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山西重要考古新发现
各个项目出土的器物、壁画等
考古学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学科，是用实实在在的文物谱写信史的学科。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就点燃了科学考古的星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探究陶寺遗址时说过，“这里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多次往返云冈石窟做研究的宿白先生，更是从日本学界夺回了云冈石窟的话语权……在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山西的考古事业尤为重要，有累累硕果，也闪烁着“满天星斗”。
新时代下，山西的考古事业迎来新的征程——2023年6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成立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2024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全员互聘，资源共享，开拓了山西考古的新模式。在“2024年度山西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之际，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倾力加盟，更为此次论坛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性、研究性和可延展性。
对此，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记者采访了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围绕山西考古的独特地位、科技考古的应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大考古”理念等话题，揭示山西考古的深厚底蕴与未来方向。
▲山西晚报2025年3月7日报道版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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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考古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一年一度的“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暨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是我省考古行业的一次盛会，“山西重要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更是彰显了山西考古事业独特的地位和贡献。此次参与汇报的22个考古项目，是2024年山西考古工作的缩影和精华，时间跨度大、地区覆盖面广。陈小三教授表示，这些项目对于总结山西历史脉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让公众看到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山西作出的突出贡献。
“庙底沟阶段，依然是山西史前考古的重点之一。”陈小三教授说，从现阶段考古图景上来看，整个庙底沟文化从陕晋豫交界地区向北发展的线路越来越明晰了，以往大家注意到了汾河谷地是庙底沟文化向北发展的主要线路，2024年度新发现的大宁道教遗址、吕梁之前发掘的德岗遗址和大同吉家村等遗址说明，吕梁山内也存在一条庙底沟文化向北拓展的线路。
▲大宁道教遗址出土的陶器
“在龙山文化阶段，襄汾陶寺遗址的宫殿区和手工业作坊区都很重要，手工业作坊区陶窑和石灰窑在两个毗邻的独立区域分布，如果他们属于一个时段的话，说明这一阶段手工业内部还存在进一步的组织和分化；陶寺墓地的新发现，尽管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成组的彩绘陶、牙壁、牙璋等文物都说明，这些遗物的年代相当于陶寺文化晚期阶段。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忻州市保德县林遮峪遗址、晋东南地区的晋城市沁水县八里坪遗址、晋北地区的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遗址，这些新的发现排布到了山西整个省境的范围，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区域之间的联系。原来大家认为陶寺遗址仅分布在临汾盆地，而运城市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出现，让我们了解到运城北部也是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近年来八里坪遗址早期遗存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也非常接近。另外，在陕北地区的延安芦山峁遗址的第一期遗存，也是和陶寺早期遗存是一样的。如今，陶寺文化的早期分布范围已经远远突破山西的临汾盆地，呈现了4000多年前山西这片土地辐射开的王朝气象。”
他介绍，曾经的考古工作者只是针对某一处的考古遗址来做研究，但是随着山西考古事业的全面开花，考古项目的全境分布，考古人员能从不同区域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丰富的文化遗存串联起来，让历史真相也逐渐明晰，这就是山西考古的优势。
▲保德县下川坪遗址周边环境
此外，考古工作也绝非一蹴而就，学者们经年累月的发掘和研究，也使得考古的复杂性涌现出来。“以保德县下川坪遗址为例，大家认为在山西的北方，龙山聚落可能石城较多，下川坪遗址没有石城，反倒是位置更偏南的保德林遮峪遗址存在石城，这些石城内部存在石砌的房子，也可能存在窑洞式的房址，说明石城兴起之后，当地居民的居住方式比较多元；沁水八里坪遗址发现了三重环壕，是一个规划有序的大型聚落。第一期遗存和陶寺文化早期接近，第二期遗存文化因素既有来自北面的龙山文化阶段的鋬手鬲，也有来自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小口圆肩罐，还有来自西部的陶寺文化因素。多重文化因素在此汇聚、碰撞，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共性和差异性又是什么？这些也是现阶段考古人员需要研究的问题。”
陈小三教授还介绍道，山西大同吉家庄遗址最近的工作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可以看到源发自辽西地区的平底筒形罐等因素有自东向西发展的态势，龙山文化晚期则能看到以鋬手鬲为典型器物的遗存，向东已经分布到了燕山山地南麓。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陈小三教授说，这三个大的阶段，山西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靠持续推进的、高质量的考古工作来建构、丰富和完善山西在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绛县东关金墓M8墓室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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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与“文物全科”模式
在此次考古项目汇报中，涌现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他们在考古工地冲锋陷阵，在年度汇报“总结”中神定自若，将考古成果逐一介绍。历史和文明需要传承，而在本次盛会中，考古人才的培养成果和事业传承令人惊喜。
从1978年起，山西大学就开始招收考古学专业人才，是全国最早开展考古学本科教育的高校之一。自2022年开始，山西省文物局等5部门为加强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和考古队伍建设，加快推动山西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由山西大学文博考古学院面向全省招收“文物全科生”。
山西省免费定向培养文物全科人才的举措，在全国尚属首例。如今，首批“文物全科生”已经进入大三后半学期阶段。“文物全科生的培养模式，是要为基层文保单位输送复合型人才，我们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在考古、文物建筑和博物馆三大领域的综合能力。”陈小三教授介绍，考古学是一项非常注重实践的学科，鉴于文物全科生今后要服务基层，所以整个教学任务也更注重实践，在一些考古项目发掘中，也会带领学生们下工地进行田野考古，从考古发掘过程中学到相关知识，知行合一、教学相长。
值得欣慰的是，在2024年度开展的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全科生自发地加入“四普”队伍，到基层开展普查工作。在沁水八里坪遗址中，学生们也参与其中，在田野考古中增长见闻。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遗址，就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学研基地，课本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真正地具象化，学生参与其中，触摸着考古的温度，感受着历史的脉络……
▲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遗址，
就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学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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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在山西的应用
时至今日，考古工作不再仅仅依赖传统工具，而是融入了多种科学技术手段：探地雷达进行遗址勘查，光学测绘仪器、小型无人机可以进行测绘，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进行空间信息提取、分析与建模等。在此次汇报过程中，屡屡出现科技考古的身影，而昔日里一些费解的问题，也通过科技手段进行了释读。田野考古与科学技术的相互融合，是“大考古”的趋势，也使得考古工作焕发新彩。
2024年12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和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共建的“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重点聚焦和突破冶金考古、遥感考古、实验室考古研究方向，与此同时，“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山西省实验室”也获批筹建，科技考古在山西方兴未艾。
▲昔阳钟村夏商墓出土的陶爵
对于这门“新鲜”技术，陈小三教授表示，科技考古并非独立学科，因为所有的考古必须是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科技考古是考古研究获取肉眼看不到的信息的手段，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比如北方的农作物多为粟和黍，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就出土了这两种植物，但是在山西某一处遗址中发现了水稻，考古研究人员就会思索，复选的植物遗存中是否有穗秆儿？是整棵的，还是零散的？是不是代表着古人在千年以前，就可以种水稻？这些就需要科技考古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只有不断扩充各类信息，才能使考古工作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和饱满。”
交谈中，陈小三教授也提到了“大考古”的理念，提到了山西乃至中国考古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考古机构的宏伟目标，这也是现阶段山西乃至中国文博工作者所努力的方向。作为考古界的学者，也是教育工作者，他有着自己的使命。“考古学科是多元学科，需要借力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从业人员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如果我们要在世界考古中拥有话语权，就一定要不断充实自己，借助国际合作，来拓宽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广度。就目前来说，在各校考古学教学课程体系中，主要讲授的是中国考古学，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考古人，能够走向世界。目前不少考古机构已经在境外参加考古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也与中亚地区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当我们的视野和研究方向不断走出国门之际，我们的考古事业就会有国际化的飞跃。”陈小三教授坦言，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蓄力，甚至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这只是静待花开的过程”。
专访结束时，陈小三教授表达了对山西考古未来发展的信心：“山西考古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我们将继续探索科技与考古的结合，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贡献力量。”
▲大同平城区文瀛南路北魏墓地出土的石枕
（图文来源于“文博山西”，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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