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武汉地区报业人员构成及其群体关系研究
芦何秋
(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自1866年武汉出现第一份近代报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段时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方为宣传本派政治主张,在武汉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早在20世纪初,革命党人就已在武汉以报刊作为主要手段为革命进行舆论造势。而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深感民办报纸将危及清廷统治,为遏制革命思潮的传播,也创办大量官报用于抢占舆论阵地。不仅如此,武汉作为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开放的舆论条件、宽松的办刊政策,吸引了大量士绅、学生等创办商业性报刊。除国人自办报刊之外,受汉口开埠的影响,大量外国传教士与商人涌入,出于吸纳教徒与营利的目的,他们创办报刊向国人传递西方的人文思想与价值观念。商业报刊、外报以及不同党派的政治性报刊交织共存,或竞争、或对立、或合作,共同塑造了晚清武汉报业发展的多元图景。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不同社会身份的报人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革命价值追求,为辛亥革命提供了舆论条件与思想动员。
关键词：晚清武汉报业; 报人群体; 人员构成; 群体关系
晚清时期,中国历经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国家从闭塞走向开放,从封建社会步入近现代化的转型期。其中,报人及其所创办的报纸在新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股重要力量(1)王东:《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的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报人群体作为当时社会的“高知阶层”,他们的诞生与发展壮大,不仅深刻冲击了泱泱华夏千年不变的封建制度、传统习俗,也推动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民主主义社会的变革,他们的办报活动,在传西学、启民智、促发展、拯危亡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大作用(2)付登舟、赵晨韵:《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学界对于晚清报业群体的研究涉及新闻媒体与组织架构(3)曾来海:《论晚清民国时期报馆编辑部与营业部间的关系模式》,《编辑之友》2019年第6期。、新闻教育与法规(4)倪延年:《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报刊立法活动及主要特点》,《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等议题,其中成果较多的是报人的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个案研究方面,如对王韬晚年生活状况进行整理,意图揭示以王韬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人的群体特征及其演变历史(5)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分析蔡尔康的办报活动,总结其主要办报思想,并从中剖析晚清士绅由文人向报人、由抵触西方文化到融合中西特色的角色与心态上的双重转变(6)田中初:《游离中西之间的职业生存——晚清报人蔡尔康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这些研究都从知名报人入手,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展现我国第一代新式报人的办报实践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和作用。群体研究方面,将报人群体置于晚清社会与政治转型的历史场景中,对群体历史演进的过程、路径、动因进行分析呈现,如:通过对聚合方式、社会地位、舆论倾向转换的探讨分析报人群体的演进路径;结合纵向历史背景与横向世界形势,考察晚清报人群体的思想变迁及成因;对报人私谊网络进行分析从而呈现其聚合途径及其利弊(7)分别参见付登舟、赵晨韵:《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朱晓兰、杨湘怡:《晚清报人的思想变迁及成因》,《青年记者》2018年第27期;路鹏程:《私谊网络:晚清报人聚合途径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等等。相关研究将晚清报人的职业发展、生存状况置于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以揭示历史重大变局对报业活动及其从业者团体的影响。部分研究将报人群体看作历史变化中被动的适应者,报人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反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并且,相关研究集中于对以抒发政治主张为目的的“政治家报人”群体的讨论,而对同样作为近代报刊主要构成者的“职业报人”、“小说家报人”以及外国传教士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清末民初是我国社会变革、政权交替、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推动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方,为宣传本派政治主张,在武汉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这为辛亥革命提供了舆论条件与思想动员。早在20世纪初,革命党人(文学社、共进会、同盟会)就已在武汉以报刊作为主要手段为革命进行舆论造势。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深感民办报纸将危及清廷统治,为了遏制革命思潮的传播,也创办大量官报用于抢占舆论阵地。不仅如此,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办报历史“更久远”的城市之一(8)内田佐和吉:《武汉巷史》,李故静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页。,自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国人自办新式报纸《昭文新报》起,开放的舆论条件、宽松的办刊政策,吸引了大量士绅、学生等创办商业性报刊,即小报、花报等。除国人自办报刊之外,受1861年汉口开埠的影响,大量外国传教士与商人涌入,出于吸纳教徒与营利的目的,他们创办报刊向国人传递西方的人文思想与价值观念。商业报刊、外报以及不同党派的政治性报刊交织共存,共同塑造了晚清武汉报业发展的多元图景。
本文通过史料整理、文献分析等方式,以1866年武汉出现第一份近代报纸到1911年武昌起义这一时段为研究期限,梳理和筛选出武汉地区百余份报刊以及大约150位报人作为分析对象,以此对武汉报人群体的人员构成以及群体关系进行分析呈现。本文所说的报人指的是在近现代报业中直接从事新闻采写与评论写作等内容生产的职业新闻工作者(9)陈志强:《“报人”释义》,《学术交流》2016年第11期。。他们包括对办报理念、办报内容等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主笔、编辑、供稿人等,而不包括同服务于报刊的外文报纸翻译人以及印刷工人、报童等。本文所选择的报人大多为报刊的主笔、经理、创办人等,其中不单指以办报为主业的人群,也包括以办报为副业(如政府官员、学生)的人群。
一、武汉报业人员群体的发展历程 (一)1866年至19世纪90年代:外国人主导
随着汉口的开埠,各国列强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开展商业活动、传教活动并创办近代报刊。外国商人、传教士甚至间谍大量涌入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他们不仅收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还通过创办报刊传播西学,试图操控舆论,武汉地区由此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据点。
武汉地区的第一份近代报纸《汉口时报》于1866年由美国人汤普生和富瑞德创办,主要刊载商业消息,如商品价格和货物运期,其目的主要是服务外国在华商人的利益,推动商业交流。此后,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于1872年创办《阐道新编》,专门服务于传教目的。随后,《汉皋日报》、《开风报》、《新民报》、《昭文日报》等外国报刊相继在汉口问世。这些报刊不仅传播商业信息,还通过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加深对武汉的文化渗透,对当地民众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为后期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媒介内容与形式上的借鉴与模仿空间。
统计显示,在1866年至1896年30年间,武汉地区共出现了15份报刊,其中仅有一份《昭文新报》为国人自办。这也是我国第一份国人自办的近代报纸,以奇闻逸事和诗词杂作为主。然而,由于市场反应不佳,运营数月后便告停办。尽管也有其他中国报人在外国报刊中担任编辑等职务,但他们对报刊的宗旨和方针等关键事务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基本沦为执行者。该时期武汉地区的报人结构主要由外国人主导。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首先,当时的知识分子多以科举进士为志向,办报立说被视为“末学”,其社会地位远不及传统科举出仕,少有知识分子选择这条道路。其次,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言论实行严苛的管控政策,清朝更是将其推向极端,稍有不慎便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晚清时期,虽然外国报刊大多设立于租界,能够利用法律和政策的空隙进行某些敏感话题的报道,但国人自办的报刊则面临严格的管理,违者将遭受严厉惩罚。因此,尽管租界的外报得以发展,国人自办报刊却因政策限制无法自由发声,报刊市场缺乏活力。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对办报普遍缺乏兴趣,也未能吸引大批中国报人投身报业。最终,在1866年至19世纪90年代之间,武汉地区的办报事业形成了以外国报人为主体的报人结构。
(表1) 1866—1896年外国人所办报刊一览表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主导
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保守派开始推行“新政”,宣布“更法令、破旧习、求振作、以更张”。新政的推行为民间办报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同时,众多地方官员也逐渐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纷纷创办官报,将其作为宣扬新政、为新政造势的重要工具(10)周光明、邹文平:《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表2) 1898—1905年湖北清政府官员所办报刊一览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官员包括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1901年底,为了与民办报刊中的“诡激失中之论”抗衡,并抢夺舆论阵地,袁世凯成立北洋官报局。该机构出版的《北洋官报》成为晚清时期第一份较具影响力的地方官报。清政府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义……南洋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北洋章程妥酌开办,一体发交各属销售,各学堂阅看。南北洋官报如能畅行,各省亦可逐渐推广”(11)《外务部遵议商约吕大臣等奏酌拟近今要务折》,《南洋官报》1904年第1期。。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在制度设计、资金支持、发行渠道等多个方面为官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在短短几年内,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纷纷创办了自己的官报,逐步形成了以清政府官员为主导的报人结构。
尽管湖广总督署的机关刊物《湖北官报》直到1905年才正式创办,但早在19世纪末,张之洞便在武汉地区创办了《正学报》、《湖北商务报》、《湖北学报》等一系列官办报刊。在1897年至1905年的九年间,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湖北各机关单位共创办了11份官办报刊,占该时期新创报刊总数的约40%,远远超过了外国传教士、商人、士绅和学生等其他报人群体所创办的报刊数量。
(三)20世纪初至1911年:民营报人主导
在张之洞精心推行的“湖北新政”影响下,武汉三镇迅速从一个商业小镇转变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都市,吸引了附近省份、州县的大量人口以及外国人的涌入。一位美国学者曾描述道:“在19世纪后半期,汉口,这个华中地区主要的商业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它是一个跨越数千里、包罗无数种商品的极其活跃的市场系统的中心,也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它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四海为家的能工巧匠。”(12)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人口的迅速增长为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潜在购阅者,促使报刊市场迅速扩展。“湖北新政”期间实施的教育改革,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武汉的民营报刊培养了大批具备素质的报人群体。张之洞对报刊功能的清醒认识和对办报事业的积极支持,成为武汉报刊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后放松对新闻舆论的管控,这一时期武汉的民营报刊得到了迅猛发展,使武汉成为全国报刊中心之一,也是当时三大革命报刊中心之一。
具体来看,尽管在1906年之前,武汉的民营报人(13)民营报人是指利用个人资金、募资或其他方式自行创办报刊的群体,他们的办刊行为不依赖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并且拥有对报刊的绝对控制权。参见曾宪明:《旧中国民营报人同途殊归现象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2期。已有办报活动,但大多昙花一现。据统计,在1873年艾小梅创办《昭文新报》之后,1898年出现了1份民办报刊,1903年2份,1904年4份,1905年4份。然而,从1906年开始,武汉地区的民营报刊创办活动进入了大规模爆发阶段:190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共新创民办报刊48份,占该时期新创报刊总数的72%。其中,还涌现出大量革命报刊和文艺小报等新的报刊形式。这一阶段,武汉地区的民营报人在报人数量、办报质量和刊物影响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外国人和清政府官员,成为主导力量。
二、基于社会身份的报业人员构成
1861年,因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武汉地区被迫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五年后,汉口出现了第一份近代报纸——由美国人汤普生、富瑞德创办的《汉口时报》(英文)。自此,近代新式报刊开始大量涌现。据统计,截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地区在这五十年间共计出现了109份报刊,涉及不同社会身份的中外报人150余名。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这些报人选择报刊作为传播媒介,以此向外界传达各自的声音和观点,这一过程共同勾勒出了近代武汉报业实践的历史轮廓。
(一)西人办报:殖民扩张下的“率民教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武汉开埠的影响,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武汉,他们出于传播消息、沟通商情、交流文化的需要,陆续在武汉创办了各种报刊,其中以英美日三国为最多。这一时期,外国人在武汉创办的报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在华外国侨民的外文报刊,如1904年英国人计约翰创办的《楚报》(英文),这是武汉最有影响、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另一类是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办的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刊。这些中文报刊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较外文报刊更具受众优势。
外报中,宗教性报刊在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当时中国,从1815年到1948年,单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就有878种(14)汤因:《中文基督教期刊》(手稿),上海市档案馆藏,1949年,档案号U133-0-33,第22页。转引自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期刊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汉口开埠后,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涌入,各教派开始创办报刊,以传播宗教理念并扩大教徒人数。起初,他们依靠街头布道,但收效甚微,后来逐渐意识到,“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15)张贤俭等:《〈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的编纂》,《社会科学》1984年2期。,故采取了包括创办宗教报刊、设立宗教学校等在内的多种措施。如汉阳基督教会创办《中国教会报》;基督教圣公会文华书院出版《文华学界(月刊)》、《中华圣公会报(中文)》;武昌基督教会创办《文声学界(月刊)》;汉口圣教书局出版《湖广月报》等。众教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美国基督教的中国基督圣教书会。“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新教布道散发的出版物有80%以上为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编写出版的。在这段时间内,出版的书籍总数达1.4亿册”(16)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上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除这些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性报刊外,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商人所创办的带有盈利性质的非宗教性报刊。其中,以英国人为最多,如《汉皋新闻》(1874年)、《开风报》(1875年)、《新民报》(1880年)、《字林汉报》(1893年),此外还有德国商人办的《中西报》(1904年),日本人从赣商周崧甫接办的《汉报》(1896年)等。这些报刊的创办一方面是为了谋取利益,即作为外国商人在华投资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借报纸扩大本国政治与文化影响。
外国人办报不仅引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新闻编辑理念,成为中国新式报业的启蒙,也为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样板。作为在晚清中国较早开始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媒介,外人所办报刊为古老东方大国与西方先进强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建立了桥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17)牟彩霞:《晚清来华传教士中文报刊之外在发展与内在演变》,《编辑之友》2015年第7期;赵云泽、刘珍:《晚清在华外报:作为新知与意识形态的桥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不论是外人所办的宗教报刊还是商业报刊,外报作为国人自办报刊的垫脚石,对武汉近代报业的出现、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此,不仅民办报刊开始初露头角,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报刊的现代功能,开始走上官办报刊之路。
(二)官员办报:皇权待毙下的“师夷自救”
19世纪末,受维新运动“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清政府越来越重视到报刊的作用,并在各地推行“地方办官报”的政策。湖北省作为全国第六个创办行政官报的省份,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地方办官报”的尝试,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报在武汉的发展甚至超越了外报,一度出现了“官报独占鳌头”的局面(18)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上卷)》,第11页。。在这一时期,湖北官报不只是为了宣扬政府政策,更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官报通过与官僚制度接榫,成为官方控制舆论、督抚操纵政治的重要载体(19)程河清、张晓锋:《嵌入政治体制:晚清中国官报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5期。。
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作为晚清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张之洞崇尚“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湖北开办洋务、推行新政、振鄂兴汉,尤其重视新式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张之洞视官报为一种政治工具,一方面推动“地方办官报”的扩展,另一方面压制民间报刊,力图控制舆论场。其办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强制方式直接收购有一定影响力的民办报刊,转设为官报。1906年知县朱彦达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由湖北签捐局每月拨津贴银元100元,与吴根梅共同从其他乡绅手中收购《汉报》,“《汉报》开办有年矣,先归绅办,颇称实录,月销八千余份。武昌府梁鼎芬恶其发己之隐,商之两院改归官办”(20)李慕:《武汉〈汉报〉考》,《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二是由政府直接出资创办新的官报。如湖北地方自治筹备处主办《湖北自治公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湖北咨议局创办《宪法学报》,以及两湖官报局主办《两湖官报》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地区由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控制、带有政府官方性质的报刊大约有18份,约占该时期报刊总数的17%。
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清政府如此大费周折地收购、创办报刊的目的,其一是为了抢占舆论阵地,以报刊为武器,向维新派、革命派发起舆论上的攻击或反击。在其1898年创办的第一份官报《正学报》中,针对“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以及清政府的守旧派,发刊词中刊有“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衅我圣道”(21)《报刊-近代报刊-官报选介》,张学知、李德林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054/category_id/400013.html。等语,且对康梁“民权自由平等”、“化男女界、化中外界”等主张一一加以批评与驳斥。其二是出于转移风气、振兴洋务的需要。如《湖北学报》创刊词中直言:“本报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为宗旨。”(22)《报刊-近代报刊-官报选介》,张学知、李德林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054/category_id/400013.html。
与其他群体办报不同,官员所办报刊不太注重经济效益,也不过多发表群情激昂的政论文章,内容上多与政治、经济、军事信息相关,风格刻板且教化色彩浓厚。官报销路往往依靠清政府资源由上而下层层派销,“惟借官报之力,以强迫销行于各属”(23)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这些因素限制了官报的受众面和影响力。然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晚清官员能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运用新式报刊传播其阶层意志和主张,主动参与到社会言论场的博弈中,其行为具有一定进步性;而囿于“保皇”的立场局限,官员办报并未充分意识到报刊的公共价值,最终导致其在推动社会进程方面未能实现更大的突破。
(三)士绅办报:政治变革下的“另谋出路”
早在19世纪70年代,部分仕途失意的文士出于生计便开始涉足外报,襄助外国商人或传教士主理笔政(24)程丽红:《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对晚清职业报人的群体透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士人的从官之路被陡然打断,这使得作为封建统治社会基础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逐渐摆脱科举制的束缚,走上职业化的道路(25)姚妍君:《清末民初士绅阶层初探》,《文化学刊》2017年第9期。,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便进入了报业,借此谋生或表达政治诉求。
一部分家境清寒的士人由于生计压力,创办了一些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报刊,这类报人被称为“职业报人”,“顾名思义当以报为谋生的职业。他们大都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把办报作为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且因缘报业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26)程丽红:《政论时代的骄子——对清末政治家报人的群体透视》,《长白学刊》2007年第3期。。例如,清末秀才王华轩于1906年从德国商人手中接办《中西报》,归并《武汉小报》,新办《汉口中西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商务学务”为主旨(27)《报刊-近代报刊-民办报刊选介》,张学知、李德林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054/category_id/400010.html。。《汉口中西报》作为一份商业报纸,极其注重商业广告。据统计,该报的广告面积占报纸整张篇幅的一半(1921年占61%)以上,其中商务类的广告占比高达79%(2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83页。。此外,一些文人为解决生计问题,也创办了花报、小报。1906年创刊的《现世报》是武汉第一家消闲小报,由蔡萼仙主办,内容大多是红粉青楼与诗词小调之类。《诸君请看最有趣最可笑之现世报》中阐明了该报刊的办刊宗旨:“今本报用之为名,盖以笔墨为嬉戏,博阅报诸君之一笑。可以破闷,可以消闲,非玩进不恭之谓,亦非侮弄当世豪杰之谓也。”(29)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这些报刊主要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并为武汉报业生态注入了新鲜活力。
还有一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士绅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办报之路:“他们……投身报业旨在服务政治;所办报刊属非经营性质,经费往往靠募集、赞助或自捐。”(30)程丽红:《政论时代的骄子——对清末政治家报人的群体透视》。以办报服务自身政治抱负,所办报刊不以营利为要务。这类报人,学界称之为“政治家报人”。其中,最为典型且数量最多的便是革命党人,如辛亥革命后第一份革命报纸《大汉报》创办人、主笔胡石庵,在他几乎整个青年时期都通过报刊从事革命宣传,推动社会变革。“惄于会事濒危者数,以为鼓吹力有未足,乃投身报界,倚为重,伐鼓撞金,警悟一世”(31)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58页。。
政治家报人以救国救民为目标开启办报征程,其办报实践不仅对国家存亡、民族大义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外报独霸一方的局面,开创了“政论为王”的新闻时代,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报人及其所创办的报刊推动了晚清社会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尤为突出。然而,职业报人相较于政治家报人并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虽然他们的办报宗旨多为“谋生”、“志在求食”、“惟以牟利为目标”,在办报过程上也呈现出资本少、规模小、存活短的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商业报刊最早将市民的消闲娱乐需求从政治新闻中分离出来,开辟了娱乐新闻的先河。尤其是小报和花报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武汉报业的生态,既满足了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也进一步拓展了近代报刊的功能。
无论是职业报人还是政治家报人,他们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文人,凭借其文章、报业活动乃至人生经历,抒写了晚清社会的变迁情状。借助新式报刊,他们不仅在当时声名鹊起,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商人办报:经济动荡下的“商业运作”
清末,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逐渐升高,越来越多的商人涉足各个行业,其中就包括报业。武汉商界所创办的报刊大多命运多舛,最终要么转为官办、要么因经营不善而仓促停刊。
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人为谋取经济利益而出资创办的报刊,雇佣士绅之路被打断的晚清文人为其工作。即由商人出资,文人任主笔、总编辑、经理等业务岗位。这类报刊以营利为主导,在风格上为迎合受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汉口新闻报》由张云渊出资创办,凤行荪任主笔,报纸采用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行策略,“标榜‘专以营业为目的’,立言信守稳健,规避政治漩涡”(32)付登舟:《清末民初武汉报刊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其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不议政事、不谈国事、只论经营,在内容上更加贴合现代商业报刊的风格。而1903年创办的《汉口日报》在办报风格上与《汉口新闻报》截然相反,同样出于销量的考虑,但风格极为大胆,批评时政、针砭时弊,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这是以汉口命名的第一份民办报刊,由浙江商人宋炜臣出资创办,聘请沈习之、王华轩任经理,吴趼人任主笔,“创刊之始,抨击时政甚烈”(33)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73页。。另一类报刊则是在“重商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主导创办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报刊。此类报刊通常丧失自主性,多为清政府提供宣传服务。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武昌日报》,它于1908年由时任湖广总督的赵尔巽以“鄂省向无商办报纸不足以战舆论”为由,委任商人王仁俊出资筹办。“内容分为上谕、论说、本馆专电、本馆特别新闻、本省新闻、南省新闻、北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督辕纪事、新小说等”(34)《报刊-近代报刊-民办报刊选介》,张学知、李德林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054/category_id/400010.html。。该报虽然由商人出资,但内容上多为官方言论,以政策宣导为主。作为官商合办的报刊,《武昌日报》完全按照民办报刊的制式发行,但多由官方派送,发行量日达2000余份,武昌首义后停刊。
官商合办报刊虽在自主性上不及商人自办报刊,但其较少受到封禁的威胁。与官办报刊类似,官商合办报刊享有专属的分销渠道,主要依赖政府的购买和分销,缺乏直接面向社会受众的竞争力,社会影响力相对有限。而商人自办报刊也面临困境,办刊时间短、规模小、销量差,这些原因也都使得商人自办报刊未能形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但是,以《汉口新闻报》为代表的商办报刊,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对新闻消费的需求,尤其是其中的商业广告,展示了晚清武汉的消费文化及市民的消费偏好。作为晚清武汉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们的办报尝试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贡献了新的动力,尤其在商业新闻和广告运营领域引领了报业的现代化发展。
(五)学生办报:民族危亡下的“革命追求”
武汉地区的学生报人大多是晚清时期自费或者公费出国留学的湖北籍学生。这些留学生受到了西方先进教育体制的熏陶,并在思想上逐渐转向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与国内士绅、商人和官员相比,他们的办报动机更多源自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革命理想的追求。
20世纪初期,中国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激增。以日本为例,“1900年留日学生不过100人左右,从1901年起人数激增,到1904年,已超过3000人”(3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2页。。而湖北地区留日学生在全国名列前茅,如“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为1366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5418人的1/4强,居各省之冠”(36)《教育国际交流-【留学生】》,彭义智主编:《武汉市志·教育志》,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all/id/1028/category_id/385847.html。。在晚清最后几年,湖北籍留学生几乎都在各省留学生数量中名列榜首。究其原因,这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密切相关。1898年,张之洞在所撰的《劝学篇》中力主游学,而且认为日本是最佳派往地,可起事半功倍的效果。“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37)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38页。。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省涌现了如火如荼的学生出洋运动。
留日学生不仅在海外接触了现代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同乡会、私谊网络等途径,形成了以报刊为主要宣传手段的革命团体。许多湖北籍留学生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通过创办报刊、传播革命思想等方式,积极参与反清革命。1908年,留日归国学生饶翼儒、方聪甫、欧阳澄、姜旭溟等联合创办《江汉日报》(一说为胡石庵创办),饶翼儒、姜旭溟先后出任总经理。由于该报管理层都为留日归国学生,接受了先进的西式教育,因此他们的报刊敢于抨击时政,倡导自由民主,甚至公开批判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江汉日报》社论中曾指出:“天下无无喉舌之国民,亦无无耳目之政府。民无喉舌谓之瘖,国无耳目谓之废。专制之害,至于秦而酷矣。然而族有诽谤之诛,巷有妖言之禁,则是其民之喉舌犹存,而其耳目未死。夫以秦政之阴鸷猛毒,而当世之民尚敢假喉舌以鸣其不平……”(38)刘望龄编著:《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强调言论自由对国家政治进步的重要性。此外,当时还出现了如《湖北学生界》(刘成禺,1902)、《湖北女学日报》(冯德生,1908)等一系列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这些报刊不仅宣传革命思想,也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起到了推动作用。
学生群体有着和其他群体截然不同的办报价值取向,他们超越了个人名利,将报刊视为传播革命理想、挽救国家危亡的重要工具。与士绅阶层的被动参与不同,留洋经历赋予学生群体更强的革命意识,使他们从读书人转变为革命志士。他们通过报刊批判清政府的腐败,呼吁社会改革,主动传播民主、自由思想,推动了晚清社会思想的解放。学生办报不仅仅是舆论宣传的手段,更成为革命思想传播与社会动员的核心平台。到辛亥革命时期,还担负起“革命党人策划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联络机关”(39)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孙中山曾言,对于辛亥革命的帮助,“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40)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学生群体的报刊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了理解革命的窗口,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极大推动了革命的舆论环境的形成。
三、基于群体利益的报业竞合关系
从19世纪中后期外国人所办外报的“一统天下”,到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所办官报的“独占鳌头”,再到辛亥革命前士绅、商人、学生等群体所办民报的“争奇斗艳”,晚清时期的武汉报业呈现一片纷繁复杂之态。在这种复杂多元的背景下,武汉报业并非完全无序,相反,各群体的办报活动遵循着一定的秩序性法则。这些不同社会身份群体发起的办报活动,不仅映射了他们在那个动荡时期对国家制度、民族命运和报刊事业的不同认知与应对,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核心诉求:为扩张势力的外国商人与传教士;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利益、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晚清士绅;为获取商业私利的地方商人;为实现革命追求、推动历史进程的爱国学生。这些强烈的社会身份诉求不仅对其办报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各群体、各阶层产生或竞争、或对立、或合作的关系,形成了武汉报业独特的动态格局。
(一)竞争:利益冲突下的销量争夺
传统报刊作为地缘属性较强的媒介,如何在当地有限的市场规模中夺得更多的订户,以从其他报刊中“抢”来更多的发行量,成为每类每家乃至每位报人都必须面对并努力解决的难题。竞争关系主要指报馆之间为争夺发行量而采取的销售行动,基于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诉求与办报目的,竞争行为多发生于士绅、清政府官员、地方商人三个群体之间。
自言禁放开之后,武汉的报刊业迅速发展。这段时间,武汉新办报刊多达60余家,而其中除革命报刊以外,各类商业报刊、花报、小报多达40余种。基于部分士绅办报以求生计、地方商人办报追求利润以及部分清政府官员办报以提升政绩的目的,报馆的发行量对这些报人的经济收益、生活水平、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这些报人群体都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手段争夺订户以提高报馆发行量。报业竞争的手段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立概念”,通过标榜“第一”、“最先”、“最大”等概念来突出本报刊的独特性,以吸引读者的关注。1909年,胡石庵创办《扬子江小说报》,在第一期中公开了一则“中国小说报调查表”,明确表示《扬子江小说报》不仅是武汉第一份小说报,其创刊对于全国报界来讲也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借此吸引民众注意,提高发行量。
二是“搞促销”,通过低价促销甚至免费派送等方式以提高报刊的销量。该竞争手段多出现在清政府官报中。20世纪初,清政府大力支持官报的发展,再加上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报刊的重视,湖北地方官报的发行量成为部分主办官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标准。但出于官报报刊宗旨、行文风格、栏目设置等原因,并不能有效吸引普通社会受众的兴趣。以《汉口日报》为例,在市面上未能夺得足够的订户,便只能利用政府资源在各级政府层层强制派销。“《汉口日报》自改归官办以来,该报记者务以逢迎为能事,以故日出一纸无非官话连篇而已,销路甚不畅旺,亏折良多,端兼督无可如何,遂仿《北洋官报》成例,勒令各府州县分销”(41)刘望龄编著:《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147页。。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官办报刊市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因此,为了增加发行量、获得一份较好的数据粉饰政绩,只能“经费由善后局拨发专款,年耗两万金。出版物全部官派官销,不取分文”(42)刘望龄编著:《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170页。。靠低价甚至免费派销的手段,形成了“官报销量虚高”的局面。清政府官报在表面上与民办报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态势,但实际上依靠的是行政力量而非市场竞争力。
三是“加内容”,部分报刊通过增加副刊或趣味性内容吸引更多读者。王华轩为保证销量,推出文学消闲类副刊《汉口见闻录》,订购母报者免费赠送,以此来吸引新的客户订购王氏报业集团旗下的《汉口中西报》等大报。“每日一大张,设本省杂闻、艺林、杂志、雨丝风片等栏目,所刊多为趣味性文字”(43)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186页。。此外,还增设花事栏目,导致读者纷纷转阅《汉口中西报》,引起别家报纸不满(44)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109页。。诸如此类的竞争手段还有多种,足以见出当时武汉报业环境之竞争盛况。
报人群体的竞争,本质都是在报刊地位提升情况下对发行量及其背后受众群体的争夺,他们的办报实践对于武汉报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差异化或同质化的竞争中,他们所办报刊不仅丰富了近代报刊的办报风格,开创了花报、小报等新的报刊形式,也进一步提高了报刊的社会地位,使得报人群体真正进入了公众视野。通过激烈的竞争,报刊成为了武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媒介,不仅反映了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二)对立:价值观对抗下的政治博弈
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报刊的政治主张和办刊宗旨的对抗上。报刊创办者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发行量,还会借报刊尽可能扩大自身主张的社会影响,或是尽可能打压对方的政治主张。对立行为主要发生在追求不同政治理想的部分士绅、清政府官员、爱国学生之间。他们以报刊为舆论阵地,以政论为武器,相互论战,因其对国家命运与发展的不同看法而划分为革命派(倡导资产阶级革命)、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晚清政府官员(维护清政府统治)三个派别。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
为了掌控舆论高地、扩大政治影响,各方都急迫地在武汉建立了自己的舆论机关。在梁启超1907年12月3日致蒋观云的信中,称“吾社今欲扩势力于内地,则汉口为必争之区,同人之意,欲急设一报馆(他党已争此著),拟由社中经济拨一万元,更集股二万元为之”(45)梁启超:《致蒋观云(1907年12月3日)》,《梁启超全集》第1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66页。。革命派和立宪派双方都将武汉作为舆论斗争的重要战场,在武汉创办了大量报刊,掀起了激烈的舆论交锋。据笔者统计,自1905年起,至1911年武昌首义止,革命党人在武昌创办的“反清革命报刊”多达50多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饶翼儒、方聪甫、欧阳澄、姜旭溟等于1908年创办的《江汉日报》;宛思演、邢伯谦、詹大悲、何海鸣等于1909年主办的《汉口商务报》;李亚东、陈少武等于1909年创办的《武昌白话报》。相较于革命党,立宪派在武汉的报业势力相对薄弱,其所创办报刊主要有胡玉梅、胡玉潜于1909年创办的《趣报》以及湖北地方自治筹备处主办的《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1910)、《湖北自治公报》(1910)等。这些报刊之间论战不断,“近来汉镇报馆,不过数家,而甲馆或与乙馆相冲突,丙馆或与丁馆相冲突,挟持私见,互相攻讦”(46)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114页。。例如,立宪派的《公论新报》在1907年初针对萍浏醴起义多次刊载社论,攻击革命党人为“贼匪”、“乱民”,称“治内地之乱民必除之尽”(47)唐慧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上卷)》,第239页。。只有将“贼匪”根除殆尽,“各地之乱党可以敛迹”。同时,还刊发《国民当自治》等文章,宣传君主立宪。而革命党人面对立宪派的口诛笔伐,也丝毫不甘示弱。《江汉日报》在1908年创刊后不长的时间内,便刊发了《立宪海》、《论中国立宪当求唯一之方法》等一系列文章,列举君主立宪制度的弊端、抨击君主立宪制以及立宪派。在随后的两三年中,革命党人主持的《湖北女学日报》、《汉口商务报》、《通俗白话报》、《大江白话报》、《夏报》等相继创刊,发表大量文章为革命建言立说,一步步将革命舆论推向高潮。再加上此时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很多立宪派报刊转入革命党阵营,“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4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0页。。彼时的革命舆论呈现一片压倒之势,虽然清政府统治集团极力封杀革命报刊,企图将革命扼杀于摇篮,但革命思想借助这些报纸论战快速传播,一步步催生着革命运动的爆发。
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立,清政府与士绅、学生所办报刊之间亦是水火不容。但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论战式对立不同,清政府对士绅、学生所办报刊的打压方式多为封禁、收编,以及拘捕甚至枪杀报人。如1903年,吴趼人任《汉口日报》主笔,吴氏“性强毅”、“负盛气”、“不苟合于流俗”(49)吴趼人著、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第10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多次发文抨击清政府,屡遭梁鼎芬(时任武昌知府)嫉恨。4月,拒俄拒法的爱国浪潮波及武汉,梁鼎芬极力阻挠。《汉口日报》载文抨击梁之行为,终不为当道者所容,并迅速被接管,改为官办。此外,共进会张振武1912年4月15日创刊的《震旦民报》,主张“抑强权”,多次引导舆论牵制黎元洪,后遭黎与袁世凯合谋枪杀。而被封禁的报刊,则更是不胜枚举:1906年,《江报》因言辞激烈多次对抗清政府被封禁,经理李伯敬被拘;1908年,《江汉日报》因刊登中华宪政会要求立宪请愿书,被禁封停办;此外,上文提到的《汉口商务报》、《大江报》、《大汉报》、《江汉日报》等多数报刊也都因被封禁而停刊。
以士绅、学生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清政府官员与民办报刊之间的舆论对立,为武汉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附加了政治意义。三方的对立博弈,体现了清政府的衰落和社会各阶层对变革的渴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对立和论战促使各方不断地反思、完善和加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报刊发行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国家大事,这种对立关系及其社会影响为随后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创造了舆论条件。
(三)合作:一致追求下的暂时联盟
不同社会身份的报人群体之间,在特定的情境中也存在合作的关系,主要有三类:
一是清政府官员与地方商人之间的合作。在20世纪初“重商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为改善官商关系、获取商界支持以维系自身统治,设立了许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报界。除上文提到的影响力较大的《武昌日报》、《汉口日报》之外,还有《公论新报》,在其办刊宗旨中明确表示“本报开办之初,有官款之拨助,出报之后有官销之定额,准诸报例是为官商合办之报”,宣称“宗旨所在,主乎和平,一切自由平等、革命流血之邪说,例所不录”,“如有公家诸事关乎大局,各报馆传闻稍异以至失实,本报馆访实,例得驳正”。该报日发行量1500份(50)付登舟:《清末民初武汉报刊研究》,第10页。,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发行量只是数字上的“虚假繁荣”,官商合办报刊在当时并未形成较大影响,只是清政府为了拉拢商界资源所做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二是部分清政府官员与倡导革命的士绅群体之间的合作。虽然按常理来讲,清政府官员与主倡革命的报人应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关系,但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之下,部分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失去了对晚清政府的信心,开始在暗中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为革命做舆论上的准备。1910年5月,《宪政白话报》创刊,该报由时任湖北咨议局副议长、请愿同志会领衔人张国溶主编。他曾于1910年三次联合其他各省进京请愿,请求推进国会议程,但均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张国溶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不堪以及改良主义之路在当时中国的不现实,转而投向革命阵营。在武昌起义前夕,张国溶等以咨议局作为秘密据点共商革命大计。而《宪政白话报》名义上为“汉口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机关报,却支持革命党,为革命活动摇旗呐喊。部分清政府官员与革命派的暗中合作,为当时处于阴影中的革命宣传提供了有效的传播渠道,促进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对革命的进行有着推动作用。
三是学生群体与主倡革命的士绅报人之间的合作。两个群体同为革命党报人,除相互合作办报之外,在不同党派同仁所办报刊被封禁、主办人被拘捕之时,他们也会相互发文声援,对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释放被押人员。《大江报》曾因刊发日本留学生黄侃的时评《大乱者救中之妙药也》直言清政府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被鄂督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饬令封闭,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引发舆论哗然。《民立报》随即刊发于右任署名“骚心”的时评《江声鸣咽》:“《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其遭劫,不解何故,以意度之,十之九触官场之讳而已。呜呼!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能被浪淘哉?”(51)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时报》也报道:“连日该馆门口,安慰之纸条,哭丧之短文甚多,足见人心未死,公道尚在也。”武汉报人群体联合其他社会团体以及工会纷纷发文抗议,指摘清政府的无理行为,要求释放詹、何等被关押人员,清政府鄂督方面摄于民意激昂,只得减轻处理。
结语
随着晚清历史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身份的报人群体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重构,特别是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原本固守传统阶层的部分报人群体开始从其原有阶层立场中抽离,转而认同其他社会身份群体的价值观。其中,最大的转变是大量不同社会身份的报人纷纷投身革命宣传的洪流。戊戌政变、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甲午战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不仅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也促使部分商人、立宪派士绅甚至是清政府官员放弃原有的保守立场,纷纷加入了革命阵营,逐步形成了革命价值认同。这一时期,报人群体间的合作关系显著增多,超越了单纯的竞争和对立。例如,1905年武汉本地最有影响的绅商之一刘歆生出面主办《楚报》,这份报纸“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52)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93页。,公开主张推翻清政府,倡导革命。这不仅是商人阶层对旧有体制的“反叛”,也是报人群体在推动政治革新的共同努力的体现。部分不言政治、只谋生存的士绅群体在后期也投入到革命舆论的宣传中。
晚清武汉的新式报刊不仅承担了革命同志之间互相链接的纽带,勾连起武汉与湖北、与全国其他革命志士的地缘联系;也勾连起学生群体与士绅阶层、与其他一切爱国救亡之士的志缘联系;还勾连起从武昌花园山寓所到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不同时期同一理想的时缘联系。这种跨阶层、跨地域的联动不仅有效推进了革命思想的普及,也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广泛发展。新式报刊走进军营、学校和市井小巷,成为革命火种在社会各层面蔓延的载体。在革命的点点星火中,最终促使武昌首义一触即发,推动革命能量在湖北迅速集结。
晚清时期,武汉报人群体的办报实践从1866年持续至民国初期,历时40余年,历经了外国人、清政府官员、民营报人主导的三个阶段,总共创办100余份近代报刊。他们的办报实践对晚清湖北近代报业、甚至是对晚清中国的社会变革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仅奠定了湖北近代报业的基础,也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激发了办报热潮。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通过传播西方先进文明、呼吁维新救国、鼓吹反清革命,为社会变革与民风解放提供了思想动员,并为日后武汉成为“远东新闻中心”及共产党的报刊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和经验基础。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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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熊显长 / 微信 编辑 ： 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