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传教士中，最有名的算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他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切拉塔，曾在罗马耶稣会院接受教育，于1578年到印度果阿，曾在那里教授古希腊语。1580年他被祝圣为天主教的司铎，1582年到达澳门，1583年与罗明坚到广东的肇庆，在天宁寺一旁建立小堂和住所，这是耶稣会会士在内地的第一个住院。1584年他印行《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学人首次接触到五大洲的观念。1590年他移居到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他采取范礼安的“适应方法”来学习汉语并适应当地风俗。他结交官员瞿太素等人，研究《四书》，并于1591年开始翻译这些经典。1593年他受士大夫的影响，将自己的僧服改成儒袍，多与士大夫接触，1595年在南京，1596—1598年在南昌与儒士权贵交游，编写《交友论》《西国记法》。他终于在1601年1月能进入北京，皇帝允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并给予月俸。利玛窦曾与徐光启、李之藻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由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利氏强调基督信仰与儒家的共同点，尽可能使外来的宗教“适应”本地人的习俗，所以选择“间接传教”的方式，多介绍文化与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直接翻译圣书。他著有《天主实义》《西国记法》《交友论》《畸人十规》《万国舆图》《坤舆万国全图》等，据说第一本汉语西语字典（《葡汉字典》）是他与罗明坚合编的。他还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和其他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汉语著作。利氏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北京栅栏墓地。
北京栅栏墓地保存的利玛窦的墓碑
从拉丁语传播的角度来看，利玛窦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首次在中国出版了几行拉丁字母，载于《程氏墨苑》（1605）；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为拉丁语在华的传播也创造了很大的障碍。首先，他的观点是用中国本有的概念表达基督信徒，比如用“天”“上帝”和“天主”指基督宗教传统中的 Deus 或 Elohim：“西士曰：子欲先询所谓始制作天地万物而时主宰之者。予谓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谁不仰目观天？观天之际，谁不默自叹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国所称‘陡斯’是也。”
这种做法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而他的接班人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认为应该用“陡斯”一词表达“神”的概念。如果当时保留“陡斯”的写法，很多中国学者可能会问：这个外来词是根据哪种语言写的？如果他们听到这是拉丁语单词的音译，他们可能会对拉丁语有一点兴趣。然而，如果用来自古汉语传统中的字词，中国人就不会去探索外国单词的意思。后来的译者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比如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使用的新词“厄第加”（ethica，即伦理学）、“斐录所斐亚”（philosophia，即哲学）和“陡录日亚”（theologia，即神学）相当于另一个耶稣会会士即利类思（Luigi Buglio，1606—1682）的“克己学”“性学”和“超性学”。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使用中国儒家传统已有的概念是比较“小心”和“胆小”的做法，而用外来词则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从朱元璋以来，明朝比较“排外”，而且那时候的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学习外语。让中国读者面对“厄第加”和“陡录日亚”意味着劝勉他们多学习这些单词的外语词源。耶稣会的长上都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去澳门学习拉丁语的神学，但利玛窦等人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可能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无法学习外语或学习外语会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反感。
利玛窦错过了宣传拉丁语的最好机会：他绘制世界地图时没有加上原来的 ABC，只把一切地名译成汉语，从此以后汉语中有“欧逻巴”（Europa）、“大西洋”（Occidentalis Oceanus）、“以西把你亚”（Espana = Spain）、“拂郎察”（France）、“波亦米亚”（Bohemia）、“罗马泥亚”（Romania）、“入尔马尼亚”（Germania）、“意大里亚”（Italia）和“罗马”（Roma，当时译作“逻马”）。在“逻马”旁边还写道：“此方教化王不娶，尊行天主之教，在逻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即教皇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不娶妻子，遵守天主教，他在罗马国，而欧洲的一切国度都尊敬他。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一部分：西班牙（“以西把你亚”）
为什么利玛窦没有想到要保留一些ABC呢？他为什么想（和秦始皇一样）彻底“统一文字”，一个ABC都没有保留？16世纪在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都用三四种不同的书法字体，而耶稣会会士一直很自豪地学习很多语言和文字。为什么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上放弃了拉丁语的ABC呢？其中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没有认出来他的译文。比如爱尔兰当时被称作Hibernia，所以在《坤舆万国全图》（1602）上写作“喜百泥亚”，而中国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似误”），因为Irlandia（爱尔兰）应该译成“意尔兰地亚”。如果利氏当时保留原来的 Hibernia，21世纪的中国学者也不会对他产生“似误”的疑问。可能利氏当时意识到，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接受什么新的文字，但他同时也知道，西方的ABC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工具，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介绍ABC，肯定ABC的重要性呢？据说他编写了一本双语字典（《葡汉字典》），但他为什么不愿意编绘一幅双语的世界地图呢？
也许利氏的中国朋友们（徐光启等人）劝他在译著中少用或不用ABC；也许他自己觉得汉字很好看或好用；也许他非常小心，不愿意强调“外国人的特色”；或者他胆小，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或者他认为纯汉语的地图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情况。然而，从拉丁语传播的角度来看，利氏的“适应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根本不会让中国人觉得自己应该去学习外国文字，应该学习外语，应该出国留学，应该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化。这样，具有如此大影响力的利玛窦也成了巨大的阻力。因为后来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闭关锁国”思想的人（康熙、乾隆等皇帝）用他的态度当作一种权威性的标准。其他的来华传教修会（道明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后来强调培养孩子的外语能力，培养修道生，但利氏更多的是和社会上层的成年人交谈，而这些中年人或老年人已经无法学习外语，他们的“中国思想”（儒家）根深蒂固，他们的文化自信态度非常牢固。也许利玛窦在晚年也意识到自己路线的局限性，所以他要求龙华民当他的继承人，虽然他知道龙氏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有所不同。
注：文章摘编自《拉丁语在中国：另一种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三章 《明末清初的外国学者·早期的介绍者》，标题为编辑拟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