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尊重，不奉行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因此，决定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加两国政府商定在六个月之内互派大使，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惯例，在各自首都为对方的建馆及其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但是，加方要求在公报中体现加方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涉及领土范围。加方提出在建交公报中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注意到这一立场，然而认为不宜对中国领土的界限表示任何意见。
加方还主张，将中加双方在谈判中表述各自立场的纪要作为公报的补充文件。
王栋大使看了加方方案，表示说：贵方方案中，没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方案中对领土的意见，中方都是不能接受的。
玛格尔说：对公报，加方建议仿效中法建交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只提双方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和定期任命大使。
玛格尔经请示握太华之后，不再坚持其主张，但仍在公报文字上做文章，将台湾问题说成是领土界界限问题，提出公报仍要有“承认而不涉及领土范围”等字句。
王栋经过反复理，争取了加方在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打掉了加方建议中的不伦不类的“领土界限”的提法，并拒绝搞内容庞杂的会谈纪要作为公报之附件。同时，经过请示北京，也适当照顾了加方的实际处境。这样，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对公报的立场逐渐靠拢，终于在9月17日在加拿大使馆举行的第14轮谈判中达成了建交协议。这个时候，离1970年第25届联大开幕尚有一个星期。按联合国的章程规定，每年9月下旬的第一个星期二，是每年联合国大会开幕的日子。
经双方请示国内，20天之后，10月7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双方都很高兴，王栋大使提议说：双方一年多来的辛劳终于有了成果，应该干杯庆贺。于是，主人打开了茅台酒，在茅台的郁香弥漫之中，欢笑声与杯盏交错声传出屋外。
10月10日，中加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在加拿大使馆进行。中国方面由王栋大使，加拿大方面由玛格尔大使，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上签字。
建交公报主要内容分为四段：
1.自1970年10月13日起，两国政府互相承认并决定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2.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3.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4.两国在建交后的六个月内互派大使。
在以上四段中，关键段落是第二段和第三段。其中第二段中“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尤其是“注意到”就是加拿大方面提出方案的原有的措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加拿大方式”。中方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也照顾到加方的情况。
签字之后，玛格尔兴高采烈，吩咐端上了鲑鱼、牛排和奥卡纳冈名产加国葡萄酒。鲑鱼是加拿大西海岸班府产的，牛肉是加拿大西部草原上最棒的艾伯塔牛，美味令人销魂。
玛格尔大使在与王栋干杯时，笑得很甜地说：“为了在北京听回音壁，干！”
10月13日，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建交公报。
中加建交公布之时，第25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进行。不久，联大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18国联合向大会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加拿大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震动，促进了好几个处于犹豫状况的国家与中国建交，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赞成票为51票，反对票为49票，在历次表决这一提案的过程中，这一年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赞成票虽然超过反对票达2票，但因属所谓“重要问题”，其赞成票不足2/3而未能通过；但是，这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已经是一个沉重打击。
1970年的联大表决，预示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掌声从联合国会议大厅四方响起，犹如波涛汹涌，持续很久。
中加建交，被称誉为70年代的“报春花”。加拿大是重要的发达国家，又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大突破。
此后，许多西方国家仿效“加拿大方式”，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紧接着是：
11月6日，意大利与中国建交；
12月15日，智利与中国建交：
进入1971年，5月28日，奥地利与中国建交；8月4日，土耳其与中国建交。
同时，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又一个国家谋求与中国建交或发展关系，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这就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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