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黔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总算卸掉了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务，正式出任陆军总司令部下辖的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虽然黔桂地区的日军是主动撤退的，不过一路尾随追击的汤司令，还是在“桂柳追击作战”中攒了点战功，稍微能抬起点头，毕竟前一年的豫中大败，着实让他声名扫地！
（汤司令）
要说在河南的大肆搜刮，还是有些作用的，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曾被河南百姓斥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被其盘剥得苦不堪言，那汤司令刮来的钱，都干嘛用了呢？
除了拼命扩充军队外，就是玩命朝重庆送礼，重庆的达官贵人们，没少拿汤司令的孝敬，包括手握实权的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这帮人收了钱就得办事，逮着机会便在“老头子”面前，使劲说汤司令的好话。
要不说吃人家的嘴短呢，一番运作下来，汤恩伯虽因豫中会战大败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然而仅仅半年光景，又起复为黔桂边区总司令，率兵到西南地区作战，终于重掌兵权。
稍后何应钦也被踢出重庆，在昆明就任陆军总司令，遂保举汤恩伯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何应钦全权负责对日受降，汤司令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拿到了第七受降区（上海周边）军事主官的肥缺。
1945年9月初，汤司令官率部得意洋洋飞来，捞得盆满钵满，上海滩灯红酒绿，汤司令花差花差。就在汤司令纸醉金迷之际，一个神秘人物也到达上海，接下来的登门拜访，让汤司令倍感紧张！
（汤恩伯和杜月笙）
一、“毛骨森森”入职汤恩伯的
神秘来人是军统代理局长戴笠，当时手握“肃奸”和接收伪产的大权，在上海地区“劫收”期间，军统跟第三方面军和上海警察局，多次出现狗咬狗的冲突，戴笠跟汤恩伯的关系向来较好，自然要谈谈如何分赃的问题。
两个人密谈期间，戴笠同时警告汤恩伯，“老头子”对他的信任是有限度的，一方面是在河南扩军弄权期间，已经犯了大忌；另一方面，是汤恩伯跟何应钦走得太近，自然不受第一红人陈诚的待见，早晚要吃亏。
事实如此，在中央军“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中，汤恩伯是被信任度最低的一个，他既不是早期黄埔教官的班底，比如八大金刚，也不是黄埔毕业生，而是“浙军”出身的半路投靠者，没法跟陈诚和胡宗南相提并论。
（戴代局长）
然而抗战中期，汤恩伯却以胡宗南为榜样，利用在河南战场与日军对峙的条件，一口气将部队扩编到四个集团军40余万人，做起了跟“西北王”并肩的“中原王”，且行事张狂，老头子颇为不悦，特派戴笠前往探察。
戴笠从河南回来后，谓左右道：“胡宗南在关中要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但功高盖主绝无善终”，看来陈胡汤这个汤，照前二位还是差点意思。
因此戴笠这番敲打，着实让汤恩伯心惊肉跳，忙问雨农兄如何是好？戴笠见火候差不多了，提出了一个想好的方案：由军统“东南特区”区长毛森，入职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既显示汤司令的忠心，也能平复老头子的疑心。
（少将毛森）
汤恩伯了然，戴笠此举有着很大的私心，意味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乃至于所部的思想和行动，从此皆在军统的直接监视之下，也便于军统在淞沪地区行事，但是又实在摸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老头子本人的意思？
不过有了这个“监军”，倒是能打消老头子的一些疑虑，权衡一番后，汤司令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几天后，军统大特务毛森走马上任，兼职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当时的各级司令部，“第二处”基本是军统专属。
毛森绰号“毛骨森森”，不仅是戴笠的浙江江山县老乡，还是毛人凤的亲戚，抗战时期曾在上海潜伏，被捕后又从日伪手中逃脱，1944年晋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大区头目，妥妥的军统要员。
（汤司令和美军将领）
二、毛森从此宛如附骨之蛆
1946年春，第三方面军改编为第一绥靖区，汤司令官也如愿以偿，以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挂上了三颗星的领章，春风得意的样子。而毛森宛如附骨之蛆，从此跟定了汤司令，也转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
第一绥靖区不久调往苏北，对战华中野战军，毛森不懂军事只管情报，又兼任该绥区“无锡指挥所”参谋长，其实就是挂个公开职务，仍以保密局（军统已改制）内部的身份，统一指挥上海和苏南地区的特务活动。
1947年5月整编第74师遭全歼，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的脑袋，差点被手杖敲破了，战后毛森奉命巡视前线，并向老头子呈交了战场调查报告，此时戴笠已死，足以说明毛森钉死在汤恩伯身边，背后的水确实很深。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此后一段时间，汤恩伯失去了兵权，在陆军总司令部坐了一年多办公室，而毛森继续从事特务工作。1948年8月，陈仪出任浙省主席，保举汤恩伯接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虽是后方，好歹掌握了一些部队。
毛森又来了！旋兼任衢州绥署二处处长和浙江警保处处长，无论是陈仪还是汤恩伯，对这个大特务到来的目的，都是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三大战役后，衢州绥署机关调往上海，组建“京沪警备司令部”。
1949年1月底，再改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反正不管司令部名称如何变化，毛森始终兼任第二处处长，几乎成了汤司令的影子，怎么甩都甩不掉，而汤亦深知，若想取得老头子的信任，“监军”绝不能赶走。
（上海警察局长）
上海解放前夜，毛森再兼上海警察局长，几乎掌控了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秉承老头子的意旨，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肆屠杀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上海滩那是一片血雨腥风。
毛森从3月份兼任警察局长，到4月下旬仓惶逃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指挥警察和特务抓捕了3000多人，其中有300多人惨遭杀害，对于杀红了眼的毛森，汤恩伯也有些看不惯，但是他真心不敢管。
因为毛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监视汤恩伯及其部属，防止军队出现“异动”，并且毛森不过是前台的打手，那段时间，老头子和保密局长毛人凤，同时坐镇上海实施幕后遥控，汤司令确实不敢造次。
准备举行起义的张权将军，不幸遭叛徒告密后，就是由毛人凤亲自指挥抓捕，以及下令杀害的。
三、毛森迫使汤恩伯出卖恩公
老头子第三次下野后，南京政权已是风雨飘摇，陈仪有心顺应大势再举义旗，之所以用“再”字，是因为1926年北伐时期，时任浙军第1师师长的陈仪，毅然摆脱孙传芳的控制，率部宣布效忠国民政府。
陈仪两次尝试脱离反动阵营，出发点只为避免家乡沦于战火，造福桑梓之心可嘉。不过衢州绥署撤销后，浙省已经没有几个兵了，若想举事，陈仪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手握20多万重兵的汤恩伯，毕竟如亚父一般的存在。
与地下党实现初步接触后，陈仪派出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作为自己的特使，于1949年1月28日下午，悄然到达上海。不打电话不发电报，自然是为了保密，当天晚上，汤恩伯单独会见了丁名楠。
（陈仪）
位高如汤恩伯者，对全国军事形势看得自然清楚，深知大势已去，而陈仪不仅对他恩重如山，政治判断力更是老道，陈仪的劝说和召唤，要说汤恩伯没有一点点动心，显然是不客观的。
因此听完丁名楠的情况介绍，汤恩伯压低声音说：“我身边耳目很多，陈主席来信所说之事，时机尚未成熟，你可先回去面复陈主席，近日内我将去杭州一行，一切待见面时再商议”！
这段话并非敷衍之词，至少透露两个关键信息，说明汤恩伯内心有一定的思想活动：一曰时机尚未成熟，无论是起义还是扣蒋，当然要等解放大军渡江之际，缺乏外部军事配合的举事，是很难成功的，
淞沪守备部队成分很杂，绝大多数均非汤恩伯嫡系，想号召20多万部队同时反蒋，谈何容易？
二曰身边耳目众多，指的就是无孔不入的毛森，对这个家伙的嗅觉和手段，汤恩伯绝不敢小觑，所以才要去杭州跟“亚父”面谈。应该说，此刻的汤司令是有些摇摆的，既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出卖陈仪的念头。
如果事情向好发展，三个月以后渡江战役打响，或许汤恩伯真的会追随陈仪。然而几天以后风云突变，汤恩伯竟然主动约见毛森，交出了陈仪的密信，并请转呈“总裁”，同时将影印件一份，送南京何应钦处“存档”。
1949年2月17日，陈仪突遭免职，这已是不祥之兆，然而陈仪仍然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自己，离职后非但没有逃匿，反而直奔上海，这是有面见汤恩伯的打算，当然是没可能了！2月23日毛森率大批特务闯进陈公馆。
短短几天时间，汤恩伯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快呢？原来他把陈仪的信，锁在了警总办公室的抽屉里，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某日·突然发现，信件有被偷看过的迹象，汤司令顿觉毛骨悚然！
汤恩伯能够猜到，偷看信件的一定是警总秘书，毛森的老婆胡德珍，这女的是浙江海盐人，军统浙江特训班毕业，抗战期间，经戴笠特批嫁给毛森，她不仅是毛森的老婆还是资深特务，主要任务就是监视汤司令。
戴笠在1946年埋下的钉子，四年后终于成为毒刺，汤恩伯眼见事已至此，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只能选择“争取主动”出卖亚父了，遂将事情向毛森和盘托出，而陈仪将军的结局，也就此注定。
（最后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