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北宋熙宁政府比做一家现代公司，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熙宁公司”在研发新产品，以及产品的落地，会出现哪些困境？“董事长”宋神宗和“总经理”王安石又面临哪些阻力？作者从跨学科的视野观察和分析王安石变法，得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结论。
熙宁公司的
一般困境及其残次新品
文 | 萧瀚
从科斯创始交易费用学说以来，在交易费用经济学里，企业就被视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生产组织，以此区别于一般市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威廉姆森则进一步将现代企业视为一个巨型的契约束，以此更为微观地清晰展示了现代经济生活无处不在的交易费用，以及企业是如何通过其生产组织的运作降低交易费用的。
如果将北宋熙宁政府比喻为一家现代公司，简称“熙宁公司”，宋神宗是董事长，王安石是副总经理，后来是总经理。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推行的新政是熙宁公司的产品，熙宁公司欲将这些产品卖给全社会，市场遍及整个大宋，但熙宁公司与社会的这一交易是垄断性的，没有别的公司。那么对于本章上一部分论述的八项主要交易费用，公司用什么来支付，以及如果这些费用太高，公司又将如何降低费用？
交易费用的发生来源，既有熙宁公司内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
熙宁公司在新董事长宋神宗上任之初，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不掌财权，一般而言，总经理无权过问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的财务状况由财务部管理。但由于公司管理层机构臃肿和人员冗余，保安部尤其开销惊人，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前任董事长英宗虽然裁撤了保安部部分人员，但他们的开销依然十分庞大，占每年公司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常有的。为此，新任董事长急需理财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公司需要进行的改革也将从此处入手。
在熙宁公司内部，除了董事长、总经理，为了新产品的推出和顺利销售，1069年(熙宁二年)2月26日，根据副总经理王安石的提议，董事长下令成立了新的机构，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熙宁公司的新产品研发部，由陈升之和王安石共同领导，研发部任用了一批新锐，包括日后反新法主力之一的程颢与苏辙。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成立这一机构的重要使命，就是绕过财务部和现任总经理室，能够通过推出新产品，为公司理财，以掌控公司的财务。但这一目的昭然若揭，立刻遭到公司监察部以及其他高管的反对，监察部官员刘琦、钱、刘述(御史)，还有其他高管如吕公著、韩琦、范镇、苏轼，他们反对的理由是，研发部的成立是侵夺总经理和财务部的权力，侵扰地方分公司的财务和司法自主权，同时也在人事任用方面严重越权。
这些反对意见不能说都是错的，甚至是对的，但是董事长上任后不久，就曾咨询过公司诸元老，他们对于改革积弊既没有意愿，更没有方法，让中书去推进改革，显然是让行动障碍者去赛跑，完全没有可能。研发部(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这一背景下成立的，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研发部成立后，迅速派遣王广廉等八名骨干到各地做市场调研，巡查当地农田、水利、赋役情况，复命后继续研发新产品。苏辙因反对新产品，在任职五个月后求退，转去市场部；不久后，程颢也因反对新产品求去，转去市场部。1069年5月15日，董事长召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文秘部和保安部、监察部(两制、两府、御史台、三司、三馆)共议贡举法。
1069年6月9日，监察部部长吕诲在公司高层公开发表《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认为王安石是奸诈小人，上欺董事长，下压公司同僚，德不配位，没有资格担当副总经理这么重要的职位。6月12日，王安石提交辞呈，被宋神宗拒绝。第二天，吕诲发表《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第二状》，按照公司惯例，王安石称病不出，董事长竭力安抚，直到6月20日，王安石才复出工作。7月13日，吕诲被董事长免职，安排到邓州分公司当经理(知邓州)，吕公著继任总公司监察部长。
1069年8月6日，研发部推出第一个新产品：均输法。监察部诸员工群起而上，批评均输法是与民争利的聚敛之恶法，主管均输事务的发运使薛向是小人、酷吏。谏官刘琦、侍御史里行钱、知谏院范纯仁、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陈襄、权开封府推官苏轼，都参与了这场围攻。
1069年9月21日，公司推出第二个新产品：青苗法。这次引发的争议比均输法还严重，因为各地分公司涉嫌强买强卖(抑配，即摊派)，强行贷款，并且高于法定利率违法发放贷款。依法规定，借贷者以货币或实物贷款都行，还款也听其自便，但地方分公司为了自己工作方便，常常强行贷款而且要求货币还贷。之后，熙宁公司继续推出其余的十四项新产品。
大部分新产品在其推出和实施期间，都遭遇了旧党力度大小不等的反对。青苗法因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公司和市场上都遭到了极大阻力，并且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反新法浪潮的第一个洪峰。
1071年1月12日(熙宁三年底)的保甲法、1071年(熙宁四年)10月26日的免役法、1072年(熙宁五年)4月17日的市易法也都各自形成了反对声浪的新洪峰。免役法让之前享受免徭役特权的公司内部高管官户也要出钱免役，深切地触犯了所有高管的利益，因此所遭反对尤烈，而同时，免役法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违法高利现象，且十分普遍。如前所述，毕仲衍《中书备对》显示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23路/军地方政府在征收过程中，只有湖北路和两浙路没有征收高利的宽剩免役钱。因此，旧党对青苗法和免役法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党争，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为新产品而发生的内部纷争，不但无助于新产品的销售，还因旧党出于拆台的动机而严重地妨碍了新产品质量的提高，继而妨碍了销售。
如果以现代产权观念看待青苗法免役法中的各种问题，“抑配”意味着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产权边界，人民并不拥有稳定和完全受保护的财产，在官府甚或朝廷对其财产发生兴趣之前，人民似乎拥有其财产的产权，一旦官府(有时也包括其支持的其他人)以及朝廷看中平民的某项财产，这项财产即会被强行夺走。不管以何种名义，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财产的“二级处分权”现象，中国历史上的产权一直都属于可以进行二级处分的残次产权。
更为糟糕的是，当产权的二次处分发生之后，并没有相应的有效制度可以救济遭受产权剥夺的人，中国历代行政与司法并不分离，换句话说，遭到行政侵害的人们，是通过向侵害者告诉寻求救济，这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救济的。因此，一旦遭到官府及其支持者或朝廷的直接剥夺，人民无从得以补偿和赔偿，这便是所谓罗马法上“无救济则无权利”的经典案例。
至于市易法，虽然理想地施行，它似乎应该能起到“抑兼并、利商贾”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种想象，一种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只有在无摩擦的真空社会里才能实现的想象。摧抑垄断性豪商过程中形成更大的唯一兼并者、垄断者官商，市场将变得更不公平。
一方面，公司内部部分高管就是被市易法摧制的豪商，市易法让他们丧失了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市易法也使得市场不正常。市易司通过垄断市场获得垄断性政府收益的同时，因其权力扩张和肆无忌惮的本性，使其碾压的对象其实无法区分商贾的大小，因此必然严重伤害立法本意要保护的中小商人。
可以说，市易法作为熙宁公司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对社会除了解决科买之弊，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增益，而对市场的破坏，导致其所解的科买之弊被严重抵消。无怪乎即便是最推崇王安石的梁启超也没法为市易法辩护，梁启超说：“荆公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应该说，其他诸新法，哪怕存在各种问题，甚至像青苗法免役法这种问题比较大的新法，也都有其合理的于社会和人民增益的成分，唯独市易法除了权商豪佑丧失原先的垄断利润(如果这也算一种社会增益的话)，解决了之前的科买之弊，政府采购过程中通过可以节省开支，其他成分都是于社会和人民不利的。这是熙宁公司推出的所有十六项新产品中最糟糕的一项。
面对汹涌的公司内部反对大潮，宋神宗董事长要推广新产品，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借助至高的垄断性权力，将反对派调离重要职位，强行推广新产品。以如此方式推广新产品，尤其是青苗免役市易，高昂的交易费用中包含了公司的部分商誉和董事长的权威。虽然青苗免役市易不是新政的全部，却是引起反对声浪最大的新政，对整个新政的伤害都是严重的，因此，也是交易费用高昂的。
除了这三项新产品，熙宁公司的其他十三项新产品，在其推行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也遭到公司内部旧党保守派的反对和杯葛，但其交易费用并没有达到青苗免役市易的地步，因此总体上还算是顺利的。
一般法令的推行，也就是北宋公司历来的产品销售模式，在交易费用上有个常数。受限于通讯、交通等现有的科技能力，公司所采集的信息，通常既不完整也不可能及时，尤其很难收集广袤领土上各地区同类事项具有差异性的全面信息。在解读信息时，也存在着高管们能力的欠缺，比如，苏轼就曾写诗撰文说，士人不必学律学，读懂经学就可以处理实际事务，而事实上，大量的政务需要专门人才才能解读专业信息，从而采取合理的对策，可见，无能的高管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公司事务。
在推行法令过程中，儒家高管通常推崇论心不论迹的做法，以致各地分公司推行政令缺乏统一的程序性规范，比如新法推行过程中，各地高管出于党派之私或一己对政令的好恶，而随意改变法令内容，有些反对新产品的地方分公司高管干脆彻底拒绝新法，对敢推行新法的下属甚至进行责罚。在监督新法实施效果时，缺乏独立中立有效的司法系统，地方分公司高管也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决策。比如，为了自己升迁的需要，地方分公司高管强行提高青苗免役的利率，遭受损害的人民并没有途径获得救济。这是当时一般法令推行过程中的常态。
在推行熙宁十六项以及更多的新产品过程中，由于地方分公司高管的个人政见、好恶以及政绩考核的需要，使得至少在推行青苗免役市易时，出现大量严重违法案例(《中书备对》统计的熙宁十年各路免役宽剩钱数额以及利率比足够说明问题)，因此，违法推行少数几项新品很大程度上已成常态，但其他新政实施过程中则好多了，这表明，新产品推广的平均交易费用并不那么高——熙宁公司总体上都做到了，除了少数几项争议最大的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