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科人才培养的角度，应该如何去驾驭新兴技术的改变，以及应对这种技术带来的长周期变化？人大商学院方案就是，建构助力学员穿越周期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重塑具备卓越整合性领导力的企业经营和创新创智高层次管理人才。
■ 文 / 易靖韬
我们应该如何去培育跨越经济周期的可持续成长的商科人才？
第一个方面，我们对目前所面临环境需要深入洞察；第二个方面，基于事实认知和规律洞察，我们应该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去理解目前外部环境发生的系统性的基本面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探讨能够重塑跨越经济周期的商科人才培养理念，以应对这些变化；第三个方面，我想谈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BA（以下简称“人大”或“人大商学院”“人大MBA”）的改革战略举措。
趋于不确定不可预测的环境
当前，国家在转变发展方式，我们也正处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交汇的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高质量增长进行转型。这种转型与技术变革周期叠加，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进行了不少思考。目前我们面对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在持续增加。其中就包括我们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助力企业在面对这些新的变化的时候可以进行程序性思考——对于这种能力，我们把它叫做“复杂的、动态的、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中去迭代认知，然后进行商业实践的能力具有本质性的改变。
我特别强调，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基本面的变化，这种基本面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比如，我们感受特别明显的地缘政治的冲突，以美国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加息周期的转型迭代造成的减息周期的整体金融环境的变化，甚至是各项研究表明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劳动力取代等方面的颠覆性的影响，实际上都会对我们的大环境带来一些波动和挑战。
我们需要非常深刻认识到这背后可能对我们人才培养所带来的一些重大性的变化，如果我们更系统性地去梳理，去用颗粒度更细的维度去思考这种变化，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几个维度的变化，比如智能化的发展和大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别是康波周期，通常是50到60年的长期经济变化周期。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现在的技术变革，可能正是我们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末端“萧条”时期向第四次科技革命前端“复苏”状况过渡的特殊时期。其中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多极化的地缘政治变化最大的影响就是，产业链需要重构，这对那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也面临更深入的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规划。
重塑商科人才的新培养理念
新的商业形态在向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例如，在课堂上传统的知识传授方法可能会被颠覆。当我在与企业家校友和同学们进行案例分享时，当我在课堂上提问并让学生们讨论时，我会发现许多同学一时找不到答案，但其中一些反应很快的同学立即给出了正确答案，因为他使用了大模型，他会直接向大模型提问并得到答案。这表明，大模型带来的知识迭代精度给我们与学生互动交流的方式带来了一些变化。另一方面，我也很惊喜，我们新时代的MBA学员已能够很好地融入智能技术，利用人机结合和人机协同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新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驾驭这种新兴技术的改变，以及应对这种技术带来的长周期变化，建构助力我们的学员穿越周期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重塑具备卓越整合性领导力的企业经营和创新创智高层次管理人才。
我们刚刚经历一个周期，但很难在下一个周期到来前做出准确预判，从而顺利过渡到下一个周期。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挑战。因此，我们希望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动态决策方面做出一些探索。
当下，比过去更重要的是培养企业管理人员时，要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观协同的统一视角。
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挑战。从中观视角看，我们更关注产业周期的变化，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使许多产业的生存周期急剧缩短。那么，我们如何在快速迭代的产业周期中找到更好的机会，从而在不同产业之间切换，找到更好的生存之道？我认为，中观视角在我们过去的人才培养和课程设计中往往被忽略了。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现在的大环境变化让中观视角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带来的产业周期变化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点。如果我们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例如经济大周期的变化，比如从加息到减息的货币周期转型，这种转型往往会带来阵痛，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的加息周期相当于全球抽水，换句话说，美国的货币政策像发动机一样在全球抽水，导致拉美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大的经济周期变化，甚至是更大的技术周期变化。这也要求我们不断思考和迭代人才培养的视角。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国内经营管理所遇到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单纯的国内视角了。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上很多政策取向的变化，对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带来重大调整。
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显著影响着国内的经营管理决策。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加入WTO后深度全球化的结果。当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时，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剧烈。因此，在国际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国内的决策与国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比以往更加强烈。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视角。基于这些理解和思考，我们学院也重塑了发展的战略。我们采取了一体两翼的策略，既要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又要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最终，我们希望帮助企业在长周期中成长，跨越各种经济周期。这就是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人大商学院MBA新模式
回顾人大MBA项目可以看出，一直以来都在紧扣时代脉搏，做了许多大胆和大量的探索。
人大MBA教育最早追溯到1983年。当时，人大就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这也是人大MBA教育的一个重要起点；1990年，我们成为全国最早开办MBA办学项目的机构；2009年，人大针对大的环境变化，进行了大量更新和迭代，特别推出了国际MBA项目；2015年，人大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互联网金融方向MBA项目，这在当时非常火爆；2018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大又推出了金融科技项目。2024年，人大推出了人工智能MBA项目。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实际反映了人大商科教育始终紧跟时代脉搏，响应时代的呼唤，积极回应时代的需求，展现了人大商科教育整体的创新和变革路径。
人大MBA教育特别强调回归教育的本质，在秉承“人民、人文、人本”办学特色的同时，致力于塑造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成长，助力管理者掌握持续跨越周期，适应变革的动态能力，以应对大环境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人大的五大办学特色，红色血脉、中国智慧，全面实训、产教融合，领先学科、交叉融合，国际视野、全球协作，终身陪跑、赋能成长。
从人大MBA 24级学员来看，人大MBA教育的教学质量在逐步提升。学员的平均年龄是33岁，从事管理工作的时间平均有十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IT行业的学员数量远远超过了金融行业的学员，过去，金融行业的学员数量是最多的，而现在IT和通信行业成了主要生源。这种变化实际上要求人大去适应生源结构的改变，重新塑造人大的人才培养方案。新的时代也带来了一些重大改变，比如技术的高速迭代和经济增长的放缓，让人大处在了双重焦虑的状态当中，也对MBA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如何通过MBA的改革解决MBA人才培养的单向焦虑，人大需要直面这些问题的本质，积极拥抱技术的变化。
在MBA项目的改革中，人大全面支持学院的发展战略，围绕主体支持体系的变革，我们提出了创新驱动的人才重塑方案，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MBA项目。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套终身回访计划，旨在助力世界一流企业的长期发展。
这套培养方案强调六个维度，包括文化熏陶，强调人文素养和中国管理智慧；淬炼反思，鼓励反思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两者为能力核心，学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知识和技能的组合；理论基础，最近我阅读了一篇最新的战略管理文献，讨论了大数据和大模型的研究。发现大模型在提高预测精度的同时，其解释度却有所下降，这表明模型的改进方向和解释能力之间存在背离。这更加突显了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性；最后，落实到行动实践，以产教融合的全面实训体系为升华拔高。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到未来的文化反思，从商业到技术的交叉融合，以及理论到实践的知行合一，最终实现知识和技能的自我建构。
人大的商科教育一直在不断迭代，从最早的MBA，到科技金融MBA，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持续进行改革，目标是打造一个长周期的终身陪跑培训系统。围绕这样一个校友终身陪跑计划和校友、学院和社会之间共同繁荣的全生命周期生态系统，最终，我们希望形成四大学习平台：文化传承、实践实训、全球视野和知识共享平台。这个系统依托于两个主要的创新系统，即知识共创系统和实践共创系统，来实现校友和校友企业的终身陪跑和全生命周期的成长。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经理人》和MBAChina共同举办的“2024年度中国商学院发展论坛暨教育盛典”演讲内容整理并编订，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