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由人显，亦赖书传”意味着道教的教义不仅通过道士的实践得以体现，而且依赖于文字和书籍的传播而得以传承。要实现“书传”，则需具备知识和写作技巧。《云笈七籤》中提到：“道不可言传，但欲学者通过书写来传授，方可得闻。善于叙述者必通晓言辞；善于言辞者必通晓其意。若意通，则道可得。”这表明道教并不完全排斥对道的讨论，而是鼓励有修养者将自己对道的理解书写下来，以传后人。
当然，为了“述事”，必须擅长“言辞”和表达。通过阅读和理解“言辞”，人们可以领悟其意，从而得“道”。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学习。道教初创之时，《太平经》就非常重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古者圣贤上士皆悉学”，并提出“愚人通过学习可成贤者；贤者通过不断学习可成圣人；圣人通过不断学习可得道；得道者通过不断学习可成仙；成仙者通过不断学习可成真；成真者通过不断学习可成神；这都是通过不断学习所达到的境界。”这便是将“不断学习”视为成道、成仙的关键。
人们常误解《道德经》中的一些片段，认为道教倡导“无知无欲”、“绝学无忧”。实际上，《道德经》中的“无知”指的是摒弃巧伪的心智，“无欲”指的是消除贪欲的膨胀，“绝学”指的是摒弃虚伪的学问，“无忧”指的是无有忧虑。因此，道教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否定知识。当然，它对知识的理解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南宋末年的道士褚伯秀在《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说：“由己知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乃知之正道。由所知推及所不知。”这说明道教将求知的根源归结于个人的直接体验，从自我推及他人，再由认识他人而认识天道。通过理解已知部分来推导未知部分，这种认识方法实际上与《道德经》中所述：“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相吻合。
灵台方寸间，斜月三星明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位名叫侯楷的青年，自十四岁起便致力于研究《老子》、《庄子》等道教经典，志向高远，不涉婚姻，亦不求官职。十九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道士，并拜正懿先生为师。侯楷对道教的深奥经文了如指掌，日夜勤勉不懈。正懿先生曾告诫他：“汝虽秉山励节，于道不懈，苟非栖隐山林，未易有得也。”意即修道需隐居山林，方能有所成就。侯楷则回应道：“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方寸，即指心灵，指思维的能力，意味着道存于心，何必非得山林之中？正懿先生对他的见解大为赞赏，便说：“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果能始卒无替，道在中矣。”意为理解“道”并不难，难在践行“道”，持之以恒。若能始终如一，那么“道”便在修道者心中。
修道确实需要一个适宜的环境，这是道教历来所重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名山被选为传授道书和炼制金丹的场所。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提到：“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人山。”(《登涉》)到了唐宋时期，天下名山更是被冠以“洞天福地”之名，被誉为神仙居住之地。因此，在人们普遍的观念中，修道似乎都离不开山林的隐居。然而，山林并非与世隔绝，即便身处山林，也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例如，陶弘景被尊称为“山中宰相”，便是明证。
在现代中国，山上山下的经济、政治联系十分紧密，信息交流也极为频繁，那些试图隐居超脱的学道者，即便入山，也常感不如预期。如果说，在魏晋唐宋时期，物质与精神生活尚不发达，社会交流亦不密切，隐居山林以孤寂环境自我约束尚有效果，那么在当今社会，仅靠环境限制则难以成功。因此，“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揭示了一个道理：学道者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应重视自己的“方寸”，而非依赖“山林”。只要心中有道，即便身处喧嚣的都市，也能保持心灵的纯净。否则，即便身处“山林”，也无法避免做出世俗中常见的丑陋和怪异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