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李昀鋆
出品方: 万有引力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与哀伤共处》聚焦于一个被主流声音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作者通过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44位在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失亲者，收集了丰富、隐秘、深层的哀伤叙事。
本书超越了哀伤理论的传统视角，没有将丧亲经验视为纯粹个人的、内在的心理反应，而是将甚少被过往研究关注的社会情境整合融入分析框架，通过对“哀伤经验、追寻意义、身份改变”这三个关键主题的诠释，重构了年轻失亲者的真实叙述，全面还原了年轻子女在父母离世后，在哀伤与爱之间来回转换，不断体验“拆毁”与“建造”，与哀伤共处的过程。
作者自述
即使下决心要做一个有关丧亲的研究，推动起来也不容易。最开始的挑战既日常又微妙，那就是我渐渐发现，我总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向别人证明，研究哀伤是有意义的。
每当和其他人聊到各自研究的课题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诧异：“为什么要研究丧亲？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时间过去，自然会好起来。”谈到丧亲，大家在骨子里相信时间会疗愈一切，只要给丧亲者足够的时间，哀伤自然会过去。
这一时期的我也是困惑的：除了我之外，其他丧亲者的哀伤经验是怎样的？他们会不会实际上很快就放下了哀伤？这个研究真的有意义吗？但在一个视死亡、丧亲与哀伤为禁忌话题的文化情境里，无论是中文研究文献，还是日常人际交往，当时的我都没能从中找到解答这些疑惑的线索。我甚至从未遇到一个公开表露过有丧亲经历的人。
我的困惑还在于：主流研究多将丧亲经验视为个人的、内在的心理过程，但忽略了社会情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试想一下，当代有谁可以脱离家人、朋友，甚至社交媒体施加的影响？同样，丧亲经验从来都不是一种发生在真空中的内在经验。因此，想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哀伤，必须将其放回至哀伤所发生的社会情境当中，如家庭、背景、文化。
主流研究的另一局限是，它们常常忘记了年轻人也会经历丧亲之痛。自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1917年提出“哀伤工作”以来，各种哀伤研究不断涌现，但它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丧子父母或丧偶伴侣上。年轻人的声音依然甚少出现在主流哀伤研究中。
然而，随着我进一步查找相关的数据资料，发现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稀少。虽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参考西方学界调查的数据，大概推算出这类丧亲者在年轻子女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在3.4%—11%之间（数据的浮动主要取决于统计对象的年龄范围）。
此外，除了探索年轻人的哀伤经验，我也希望展现他们在父母离世后的意义追寻（为什么去世的是我的父/母？为什么经历这一切的是我？）和身份改变（经历了父母离世后的我是谁？我又要怎样度过接下来的一生？）。即使是在西方研究中，也极少有学者将追寻意义、身份改变这两个来自新浪潮的概念与哀伤经验同时放入一个研究框架。因为这么做是极其冒险的，一旦收集到的资料不足，整个研究就直接泡汤。
很清楚的是，我个人的丧母经验是整个研究得以建立和推动的关键。然而根据学术的做法，保持客观的局外人立场是被极力推崇的，研究者应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避免其个人立场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
受此影响，无论是在准备研究邀请信，还是初次访谈时，我都非常谨慎小心地隐藏着我个人的丧母身份，但我内心也在思考：我是否会在年轻子女面前“出柜”，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如果我做出坦白，又会对研究的推进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随着与越来越多的年轻子女对话，我清晰地看到中华文化中强调的“节哀顺变”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再加上年轻子女对哀伤的了解又有限，这让许多年轻子女很困惑，甚至陷入自我责怪：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在痛苦，还是接受不了？在这些情况下，我会在第一次访谈结束时坦诚丧母身份，也会和年轻子女分享一些哀伤知识，或回答一些他们的疑惑。
在我的立场来看，此刻我已经结束了访谈，不会再对访谈的走向产生影响。可是，当我的身份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之后，年轻子女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倾诉欲，会延长访谈，向我倾诉更多细节。这从侧面印证了丧亲者其实很难卸下自己的心防，即使我之前做了种种努力，希望建立他们对我的信任感，但相较之下，他们还是更愿意对有相同丧亲经历的同路人坦诚哀伤。
而我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我的身份一步步从“局外人”（至少假扮自己是），变成了“局内人”；甚至在后期，我会认为自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行者”，我和年轻子女之间看起来客观分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许多年轻子女在所有访谈正式完结后，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在他们对哀伤感到痛苦和无措时，会主动向我倾诉。我也会在日历上记下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日子，包括父/母的忌日、他们自己的生日、春节、清明节、母亲/父亲节等重要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在这些特殊日子给他们发送一条信息，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同样也记得。
博士毕业后，在朋友的帮助和推荐下，我的研究有了出版成书的机会。签订出版合同前，我先将这一消息告知了接受访谈的所有参与者，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书中保留他们的故事。最终，我有幸得到了全部44位年轻子女的知情同意。
当我为了出版本书，想要找回和年轻子女的访谈细节时，有年轻子女把我们过去所有的微信对话记录整理好，一条一条发给了我，并且告诉我，即使过了快七年，即使她在此期间换过手机，也从来没有想过删除我们的聊天记录。也有年轻子女告诉我，她把我的整本博士论文全部读完了，还把所有提到她母亲的段落截图打印了出来，贴到了日记本上。还有更多的年轻子女，当我不确定地问他们，是否能为同样经历父母离世的其他年轻人写一段话时，他们不仅答应了，而且真诚又细腻地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回过头来看，或许重要的不是我究竟是以局外人（一个客观的哀伤记录机器），还是局内人（一个同样哀伤的年轻人）的身份来推动这个研究。我开始将这个研究称为“我们的故事”。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于我失去母亲的遗憾，更是44位年轻子女和我在彼此同行中，通过不断互动，共同建构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试图回答的是，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里，失去父母的哀伤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样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