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圈老登时代终结了吗？

图源：《住宅区的两人》

时代的变迁往往被人们夸大了。

巨变像潮水漫过教培行业的堤岸。旧人出局，新人入场。整个行业都在寻找预判未来的水晶球。仓皇中，一种论调浮出水面：教培的未来一定属于没干过教培的人，那些沉淀20年的校区资产、引以为傲的10年教学经验，此刻都成了印着保质期的负资产，充满老人味。一句话，你过时了。

事实上，水晶球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启动。作为大教培的一个子集，民办学前教育已经持续了几代人的嬗变，为教培业的未来写下了残酷注脚。

多年以后，当宋子初核对完新园所的花名册，哈尔滨老小区的寒气忽然漫上指尖，他会回想起那个冬天，母亲在红砖墙前踮起脚，敲下幼儿园的第一块木牌，木锤声声，冰碴簌簌跌进雪堆。

36岁的宋子初，是一家连锁幼儿园的掌门人。在哈尔滨，他有五所蒙氏幼儿园。

25年前，母亲颜梅在道外区一座社区内办起了一间小型幼儿园。母亲早出晚归，留给儿子的叮嘱总是简短，多半和吃饭有关，比如，“饭菜在冰箱里，自己热一热。”除了读书，子初大部分时间和姥姥住一起，买菜、做饭、洗衣服，从小就安排得井井有条。

和简单生活相比，宋子初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辆忙碌的十三座中巴车。中巴接送孩子在园门前呼啸而过，家长们大声指挥，“往里往里，再进一个。”一切似乎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

那时的哈尔滨，民办幼儿园像野草般疯长。90年代中后期，很多单位的幼儿园不是倒闭就是改制，国家开始鼓励私人办幼儿园。家长们的心态也逐渐变化，从“只要有地方托管孩子就行”，到对比课程、师资，哪家更能“开发孩子智力”。

2000年，中国民办幼儿园有4.43万所，占幼儿园总数的25.2%。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一些省份的民办园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岁月缓缓流转。从第一座传统托育园到两座蒙氏园，母亲走过了12年，因为常年劳碌，身体已经数次预警。看着母亲因日复一日的奔波而渐显疲惫，看到幼儿园仿佛原地打转的局限，2013年，大学毕业后的宋子初以招生顾问的角色加入幼儿园。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办幼儿园陆续出现。那时候，开园的模式和开饭店并无二致——租房，刷墙，坐等报名。幼儿园基本等同于托儿所，家长只关心“能不能管孩子”。

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房地产产业发展黄金期，人们开始分类而居，继而拼车子，拼房子，拼起跑线。家长开始关注“孩子能学到什么”，英语、奥数、才艺等特色班流行起来。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好民办幼儿园，只是缺少一个下水的理由。直到2010年，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信号愈发明确，人们纷纷下水。资本的介入让整个行业浮躁到极点，办园成本和学费水涨船高。

十年之间，中国民办幼儿园的数量从2008年的10万所，激增至2018年的近20万所。

就在所有人高歌猛进的时候，2018年，一道政策让狂飙的车轮急刹。《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若干意见》发布，明令禁止社会资本控制国有或集体办的非营利性幼儿园，上市公司不得投资或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一剑封喉。

无比熟悉的剧情。

这里面，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是老登，他们是幼儿园继承者。在他们身上，四十年的产业进化史被压缩成了一场基因突变。幼儿园正在发生的资产改造术、焦虑转化术、合规柔术，将在未来几年，复刻到教培二代目的商业基因里。区别在于，幼儿园用了四十年缓慢释放的传承阵痛，教培业将在政策重压下，体验十倍速的版本迭代。

1989年，国家教委出台《幼儿园工作规程》，正式将“幼儿教育”纳入教育体系。

在此之前的1985年，孟宪兰在锦州的一间大平房内创办了“新星幼儿园”。作为一个东北老工业城市，80年代中正经历着国企繁荣期，许多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年幼的孩子。孩子们在大平房里吃饭、玩耍，学点简单的儿歌，等年龄够了就上小学。孟宪兰的幼儿园以“托育”起家，在三代人的努力下，园区由一到七。

28岁的王思博是这家幼教集团的“三代目”。

新星幼教有1200多名学生，近300位员工，配备专职的英语教师、运动保健师、自然教育师，月均人力成本约90万元。高龄教师占比多经验足，但团队断层明显，管理成本偏高。所幸，凭借外婆和父母辈积累的自有园所，规避了一些民办园最大的租金负担。

除了是“幼教三代”，王思博还有几个标签：国家一级运动员、武大学霸、宠物医院投资人、乒乓球俱乐部创始人。

2020年盛夏，王思博大学毕业，听从父母建议后，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彼时，谁都不曾料到，教培的黄金时代将如流沙般逝去。

那几年，无论是母校所在地武汉，还是家乡锦州，都被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王思博的同学们走向不同的道路，有人投身科技创业，有人奔赴偏远地区做公益，有人背起行囊游历世界，还有人以写作为志业。而多年运动训练，让王思博习惯了“想要赢，也能接受输”。在新东方市值蒸发2000亿的那个秋夜，他决定回到家乡，接班家族事业。

36岁的张耀宇，思维敏捷，谈论科技与艺术时，言辞迅速且精准。

身为深圳一家教育集团的二代传人，他自幼远渡重洋，在爱丁堡大学的红砖校园里度过青春，也在区块链、数字货币和AI教育的创业浪潮中，用代码与算力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3年，张耀宇的母亲戴薇在文锦中路创办了第一家双语幼儿园。

当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华强北的电子配件摊位正悄然勾勒着科技王国的雏形，赛格市场里，年轻商人们手持BP机，测算着信息时代的第一笔生意。而戴薇，则把目光投向了教育。年轻人来了，孩子也来了。托管之外，家长们要的是更好的教育。

她的幼儿园从一开始就比别人讲究，园舍更宽敞，课程更国际化，很快成了深圳家长抢着报名的地方。

三十二年过去，戴薇的教育集团在深圳、上海、武汉、青岛和天津等五个城市布局了21所幼儿园，还在美国亚利桑那开设了美式分园。在张耀宇眼里，母亲永远是那盏不灭的灯火，她的名字早已与幼儿园的灵魂紧密相连。

过早的海外生活让张耀宇比同龄人更独立，偶尔会戏称父母是“温柔的独裁者”。他甚至觉得自己像《柳林风声》里的蛤蟆先生，富有且充满冒险精神，但有时也陷入孤独与敏感的情绪中。

和其他家庭相比，张耀宇和父母的关系更像合作伙伴，彼此欣赏又始终保持距离，很少谈论家长里短，话题围绕的永远是工作。在这场漫长的传承中，孤独并非全然悲哀。正如他说的：“父母的爱与期待、自我对意义的追寻、对原生家庭的反叛，这三者交织成了我不断前行的内生动力。”

创业的成功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激情之外，更需要敏锐与稳健。在许多同龄人还在校园里模拟创业案例时，张耀宇已经主导了一个NFT艺术品交易平台的搭建，成为最早一批借助元宇宙实现财富增长的创业者。他曾推出一款名为“虚拟蹦迪”的AI陪伴产品，短短几个月就在青年群体中掀起热潮。2022年，在Stable Diffusion尚未发布前，他和团队便开始研发一款面向儿童的AI图像生成模型，尝试让孩子用语音或文本生成属于自己的世界。

2024年末，张耀宇以CEO身份回归家族企业，主导“AI+教育”品牌升级。他形容这是一种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选择：团队需要这样一个人，而他刚好合适。

2013年的宋子初，工作是挨家挨户发宣传单。

每天，他拎着一摞厚厚的彩页，进小区，爬楼，敲门，递出去，再走向下一户。熟悉了各个小区的物业态度，也摸清了哪些楼栋最容易拉来生源。半年后，他靠着腿勤手快，为新园扩招了100多名学员。

可当他真正走进园所，才发现，这里远比楼下的世界复杂得多。在这个充满细节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潜藏着被忽视的小问题——水龙头的角度不对，刷碗时水总会溅得围裙湿透；员工餐里大白菜的比例过高，老师们吃得心灰意冷；晨检流程混乱，孩子们在走廊里大眼瞪小眼。

宋子初的办法是亲自下场。他换掉了水龙头，让水流更顺畅；走进厨房，调整食材比例，提升餐食的营养搭配；他一头扎进蒙氏课程体系，跟着老师一起备课、授课、做教研。会计、采购、保洁、园艺师，他都结结实实干了一遍。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老员工对他另眼相看。在他们眼里，这个年轻人终究只是老园长的儿子。就算是一条再小不过的决策，也总有人会私下去找老园长确认一遍。

在创园元老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太能花钱了：每间教室的教具就投了七万，还不包括各类活动的开销，日常给孩子准备的礼物茶点，动不动就弄些新鲜玩意放进园里；年轻人不通人情世故，一味强调公平、规则、制度，总要组织各种教学培训会。

相比于上一代幼教人倾向用人情和经验去管理，显然，宋子初更在意理性、系统化的思考。幼儿园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靠口碑已然不够。

时间并没有给他太多余地。2017、2018年，国家先后对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出要求，市场格局被重塑。2019年起，外部资本开始撤离。那些曾经“轻松可得的资源”，变得不再容易。

真正考验他的，不是政策变动，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2018年，诺如病毒暴发，70多名孩子集体呕吐。混乱在人群中扩散，不明就里的家长围住园所讨说法，微信群里流言四起。那一刻，宋子初意识到，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控局面。“不能等，马上做事。”他调动全园进行消杀，封锁感染源，联系医疗专家制定防控方案。连续三天召开家长会，信息透明，不回避、不拖延，一对一解释。

从病毒爆发到舆论平息，用了一周时间。那次以后，少帅的权威才算真正确立。

2020年开始的1000多天，园所实际开园时间不足350天。他四处筹钱，确保老师的社保和补助按时发放。他会亲自开车，给隔离区里的学生家庭送新鲜蔬菜。

他花了这么多年，学会了蒙氏教育的精髓，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无数次危机和变故。但最终，他像一艘默默航行的船，穿行在这片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有时候，他以为自己是船长，但更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只是海浪里的一粒尘埃。

王思博的接班要丝滑很多。父母毫无保留地将行政、财务、人事等管理职能交给他，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师长们，流露出对他的信任与接纳。

“标准面前无元老。”他砍掉祖传的“人情岗”，重新选址、扩建示范园、优化薪酬体系、引入早幼教人才、开发在地课程，组建新媒体团队，把品牌故事传播出去。半年后，招生量增长15%，新园区的视频多次成为本地热搜话题。

王思博对标准化管理同样一丝不苟。每周例行抽检，考评标准多达70余项。一次，他突击检查新园，发现原本应维持40度恒温的饮用水达到了60度。归因很简单：园长对新员工培训不到位。按规定，需要接受公示和罚款。

老园长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小题大做，带着“被打脸还不如辞职”的心态向王思博请辞。没成想，王思博二话没说，同意了。

比规则更冷硬的，是现实本身。

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人，几乎比2016年减少了一半。尤其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年出生人口仅34.8万，比一些大城市的常住人口还少。幼儿园不仅要在竞争中存活，还要面对生源缩减的长期压力。

王思博接纳了这一切。他深知，幼教行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他创办了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部和宠物医院。一个是体教融合，一个是毛孩子经济。他试图通过不同赛道，重塑幼教品牌的形象，让教育回归具体的生活经验。

“教育不是代打副本，儿童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王思博看重与在地文化结合的园本课程，希望孩子们在真实的体验中获得成长，而不是被塑造成标准化的“产品”。在功利主义席卷教育的时代，他选择在传承的深水区埋下火种。

张耀宇从小就是海外课堂的高阶玩家，他渴望像马斯克的Ad Astra，扎克伯格的Altschool，萨尔曼·可汗的Khan Academy那样，有机会去重新定义教与学的方式。

“真正的变革，并非一场融资或一款产品便能促成。”在他的语境里，儿童与成年人的界限正逐渐模糊。互联网上的“小孩哥”“小孩姐”运用AI创作音乐、绘制数字艺术，并在游戏世界中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AI并非主导，而是辅助，真正的决策者是孩子自己。”

不久前，一位投资人找到他，试图说服他打造一款“颠覆传统教育想象力”的AI产品，讲述一个能吸引资本的故事，推向市场。张耀宇只是微笑，婉拒了对方的好意。他知道，一些东西需要时间沉淀，而非市场风口的包装。

决定不做什么，有时比决定做什么更重要。

年初，张耀宇的团队对外发布了品牌升级公告：幼儿园的学科素养、英语和STEAM课程全部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推出专属人工智能学伴；面向教育从业者开放AI课程系统，为一线幼教机构提供技术和应用支持；建立“教育者未来学院”，运用职业化培训让早幼教从业者掌握AI时代的方法论。

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整个行业系统正在遭遇的难题。“民办教育处于一个极其残酷的竞争格局，这种残酷至少持续两到三年，甚至更久。”张耀宇说，“即便是头部机构，也需要熬得住。”

学前教育法规比教培监管早出台12年，这使幼儿园成为观察政策长周期影响的先导指标。

通常而言，民办教育的细分领域都会经历野蛮生长、政策调控、代际转型三个阶段。幼儿园已经走完整个周期，而教培业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跃迁的临界点。

2003年整改风波中，母亲颜梅在动荡中锤炼出的生存智慧，正在2025年的教培瓦砾上急速变异。

如今，宋子初面临的困难级别甚于当年。从2020年顶峰的1000多名学生，到今年的700名，下半年及明年入园人数仍然会跌。少子化与人口流出的双重压力，让行业的衰退期来得比预期更快。

2023年，是幼儿园大规模关停的拐点。全国在园幼儿人数呈断崖式下跌，两年间流失了10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突然消失。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两年关停2.3万所幼儿园，平均每小时就有1.3所消失。在哈尔滨，2024年仅南岗、双城两个区，就有13家幼儿园因经营困难终止办学。

监管越来越严，生存越来越难。尽管一些倒闭的园所，会向家长推荐宋子初的连锁幼儿园，但那段空转期让他欠下了一些债务，加上招生压力陡增，因此，这两年并不宽裕。他不得不精打细算，预留出应对未来的资金。

颜梅知道儿子压力大。她每周都会回园，为低龄段的孩子上课。这种陪伴，既是支持也是火种的传承。

但即便如此，宋子初仍无法消解心底的疲惫。他尽力推动幼儿园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前进，但每一次改革，都像是历史的重演。母亲当年，为了幼儿园的生存，日夜操劳；如今，他也在经历同样的奔波。不同的是，母亲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市场，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过往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

“97年男园长”王思博，他的一天是这样的：

凌晨4点，去市场采购今日食材；7点20，在门口站好第一班岗；7点50，准备好室外设备；9点，被叫去修电源；10点，准备孩子们的午饭；11点，铺床叠被，准备哄孩子们午休；13点，召集教师开会，讨论课程安排与招生策略；14点，等宝宝们睡醒，教学乒乓球；15点，彩排周末亲子活动；16点，在门口，看着孩子们放学，挨个说再见。

王思博常觉得，自己站在一条奔腾的河流边，那河水裹挟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之力。最终，在重复且琐碎的劳动中，他触摸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属于教育者的使命感。

很有可能，教二代们不过是在代替父母走一段路。那些曾经的、当下的、将来的“老登们”，留下的印记或深或浅，却始终延续。在巨变的浪潮中，旧有的框架并未彻底消散，它们像河床上一颗顽强的老树，固执地生存着。

与此同时，张耀宇站在家族幼儿园的教室里，看着孩子们在AI助教的引导下，完成一堂探索课。那一刻，他仿佛看见了未来的影子，一个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世界。然而，当走出教室，家长们焦虑之声从未停止。现实与未来，在这一刻交织，形成了一种魔幻的张力。

2021年，教育部提出，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需达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升至50%以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市场化幼儿园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

教育商品化的旧容器，已装不下新时代的焦虑烈酒。

老登们的时代是否终结，取决于他们的商业基因能否突破政策抗药性。事实上，时代的变迁往往被过度夸大。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息的机器，人们更关注短时段的事件和中时段的局势，忽视了长时段的结构。这些结构，决定了趋势的最终走向。权力、欲望、冲突等社会议题不断重现，人们始终在某种循环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