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几千年世界诸文明，从未有过似中华文明这般具有稳定性的，也罕有似中国人这般爱好稳定生活的。只要稳定，生活总是可以被解释得非常美满。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滚滚而来的世界大势砸碎了绵延已久的安稳，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拽进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林则徐 张謇 秋瑾 杨度 辜鸿铭 林徽因
这6位进取者会有怎样的人生故事
怎样的生活智慧与勇气？
诚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家民族之大变局。但是，若我们将视角聚焦个体——大变局之中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我们会更加震撼于一段段鲜活的人生在变局之中是如何被拉扯的。站在变局发端的林则徐，从状元郎到实业家的张謇，从家庭妇女到革命家的秋瑾，从立宪专家到共产党员的杨度，从精通西学到捍卫传统的辜鸿铭，从书斋走向旷野的建筑师林徽因，无不在变局之中挣扎迷惘、上下求索。
历史，终究是人物谱写的历史。而人格的力量足以穿透岁月，给后世以感召和激励。成功者的荣耀固然可敬，而那些蹚路者的艰辛历程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财富，值得年轻的读者关注、参详、借鉴。当我们陷入困顿和迷惘时，每每会回到历史中，汲取先辈的智慧和力量，重新上路，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秋瑾：不太成功的娜拉
秋瑾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赞助创办中国公学。早在留学生们为反对“取缔规则”奔走期间，就有远见者提议在上海创办专门学校收留安置这些归国学生。首批留学生归国后，就开始自筹资金，开办中国公学。秋瑾为此事四方奔走，“助力甚多，由是瑾之信义，著于遐迩”。
不得不说，秋瑾从“取缔风潮”的历练中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作为。她给留在日本的留学生写信说：“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也。”
其实，对于任何事业，都要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前提是大家的目标一致。只要在这个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事情才有可能做成。经过此番历练的秋瑾，心智上更加成熟，身段也越发柔软。
按照秋瑾的计划，应该适应当时风潮，创办女性刊物，为女性解放发声。但是当时报刊界唯一一份女刊《女子世界》因为“文法太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很少有妇女能读懂。于是秋瑾立志创办一份通俗刊物《中国女报》，要让更多的妇女可以看懂，以便“开通风气，提倡女学”。为了筹集钱款，秋瑾放下身段，坦然地去求告那些阔太太：“有钱的太太奶奶们发个慈悲心，或助钱财，或助势力，开女工艺厂也好，开女学堂也好，使女子皆能学习学问手艺，有了生业，就可以养活自己”，其功德“比烧香、念经、拜菩萨要大几千倍几万倍”。然而即便如此，“入股者仅四五人，集款才数百元”。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出刊。
秋瑾对于这份刊物寄予了厚望，联络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包括闺蜜吴芝瑛的丈夫。当时此人掌握着上海的文明书局，严复的《天演论》就是该书局出版发行的。《中国女报》的风格依秋瑾所想，全部以白话文创作，内容更多的是揭露当时女子所受的各种压迫与不公，主张男女平权。“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做去。”
做什么事呢？
秋瑾对女性同胞说，封建伦常，旧习恶俗，固然是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但其根源是妇女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都是“女子不谋自己养活自己的学问艺业，一生唯知依男子所致”。“但凡一个人……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那要如何才能自立自活呢？秋瑾认为，应当大兴女子教育，让女子有机会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到这里，秋瑾形成了自己对于妇女解放的完整思路：读书—毕业—就业。她热情讴歌这样的新社会：“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的世界，就是秋瑾心目中的“美丽文明的新世界”。
事实上，秋瑾很早就开始实践这种思路。还是在1905年回国探亲前，她在东京遇到一位叫蔡竞的女子。蔡竞遭到丈夫的抛弃，人又过于“老实无用”，连生计都成了问题。秋瑾于是将她带回绍兴，送她进入绍兴手工学校，期望她在一年后可以自食其力。
对于那些有心走出家庭的女子，秋瑾也积极鼓励她们留学，“束轻便之装，出幽密之闺房，……络绎东渡，预备修业”，“毕业以后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之国民之母”。1905年，留日学生王时泽的母亲从湖南到东京看望儿子，秋瑾不仅热情接待，还反复宣传女子应当受教育的道理，竟然让这位已经43岁的妇女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与儿子一起留在日本读书。
秋瑾的种种努力让青年时的周恩来都敬佩不已：“秋瑾是个新的女性。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
秋瑾的成就其实源自她积极地回应了那个大变局时代的要求。在那之前，小农经济社会其实根本没有做好接纳这些女性劳动者的准备，也不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工作岗位。只有到了近现代，经济发展足够活跃，才会诞生更多适合女性劳动者的岗位，让女性得以昂首挺胸地进入职场，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在距离绍兴不足300千米的南通，实业家张謇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和南通女工传习所，解决了当时许多女子的生计问题。尤其是南通女工传习所，由清宫绣工科总教习沈寿担任所长兼教习，培养出的学生手艺精湛，成了各方的抢手资源，“毕业后应赣闽皖浙苏沪四方之传习，而籍以谋生者，不知凡几”。
可惜的是，秋瑾宣传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在那个时代显得太过于超前。她的主张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抵抗，她创办的报纸也在出版两期之后黯然收场。秋瑾明白，若不打破这些枷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要打破这些枷锁，就不可能依靠常规手段。
1907年年初，秋瑾回到了故乡绍兴。此时，她的儿女被丈夫王子芳送回了湖南王家，秋瑾的母亲业已辞世。于她而言，这个世界已经了无牵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了。但是即便如此，当时的清政府也远比革命派强大太多，秋瑾领导的起义很快失败。
事实上，秋瑾有无数次机会安全离开。早在回绍兴前，在爪哇（印度尼西亚岛屿）兴办华侨教育的光复会成员就曾经邀请她去爪哇兴办女学。秋瑾欣然同意，打算动身前往，但陶成章等人以“国内革命需要”为由劝阻，秋瑾才放弃了去爪哇的打算。
公堂之上，当李钟岳命令秋瑾写供状时，秋瑾落笔写下一个“秋”字。霎时间，秋瑾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写下“秋风愁煞人，秋雨愁煞人”的那个瞬间，当时还惹来老父亲很大的不快，劝诫自己不要如此“衰飒”。如果老父亲活到今天，知道女儿正在从事如此伟大的事业，还会不会“屡以衰飒为戒”？
想到这里，秋瑾继续挥笔，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大字，作为对清廷最后的“供状”。知府贵福见状，知道秋瑾不会屈服，决心尽快除掉她。1907年7月15日凌晨，年仅32岁的秋瑾从容跨出牢房，反绑双手，戴着脚镣，走向了轩亭口……
对于秋瑾的牺牲，有人颂扬其英勇无畏，有人觉得这是对“宁愿做烈士”的流血迷恋，是“虚无时代的任性牺牲”。我们不主张无谓的流血、轻易的牺牲，但是如果一项事业、一种信念，尤其是革故鼎新的事业与信念，没人愿意用生命交换，又如何令人信服呢？
秋瑾的血没有白流。清廷的残暴引起整个社会的公愤。即便是一些思想守旧、不同情革命的人，也站出来指责清廷的残暴：秋瑾没有口供，为什么要斩杀一个没有坐实罪行的人？轩亭口是处决强盗的地方，秋瑾是强盗吗？总之，没人站在清廷一边。主持杀害秋瑾的李钟岳经不起良心的谴责，不久后自缢谢罪。贵福在浙江无法立足，请求调任安徽宁国，宁国人自发组织起来拒绝贵福到任，他惶惶不可终日，就此下落不明。舆论的浪潮如此汹涌，一些原本不知道秋瑾的人也从此知道了这样一位女英雄，不懂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浙江全境燃起起义的烽火，从绍兴与萧山之间的钱清到嵊县（今嵊州）的白竹林，从处州府的缙云县到南山，到处都是光复军为秋瑾复仇的旗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革命党人随即发动起义，光复全省。其中大部分主力都是秋瑾生前的同志和受过她影响的人，有些还是她亲自发展加入革命党的。他们一致认为：“吾浙实由秋瑾倡之，联合之，故组织颇为完善。”
于秋瑾个人而言，她或许是个不太成功的娜拉，她抗争过，妥协过，对抗过，却最终没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但是，对于全天下的“娜拉”来说，她又是成功的。正如郭沫若评价的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