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七一

我见世间人,茫茫走路尘。

不知此中事,将何为去津。

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

纵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贫。

我看这世间的人啊,都在茫茫人世间忙碌奔波,就像那扬起的尘土一样忙乱不停。 他们根本不明白人生在世的真正道理,也不知道该以什么作为人生的指引和依靠。荣华富贵又能持续多少日子呢,家人亲属之间看似亲近,可也只是短暂的时光罢了。就算拥有千斤黄金的财富,也比不上在山林间过着清苦却自在的生活啊。

其一七二

自闻梁朝日,四依诸贤士。

宝志万回师,四仙傅大士。

显扬一代教,作时如来使。

造建僧伽蓝,信心归佛理。

虽乃得如斯,有为多患累。

与道殊悬远,折西补东尔。

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

有声而无形,至今何处去。

自从听闻梁朝佛法兴盛时起,便有四位堪为依止的贤德之士——宝志、万回两位神僧,以及泗州僧与傅大士。他们显扬佛法、担起如来使者的重任,建造寺院、引导信众皈依佛理。然而,即便成就如此,执着于“有为”之举仍带来诸多负累。这些作为与真正的佛道相差甚远,不过是拆西补东的权宜之计。若不通达“无为”境界的深意(即不着相、不造作),终究是损耗多而利益少。如今那些轰轰烈烈的功业徒留虚名,却无实质传承,终究不知归于何处。

寒山以“茫茫走路尘”形容世人迷失于功名利禄的追逐,看似繁忙却“不知此中事”——即未参透生死轮回与生命真谛。他批判“荣华能几日”的虚幻性,指出“纵有千斤金”的物质积累终不敌“林下贫”的精神自由。这种思想与寒山其他诗作中“有为多患累”“不达无为功”的禅悟一脉相承,主张超越世俗执着,回归心性本然。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中子路问津的典故中,长沮、桀溺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暗讽孔子周游列国是徒劳的“辟人之士”,而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反驳,实则揭示了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情怀。子路作为忠勇的践行者,其形象恰似寒山笔下“走路尘”的众生缩影——执着于行动却缺乏对“津”(生命渡口)的终极思考。

两相对照,寒山诗中的“不如林下贫”恰似对儒家积极入世观的反思。这让我想到那个安贫乐道,一身静气的颜回。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颜回“箪食瓢饮”却“不改其乐”的境界,为寒山的批判提供了另一重注脚。不同于子路的外向勇猛,颜回通过“心斋坐忘”在贫困中实现精神自足,这恰与寒山诗中“林下贫”形成跨时空呼应。

儒家的“孔颜之乐”在此转化为禅宗的“无住生心”:颜回之乐源于对“道”的内在体认,寒山之贫则是破除“我执”后的空明,二者共同指向“超越物质而直指本心”的终极关怀。

明代画家沈周隐居作画、寄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可视作对寒山思想的文人化演绎。他笔下的林泉既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道场——“优游”二字暗合寒山“任运还同不系舟”的自在境界。与子路问津时“耰而不辍”的农耕隐喻相比,沈周以艺术创作实现“辟世”,将禅宗的“无为”转化为水墨丹青中的“有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这种“诗画证道”的方式,恰是寒山“闲书石壁题诗句”的雅化延续。

子路问津象征执着于“改造世界”的入世激情。颜回乐道体现“安顿内心”的道德修养,沈周林泉开创“艺术化文人生活”的美学实践。寒山禅悟则直指“破除分别”的究竟解脱。

四者共同构成“此岸”与“彼岸”的辩证:儒家在尘世中建立意义,道家在自然中寻找寄托,禅宗在空性中消解对立,而文人艺术则搭建起沟通二者的桥梁。寒山以“不如林下贫”的决绝姿态,召唤着超越二元对立的生命觉醒——正如子路最终“结缨而死”的刚烈、颜回早逝留下的永恒微笑、沈周画中不谢的山水,都在印证:真正的“津渡”不在外求,而在对生命本真的彻悟。

其实下面这首长诗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回到生命本真,不假外求。

寒山也是在回应达摩祖师见梁武帝那则公案。

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

——《五灯会元》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

寒山以梁朝佛教大兴为镜,痛陈“造建僧伽蓝”等善业实为“拆西补东”的权宜之计,其“有声而无形”的结局,恰似达摩对梁武帝“造寺写经”的否定——二者皆揭示功德执着的虚妄性。

寒山指出“有为多患累”,认为建寺弘法虽能引导世俗信仰,但执着于此则背离“无为”真义,沦为“损多益少”的世间善法。这呼应达摩所言“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即一切依附形迹的善行终如泡影,无法触及解脱根本。

达摩“廓然无圣”之答,更以“无圣无凡”的绝对空性消解功德概念本身。寒山“至今何处去”的叩问,恰似此公案中梁武帝“对朕者谁”的迷惑——当“造寺者”与“被造之寺”皆归于空寂,功德主体与客体俱泯,“有声而无形”便成为必然。

寒山通过诗性语言,将“有声而无形”的寺庙兴衰史转化为对修行本质的反思;达摩则以机锋对话,将帝王问诘转化为“言语道断”的禅悟契机。这种差异背后,是“诗禅互证”的中国化佛教智慧:诗以意象破执,公案以悖论启悟,共同消解对“功德相”“圣人相”的执着。

寒山与达摩的思想碰撞,绘制出一幅破除形式迷障、直抵心源的精神地图:

首先要解构功德相,否定以物质积累衡量修行深浅的世俗标准。然后是泯灭凡圣相,消解“圣者-凡夫”的二元对立,回归“廓然无圣”的平等性。最后是体证无为法,在“林下贫”的简朴与“不识”的默照中,实践“净智妙圆”的究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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