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猫传》
在西方史学界，史景迁是一个“另类”。在历史学愈发讲究学术规范、注重学术语言的大趋势下，我们却可以从他的的写作中看到司马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传统史家的影子。
史景迁笔下的历史不是枯燥的学理、爬梳和论证，而是像故事一样生动，领着读者回到历史发生的那个时刻，体验历史中的人的处境。正是这样的文学性，使西方读者第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有了切身的“感觉”。
因为这些特点，史景迁是少有的能使专业著作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他被公认是16世纪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北美汉学三杰。
史景迁
他平等地关心历史中的人，上到康熙、雍正等大人物，下有王氏这种传统史学不会投以目光的无名妇人，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反映时代的特征。阅读他的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历史材料的纯熟运用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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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19世纪初，洪秀全生于华南一个普通农家，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洋思想让年轻的洪秀全深为着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义影响他的命运最深。带着对基督教义的字面理解与热情，洪秀全塑造了太平天国独特的纲领和组织形态，把那只存在于经文上、 出于想象、扎根于土地的社会，创建为他们的太平圣地。最终，这场历时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惨败告终，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
史景迁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但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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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听着铜锣声鸣，看着写在黄绸上的圣谕，但洪秀全就是不露面。有些外国访客从外面看到，天王府的院门不时打开，让宫女和侍从端着特别赠礼通过，宫门外水榭旁，泊着一艘镀金的大龙舟，天王乘船沿江而下，到达天京。在天王的外院，有几只灯笼丝绳悬着，忽明忽暗，其中一只全以玻璃制作，乃是取自苏州的巡抚衙门。庭院中坐着一名老仆，从年轻就在广州认识了天王。他什么人都不让进院子。镀金的圆柱上方有铭文一块，上刻“真神圣天门”，反映了太平天国名称的转变。洪秀全告诉随从，属灵事务是他生活的重心，从今而后，“一般事务”由天贵福处理。
《大汗之国》
本书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仔细爬梳过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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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有一分“非我族类”的敌意。中国像万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中国历史像变魔术，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中国文化传统玄之又玄，阴阳变化，万象归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变是不变，不变是变。不要说听的人越听越糊涂，讲的人也是越讲越糊涂，于是，中国也就“假作真时真亦假”，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悯，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蹉的行为”。
若由今日回顾，我们能看到，十九世纪中期左右在法国兴起的中国风，其实是由四个因素综合而成的。第一是对中国式优雅及细致的欣赏。中国人从蚕丝、瓷器、寺庙建筑中得到灵感，奠定了美学基础，进而对木头及其他材质发展出高度的敏感性，因而形成这种优雅细致的特色。第二是中国人对肉欲的高度自觉。刚开始，这种自觉和前述的新美学息息相关，但是很快就独自发展得更强烈、更彻底，带有难以理解、危险、又令人迷醉的气氛，其中还掺杂了热浪、夜晚恶臭空气、香味及汗味。接下来的一点，则与第二点密不可分，也就是中国人对暴力、野蛮、潜藏的残忍、强奸的威胁及难以控制的冲动等所具备强烈的感应。最后一点，则视中国为伤心之地。那是一块永远有所失落的地方，既因未对物质主义加以防范而失落在西方里，又因历史的沉重包袱而失落在中国里，而其本身的赢弱与贫穷，则使一切更形复杂。鸦片就是第四个因素的自然产物，也是倦怠与渴望的最佳麻醉剂。
《王氏之死》
清代郯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小县，默默无闻，但多灾多难。妇人王氏，一个疑案记录中昙花一现的受害人，婚后与情人私奔，后又回到丈夫身边，最后在飘雪纷纷的夜晚，惨死于丈夫之手。
利用县官回忆录、地方县志与《聊斋志异》，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这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普通百姓挣扎于战乱、贫困和地方暴力中，没有官场人脉帮忙应对，也没有强大的宗族可以倚赖；无名女性没有法术和金钱做靠山，婚姻可能是毫无欢乐的陷阱。
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这是一个有关幻想、肉欲与不安的故事，是对当时的郯城恰如其分的注解。在人鬼莫辨的世界，人们详实而真切地体味命运的尖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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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的双手紧紧掐着王氏的脖子时，她从床上弹了起来，但挣不掉任的手。他的双手紧紧掐在她喉咙上，并且用力跪在她肚子上，压住不让她动。她的双腿奋力踢蹬，把睡垫都踢成稀烂，她的内脏也裂开了，她的双脚把垫子下面的稻草也蹬裂了，但他一直不松手。王氏死时，邻居们没有一个听到一点异声。
郯城依然下着雪。任抱起老婆的尸体，用她的蓝色夹衫包着她的肩膀。他打开门，抱着她穿过森林，朝邻居高家走去。他是这样计划的：她死后，他会把她的尸体带到高某住处，留在门前；他会说她一直和高某有奸情，而高杀了她。这番说词听起来蛮合理的：她已经跑过一次，而高是一个暴躁易怒的人。两个人可以乘任某外出工作时，每天在一起调情。
但是任永远没有带着王氏走到高家。当他穿过黑暗的树林时，一只狗叫了起来。躲在门楼下的更夫鸣锣示警，亮起一阵光。任把尸体丢在雪中等候。没人前来查看。光灭了，一切又恢复寂静。他把王氏留在原地，回到空荡荡的家，锁上门，上床睡去。
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
《康熙》
康熙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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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虽云命定，然命由心造，福自己求。
联亦常语众阿哥，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人之善恶系于目者甚显。胸中正，则眸子瞭焉、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仿徨不定。凡人行住坐卧，不可回顾斜视。我朝满洲耆旧，时常以为忌讳也。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是一本清史文献汇编著作，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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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
“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追寻现代中国》
一个“现代”国家既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本书以16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展现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怀着同情之心回顾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遭遇过的机遇与挫折，认清中国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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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夏尔尼无力抗衡，只能按指定路线前往广州，离开中国，在沿途尽力记下所见所闻，并在日记中抒发个人观感，认为这个望之令人生畏的国家，实则败案其内，有亡国之虞。他以这漫长且不快的海上旅程来比喻，在日记中颇为贴切地写道：“中华帝国好比是一艘陈旧。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幸赖先后有几位能于且警的军官掌舵，オ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没，徒然以庞然巨令邻邦生畏。”马戛尔尼又说，设若人员驾驭能力较逊，中国将会随波漂荡，直到在“岸边撞得粉碎”。中国对英国所欲遂行目的的抗拒最终是徒劳的，马戛尔尼认为，因为“企图阻挡人类知识的进步有如雄臂当车”，清朝的所为就是如此。“人类的精神有一种飞跃的本质，踏上阶梯，就会不断克服困难，至顶点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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