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先生，这封信您必须亲自过目。”1982年7月24日深夜，台北士林官邸的书房里，机要秘书将烫金信封放在楠木案几上。蒋经国摘下眼镜，望着信封上熟悉的“廖承志”署名，手指在桌沿无意识地敲了三下。这个动作让侍立多年的副官心头一紧——每当蒋先生遇到重大抉择时，总会下意识地敲击三下。
此刻北京中南海的灯光同样未熄。廖承志凝视着案头《告台湾同胞书》的初稿，笔尖悬在“度尽劫波兄弟在”这句诗上方。作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他比谁都清楚这封信将引发的震荡。当台湾方面通过特殊渠道收到这封以文言写就的公开信时，岛内某位老报人曾说：“字字千钧，句句剜心。”
这封被后世称为“八十年代第一信”的鸿雁传书，开篇便直指蒋经国“幼时同袍之情”。廖承志巧妙地提及1925年广州黄埔的旧事——那年蒋经国赴苏留学前夜，廖仲恺曾托付十五岁的儿子照拂十六岁的蒋经国。这段鲜为人知的交往细节，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信中更引《淮南子》“江河不择细流”之典，暗喻两岸血脉相连不可分割。
有意思的是，宋美龄看到信件影印件时，正在纽约长岛的别墅里修剪玫瑰。据贴身侍卫回忆，夫人用银质裁纸刀划开文件袋后，突然将整枝红玫瑰掷向壁炉，火星溅落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字句上。她口述回信那日，窗外正飘着纽约初冬的冷雨，信笺上却带着江南梅雨季节的潮气：“经国自有主张，岂容他人置喙。”这十四字回函，让台北阳明山上的杜鹃花都显得格外冷峭。
不得不说，宋美龄的强硬姿态背后藏着更深的隐忧。彼时台湾岛内“革新保台”声浪渐起，而蒋经国秘密接见沈诚时流露的松动迹象，早已引起美国方面的警觉。1985年沈诚第三次赴京前，中情局驻港特工曾在其下榻的半岛酒店安装窃听器，却只录到这位神秘商人整夜循环播放京剧《四郎探母》的唱段。
当蒋经国最终批准开放探亲时，台北松山机场的场面堪称魔幻现实。1987年11月2日清晨，首班飞往香港的航班上，有位白发老者抱着骨灰坛喃喃自语：“阿爸，我带你回漳州看木棉。”海关人员查验证件时，发现老人贴身口袋里的“返乡证”已被体温焐得发烫。这些跨越海峡的体温，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具说服力。
杨尚昆密函送达台北的那个雨夜，蒋经国破例喝了半杯绍兴黄酒。据在场人士回忆，他在便签纸上反复书写“民族”二字，墨迹渗透三层宣纸。次年元月宣布解除戒严时，演讲词里那句“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的颤音，让不少老兵想起1949年从基隆港登陆时的汽笛声。
1988年1月13日，当蒋经国病榻前的心电图归为直线，他枕边还放着廖承志三年前寄来的新著《我的母亲何香凝》。扉页题着“愿化杜宇啼归去”七个字，不知是寄语还是谶语。随着这位关键人物的离世，正在草拟中的两岸和平协议突然成了断简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