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过《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两件大事,周朝权威进一步沦丧,卿大夫家族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各诸侯国君被夹在中间,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纷纷开始奋发图强,试图在这个大争之世保存国祚。

魏、楚、齐的《明君人治》,即是三国为适应大争之世而做出的探索。

但三国的明君人治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仍然在既有框架里寻找出路,故而有浓厚的春秋遗风。

真正突破时代枷锁,要到秦国崛起了。

围绕着秦国崛起,各诸侯国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周边事件,君臣将相为应对危机、捕捉机遇,便发生了激烈碰撞,将人的智慧、谋略、算计展现的淋漓尽致,为世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以后,礼乐恭谦的春秋时代彻底远去,崇尚法术诈力的战国时代正式到来。

2、

秦国崛起的前提,是三晋分裂以及魏国衰败。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魏击薨逝。

因为魏武侯生前没有册立太子,此时便没有法定的接班人,于是公子罃(ying)和公子缓(huan)在魏国群臣的支持下,围绕国君之位的最终归属,爆发了长达两年的激烈争锋。

见到魏国爆发内乱,赵、韩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公元前369年,魏国大夫王错投奔韩国。史书里没有写他“奔韩”的原因,但他在这个时间点离开魏国,极有可能是深度参与了魏国的政治斗争,然后被敌对势力抓住把柄,为了保住性命,便离开魏国投奔韩国。

这件事让韩国君臣做出判断——

堂堂魏国大夫都无法自保,说明魏国内乱已经白热化,朝野人心惶惶,正是介入魏国内政的最佳时机。

于是韩国大夫公孙颀向韩懿侯说:“魏乱,可取也。”

韩懿侯非常认可公孙颀的意见,便和赵成侯联络,组成韩赵伐魏联军,一举击败魏军,包围魏国都城安邑(山西运城)。

如果韩赵联军直接攻城,魏国必然灭亡,不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

但就在这个时候,韩懿侯和赵成侯在如何处理魏国的问题上,有了严重的分歧。

赵成侯认为,诛杀公子罃,册立公子缓为魏国国君,然后逼公子缓签订城下之盟,向韩、赵两国割地。这样一来,赵韩得到实际利益,魏国实力削弱,日后三晋依然可以互相依存。

韩懿侯认为,册立公子缓是赵成侯提出的意见,事成以后,公子缓定然以赵成侯马首是瞻,那么赵国便有可能成为新的三晋领袖,压倒韩国。于是他坚决不同意赵成侯的意见,要求同时册立公子罃和公子缓,把一个魏国分成两国。

赵成侯想立魏压韩、统领三晋,韩懿侯想分魏抗赵、壮大己身,两人的根本目的不同,自然无法说服对方。

就这样争执一段时间,韩懿侯见战略目的无法实现,大怒,直接统兵回到韩国都城新郑。赵成侯见状,考虑到赵国的实力不能单独决定魏国命运,也撤兵离开,回到赵国都城邯郸。

不过,韩赵伐魏事件,仍然间接改变了魏国的走向。

因为赵成侯要册立公子缓的想法,肯定派人和公子缓谈过,并得到公子缓的认可。虽然赵成侯已撤兵回国,但在魏国朝野看来,公子缓和赵成侯的关系已经确定,一旦公子缓成为魏国国君,必然亲近赵国,难以确保魏国的独立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朝野便放弃公子缓,逐渐向公子罃靠拢,最终,公子罃在魏国朝野的支持下诛杀公子缓,成为魏国国君。

公子罃,即魏惠王。

从个人层面来看,魏惠王击败公子缓继承国君之位,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从国家层面来看,魏惠王的成功,不仅没有满足赵国的诉求,也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导致魏国和赵、韩出现难以缝合的裂缝。

可以说,随着魏惠王成为魏国国君,魏国就失去重新统领三晋的机会,而赵韩两国受制于国力、历史矛盾等因素,同样无法统领三晋。

三晋,彻底分裂了。

然而,魏惠王全面继承了魏武侯的“武力征服”路线,继位以后,立即开动魏国的战争机器,四面出击——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 三年,齐败魏观(观津)。 五年,为秦所败。 六年,伐宋取仪台。

这份出自《史记·魏世家》的史料说明,魏国能击败韩、赵、宋等国,却对矗立东西的老牌诸侯国齐、秦无可奈何。

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不知用什么理由,说服韩、赵两国和他联合伐秦,结果大败而归,被秦献公斩首六万级。两年后,魏惠王为挽回颜面,决定以魏国一国之力独自伐秦,再次大败,统兵伐秦的魏国丞相公叔痤,都做了秦献公的俘虏。

魏国三次伐秦、三次大败,给各诸侯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魏国并没有强到横推一世的地步,魏军并非不可战胜。

至少,秦国就可以和魏国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的“武力征服”路线便遭遇挫折,很难再推行下去,而秦国通过大败魏国的战绩,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自此以后,魏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秦国则迎来改变命运的转机。

3、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薨逝,其子嬴渠梁继位,时年21岁。

嬴渠梁,即秦孝公。

秦献公三次败魏,给秦国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秦孝公的历史任务,便是在此基础上,将秦国国力和影响力推向新高度。

但秦孝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时,各诸侯国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为最强,其中前六国都在函谷关以东,唯独秦国僻处西陲,和戎狄部族混在一起。淮河流域的十余个小诸侯国,虽然在关东六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但他们都地处中原,社会风俗和文化礼仪没有明显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国就显得非常另类,各诸侯国都认为秦国是蛮夷国家,没资格参与“中国”的事务——“皆以夷狄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秦国的疆土,偏偏又和魏、楚接壤。

为了封锁秦国,防止秦国东出,魏、楚都耗费巨资,修建起绵延千里的长城。魏国长城起于洛阳一带,横跨黄河,直抵陕北。楚国长城起自汉中,一直通到巴蜀。

魏国和楚国的两条长城,就是他们构建的一道封锁线,试图把秦国堵在西陲。

既有文化差异,又有军事封锁,秦孝公要想开拓秦国国力和影响力,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打破封锁,秦孝公继位不久,便下达了一道招贤令,并提出一条所有人都难以拒绝的条件,即只要能给秦孝公出谋划策,让秦国强盛起来,就能得到秦国的官职和爵位,荣耀己身、传及子孙——“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国按劳分配、论功行赏、绝对公平,来吧。

魏国相府中庶子卫鞅,亲身经历了魏国的三次大败,亲眼见证了秦献公俘虏公叔痤的景象,再加上在魏国不受重用,早已心灰意冷。

现在见到秦孝公的招贤令,立即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并通过秦孝公亲信景监的关系,给秦孝公提供了一整套法家富国强兵之术。

所谓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其实就是改造政府机构、铲除地方豪强、颁布严密的法律,把国家打造成一台暴力机器,保证国君的政令能传到最基层。通过这台暴力机器,国家可以把全社会的利益集中起来,用来练兵、养士、救灾、征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利出一孔。”

秦孝公迫切要开拓秦国,卫鞅迫切想位及人臣,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随后,秦孝公命令卫鞅,用他的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把秦国彻底改造一遍。

秦国变法,就此拉开帷幕。

秦国变法,共有两次。

第一次变法的目的是重整社会秩序,确立政府和法令的权威,打破阶层固化,调动社会经济的活力——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一句话,秦国人民要互相监督,降低政府的统治成本,日常努力种田,服从政府管理,不要斗殴闹事,想得到官职爵位提升社会阶层,就到战场上博军功。

第二次变法的目的是移风易俗,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秦国的精神文明层次——

筑冀阙宫廷于咸阳,徙都之。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废井田,开阡陌。 平斗、桶、权、衡、丈、尺。

通过这次变法,秦国的大家族都拆分成原子化小家庭,小乡村整合为大县城,政府得到明确的田地数据,市场有了统一的度量衡。

稍晚一些,卫鞅又废除井田制配套的什一税(十份田地的产出,九份归私一份归公),改为计亩纳税(每亩田地明确税额,按时征收)。

卫鞅的这套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如果是在物质和文明发达、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东诸侯国,大概率是施展不开的。

但在秦国就不一样了。

秦国也有既得利益集团,但秦国的物质贫瘠导致秦人选择空间较小、文明落后导致秦人思考深度不够,用几次血腥屠戮,让变法成为秦国的政治正确,秦人就容易驱使了。

可以说,卫鞅的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和秦国的现状,简直是一对绝配。

而经过十年变法,秦国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景象。

秦国,变法初成。

4、

秦国的国力蒸蒸日上,自然要深度参与各诸侯国的事务,开拓秦国的影响力,实现东出大业。

秦国东出的第一道门槛,以前是晋国,现在是继承晋国汾河盆地的魏国,而此次秦国东出遇到的神助攻,便是远在东方的齐国。

公元前356年,发生了两次重要会盟——

“赵、燕会于阿。”

“赵、齐、宋会于平陆。”

赵国横跨山西北部和河北中部,燕国在河北北部,齐国在山东北部,宋国在河南西部,可以看出来,这四国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针对魏国的C型包围圈。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赵国为首的两次会盟,目的就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包围魏国,直至组成联军一举灭魏,重新整合三晋。

赵国的目的,魏惠王显然看出来了,于是在公元前354年,魏惠王出兵伐赵,直取邯郸,准备以力破局。

齐国和赵国是达成盟约的盟友,邯郸被围,齐国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共同统兵救援邯郸。

按照春秋时代的战术原则,战场在哪里,兵力就投放到哪里,堂堂正正的战一场,胜利者得到外交主导权,失败者愿赌服输,回去准备下一场战争。

田忌也是这么想的,接到命令,便准备直奔邯郸。

但孙膑认为,战争以取得胜利为目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具体用什么手段,其实是无所谓的。救援邯郸,为什么一定要到邯郸和魏军决战呢?

孙膑向田忌提议,魏军倾巢而出包围邯郸,那么魏国都城安邑必然空虚,我们与其到邯郸和魏军硬碰硬,不如批亢捣虚,袭击安邑。魏军为保卫安邑,肯定要撤围回师,到那时,邯郸之围不就解了么——

“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内。子不若引兵直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

孙膑的军事理论,犹如一道超越时代的火光,照亮田忌。

田忌这才明白:“原来战争还能这么打”,随即接受了孙膑的意见,统兵直奔安邑,并在沿途散布消息,希望魏军知道他们的行军计划。

战场的形势转变,果然和田忌、孙膑预料的一样。

他们刚走到半路,魏军就收到“齐军入魏”的消息,为保卫魏国都城,魏军直接撤离邯郸回师安邑。最终,两军在桂陵(山东菏泽东北)相遇,齐军以逸待劳,大败魏军。

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

而见到魏军败给齐军,秦孝公立即做出决定,趁魏国元气大伤的机会,继续削弱魏国。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命卫鞅统兵伐魏,次年,卫鞅又统兵攻克魏国的固阳(内蒙古包头),通过两次大战开拓了秦国疆土,并解除秦国的北部威胁——

“秦大良造伐魏。”

“秦卫鞅围魏固阳,降之。”

5、

魏国遭遇大溃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好。

魏国地处中原,表面上看是四通八达,魏国的军队、使者、商人到哪里都很方便,但反过来看,魏国方便出去,周围的诸侯国也方便进去。

桂陵之战前后,魏国相继遭到齐、秦的讨伐,根本原因就是齐、秦都和魏国接壤。

然而,魏惠王不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魏国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直接导致他在十年后,又遭遇了一次非常相似的大溃败。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命庞涓统兵伐韩,韩昭侯想起“围魏救赵”的故事,认为齐国曾经击败魏军救赵,这次一定能击败魏军救韩,便派出使者到齐国求援。

齐威王见到韩国使者,立即警觉起来——

如果魏国吞并韩国,就可以恢复巅峰实力,威胁齐国的安全。对于齐国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必须想办法阻止魏国的军事行动。

于是,齐威王召见群臣,问道:“韩国一定要救,但早救还是晚救呢?”

丞相邹忌说:“出兵必然劳民伤财,不如不救。”

将军田忌说:“不救的话,韩国就被魏国吞并了,不利于齐国,不如早救。”

他们两人的分析都有道理,但仍然很片面,不能让齐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孙膑说话了:

“救是一定要救的,但现在魏、韩正在激烈交战,及早救援便是齐国替韩国作战,会极大损害齐国的实力,还会得罪魏国,甚至韩国也不会感恩戴德。与其如此,不如等魏、韩都精疲力竭,我们再出兵救韩。这样一来,魏国的实力削弱了,韩国也会感激我们雪中送炭,一举两得。”

这又是一条超越时代局限性的计谋,对时局的分析、对战局的判断以及敌我双方的利弊得失,都把握的非常精准,远超同代人的平均水平。

最终,齐威王被孙膑说服了,决定晚救。

等到韩国五战五败,被迫把韩国都托付给齐国的时候,齐威王才命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统兵直奔魏国都城安邑,以此来调动庞涓的伐韩大军,解救韩国的危机。

庞涓见齐军故技重施,随即撤围回国。

与此同时,魏惠王被“围魏救赵”打出心理阴影,担心齐军真的奔袭安邑,便在魏国境内大肆征兵,然后命太子申统帅新兵赶赴前线,和庞涓会师,试图以狮子博兔之势一举打垮齐军。

此时,单论兵力数量的话,齐军是不如魏军的,但谁都没有想到,孙膑又有了新计谋——

齐军在魏国境内行军作战,必须挖土灶烧火做饭,普遍来说,凭借土灶的数量,便可以判断齐军的数量。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逐渐减少土灶的数量,让庞涓和太子申以为齐军逐渐崩溃,放松警惕,然后齐军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膑认为,这是可行的。

于是孙膑建议三将军,第一天挖十万土灶,第二天挖五万土灶,第三天减少到两万土灶,以示齐军减员严重,即将崩溃。

庞涓和太子申追了三天,自然发现了齐军的土灶数量变化,大喜,然后就真的做出误判:“齐军离崩溃不远了,建功立业就在此时,我来了,嗨嗨嗨。”

随后,庞涓和太子申抛开魏军主力,只带着少量精锐轻装前进,追击齐军。

而在这个时候,孙膑已经根据齐军的土灶遗留地、魏国山川河流、交通路线等因素,算出魏军的追击路线。孙膑建议三将军,在“马陵”这个路窄、谷深、树多的地方设下埋伏,以逸待劳等待魏军。

不久后,庞涓和太子申果然到了马陵,但他们见到的不是一支溃军,而是整装待发的齐军,以及闪耀寒光的数万支箭头。

庞涓知道中计,羞愧难当,随即自刎而死,太子申被俘,魏军大败。

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如果庞涓和太子申没有抛弃魏军主力,肯定不会战败身亡,最多是无功而返罢了。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庞涓,发现的每一条线索都在证明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是否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真相?

恐怕也难。

只能说,孙膑把庞涓算计到骨子里了,他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原则,早已不是习惯了春秋战争的将领能理解的。

而就在“马陵之战”以后,卫鞅建议秦孝公再次出兵伐魏,利用魏军大败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削弱魏国。

卫鞅的想法,和秦孝公不谋而合。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下令伐魏,统兵大将仍然是卫鞅,魏惠王则命其弟公子卬统兵挂印,迎战卫鞅。

卫鞅在魏国相府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公子卬,而且两人的关系不错。在这样的背景下,卫鞅就想到一条计策——

以朋友的名义,提出秦魏会盟的建议,把公子卬骗到秦军大营,然后趁魏军群龙无首的时机,发兵猛攻魏军。

定下计策,卫鞅就给公子卬发去会盟邀请。

公子卬以为卫鞅顾及两人的交情、感念魏国对他的培养,现在是诚心维系魏国和秦国的邦交,便选择相信卫鞅,不顾众人的劝阻进入秦军大营。

紧接着,公子卬就被捆绑起来,魏军大败......

凭借此次伐魏的军功,卫鞅得到秦孝公封赏的十五座城池,爵号商君,把招贤令中的承诺变为现实。

卫鞅,自此被人称为商鞅。

6、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秦孝公和卫鞅亲密合作,以变法的方式将秦国从上到下刷新一遍,并且数次出兵大败魏国,彻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

从此以后,秦国不再是世人眼中的蛮夷国家,也不是被魏、楚封锁在函谷关以西的西陲小国,而是雄踞西陲、文明程度直追关东六国、影响力辐射中原的强盛大国。

秦孝公和卫鞅统治的秦国,即便和秦穆公时期相比,也是不逞多让的。

魏国则在败于齐、秦之后,国势沦丧,不复往日雄霸中原的景象。

由于魏国都城安邑离秦国很近,为了避开秦军锋芒,魏惠王决定离开安邑,迁都大梁(河南开封)。临行前,他把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都割让给秦国,希望能满足秦国的胃口,不要渡河东征。

堂堂的战国第一代霸主,现在成了第一个割肉饲秦的诸侯国。此消彼长之下,拥有黄河以西全部疆土的秦国,便有了经略中原的资格,前景无限光明。而随着秦国崛起,那个计谋手段频出、为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战国大世,也真正降临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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