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学习党史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思想支持三个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出内生性文化要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传承发展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文明相互融通、彼此成就的历史经验与实践逻辑，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百余年艰苦奋斗的历史经验、理论创新与伟大成就，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持续深化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科学论断。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阐明中华文明赖以不断焕发生机、走向复兴的坚实基础，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因，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代表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的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在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曾一度落后，并因此而历经磨难。但是，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民也在努力追赶时代潮流，矢志通过工业化、现代化路径，实现民族复兴，重塑文明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变迁的过程，它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是中华民族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积累和变革过程，是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趋势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充分体现在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物质基础、现代制度保障、现代思想支持三个方面。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物质基础
文明存续最根本的基础是物质生产力，先进的物质生产力为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从而使文明得以传承发展。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曾长期昌盛不衰。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的说法，中华文明作为“轴心文明”之一，同样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秦汉时期，以铁器农具为代表，中华文明的物质生产力走在世界前列，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已有“唐宋变革论”等诸多研究成果，为中外学界所公认。明清时期，中国虽未能自发形成技术革命，但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仍长期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依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然而，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从而大幅落后于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由盛转衰，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当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近代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苦苦寻求现代化之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振兴中华”，从实业救国到建设工业国，这些方案都是要解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物质基础问题。从客观上讲，以开办工矿企业、开放口岸与修建铁路为标志的早期工业化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没有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走上工业化道路。承继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尝试，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百余年来艰辛探索并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艰苦奋斗，深刻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真正解决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物质基础问题。从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到开辟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从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特别是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规模巨大；城镇化率达到64.7％；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等等。这些伟大成就，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伴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华文明再度焕发荣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发达的现代科技为中华文明的研究、展示、体验、继承和转化等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与物质支撑。现代科技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考古与典籍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感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得以广泛应用。盛世修文，文明探源，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所依赖的考古与文化事业，同样离不开坚实的物质技术条件支持。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制度是最具稳定性的保障。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作为支撑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的上层建筑之一，以王朝制度为中心，形成了高度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环境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中华文明自身孕育的制度体系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造就了稳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环境，促进了古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处于前现代文明阶段的旧制度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古老中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面对危局，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紧跟时代潮流，接续探索适用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实现了从王朝政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华文明以共和国的制度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近代中国并未建立起稳定、统一的现代政治体系，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外部依附、内部纷争的政治环境中，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与制度后盾。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与现代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强大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确保社会长期稳定，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汲取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建设经验，根据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制度实践新发展，在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持续完善、提升，积累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践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丰富治理经验和愈益丰硕的制度成果，从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制度保障。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与优秀治理理念，在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华文明同现代政治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把中华文明中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优秀思想时代化，让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德法合治”等优秀传统政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中焕发活力。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现代治理模式，使得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具有强大的制度保障与厚重的实践土壤。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现代思想支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表现为人类在精神上突破原始的野蛮状态，因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追求更崇高的价值理念。雅斯贝尔斯根据不同文明同一时期思想家的精神活动，抽象概括出文明的“轴心期”，认为“轴心期”思想家的精神活动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指出“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华文化始终保持开放活跃的姿态，各家思想不断生成、交流和发展，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近代以后，中华文明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进入文化激荡的时期。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积极传播自由、民主、平等、个性等现代思想观念，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封建“礼教纲常”，矢志于“国民性改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现代思想的社会化、大众化传播和普及方面作用有限，愚昧迷信的保守观念仍有很深的社会土壤，现代思想远没有内化为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价值追求。
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文明获得新的滋养、新的血液、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带来了思想解放，成就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新生命。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为实现我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明新生提供了思想指引。历史表明，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变革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随相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并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使中华文明在中外古今的汇通中焕发新的荣光。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结新时代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呼唤文化固本、文化铸魂、文化赋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工作。“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汇聚起深远持久的精神力量。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这一结论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迈向了现代转型的复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现代物质基础不断厚植夯实、现代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定型、现代思想支持更加坚强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跨越，走向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明前景。
二、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阶段。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表明，文化是现代化道路的“根”与“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深刻影响着这些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传承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稳定、系统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借鉴，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造就了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理论反思：现代化的内生性文化要素
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一个包罗宏富、错综复杂的过程，文化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一定的上层建筑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具有不容忽视的反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他们明确否定了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非单一地强调机械化、电气化等物质生产技术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推动现代化发展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20世纪初，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书中，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根源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学术界普遍将韦伯的研究观点概括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具有视欧洲社会特定思想观念与宗教文化为所谓“普适性”的倾向，它先验地论断现代化是西方文明专属，缺乏西方文化特质的非西方文明无法自发实现现代化。但在20世纪后半叶，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有力地打破了“韦伯命题”的理论预设，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东方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动力问题。
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与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模式，对“韦伯命题”提出了质疑：现代化模式是否并非一元而是多元？非西方文明能否走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曾经以《独立评论》与《申报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他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补关系，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这种认识还比较肤浅。历经长时间现代化知识的积累与现代化实践的考察，改革开放后，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学者深入分析了中华文化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以中国及东亚“四小龙”为依据，认为“现代化的扩散与文化圈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现代化范式，他依据文明形态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提出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中国本土的现代化理论摒弃了以“韦伯命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解释教条，总结了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凸显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中华文明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文明延续和发展的探索之路，蕴含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血脉不断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中华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文化根脉。
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集中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间的内在相通，它们共享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诚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间，存在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错，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也并非一一直接对应，但从哲学而论，事物的特征、特性是由事物内在规定性的属性所决定的，不同事物在特征与特性上的相互关系充分反映了它们的逻辑关系。因此，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使两者之间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得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之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在维度。
1.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根本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存续至今并一直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核心特质，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立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宏大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历史观”概念，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联系起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具体呈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耻而后勇、兼济天下等；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赋予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例如，“大一统”“民为邦本”之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兴天下之同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之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之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而不同”“修文德以来之”之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总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延续不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优秀精神资源与文化遗产，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2.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固有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符合“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实际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固有基因，体现为中华民族经由五千年的生息繁衍，不断发展壮大，各民族的文化、利益等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庞大、国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殊的国情环境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决定了必须实现十四多亿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地广人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任务艰巨、挑战众多，需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汇聚中华民族全体力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大一统”理念不仅需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统一全体意志，协调各方利益，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3.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竭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明不断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内在禀赋，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进取和变革的文明创新史。在应对五千年来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创新求变精神活跃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体现着中华文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强大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新图强，勇于突破教条与本本的束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创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谱写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新篇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批判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固有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以及形式上的公平正义，使现代化成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摒弃了高资源消耗型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探索后发国家现代化永续发展的道路。这些中国式现代化革故鼎新的伟大创造，都离不开中华文明源源不竭的创新驱动力。
4.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传统
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身处世界文明之林的伦理支撑与价值追求，二者各有侧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华民族处世伦理与交往理念的两个方面：“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决定了“和而不同”的和平性，“协和万邦”的和平性离不开“交流互鉴”的包容性。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坚持不同民族、信仰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追求合作共赢。从“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到“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从“以和为贵”的交往性格到“和平、和睦、和谐、和合”的人类秩序，包容性与和平性孕育于中华文明的基因深处，积淀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五千年至今的历史中不断地具体展开。源自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与和谐大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受、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是兼收并蓄、和平发展的文明，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扬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面对当今世界剧烈变动的复杂局面，相互包容、维护和平不只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也是其他文明的广泛共识。
总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结论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民族根基、文明之魂。“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出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由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不断传承并发扬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成就”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上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有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二者不断焕发出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成就”、交互砥砺。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制度形态、思想文化，与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相互结合、有机聚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复合性概念，这种复合性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积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智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两个结合”的深刻反映，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成果，还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复合有机体。这三种文明要素的结合并不是拼盘式的大杂烩，而是各自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现代文明所代表的先进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文明所代表的先进社会制度形态，中华文明所代表的本土地域与历史文化形态。“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趋势，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由传统、落后的欠发达状态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革趋势，由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趋势，居于后发地位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文明发展趋势。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它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文明的发展阶段上代表了生态文明的进步方向
从文明的发展阶段而论，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表现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谋求生存发展方式的变革。根据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类文明大体经历了以渔猎采集为标志的原始文明、以农耕生产为标志的农业文明和以大机器生产、能源革命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文明所处的阶段。尽管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演进历程并不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上述各个阶段，但从渔猎、农耕到大机器生产的物质生产方式变化，反映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依存与变换方式的变革趋势。人类的生产创造“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文明不论发展到何种阶段，自然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人类文明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历了依赖和顺从周围自然环境的原始状态、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最大限度改造自然的异化状态。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二者将走向相互依存的和谐共生状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代表着工业文明后一种更先进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断，多次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生态文明承继并发展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对先进物质生产力的要求，是对传统生产力发展观的超越。它从对物质生产“量”的重视转为对“质”的追求，代表着一种绿色优先、节能集约、低碳发展的生态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新样态，生态生产力统筹物质生产与生态保护，既具备扩大物质财富总量的生产力普遍特性，又增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时代要求，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总之，生态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后的现代文明形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形态，在文明的社会性质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从文明的社会性质而论，社会制度形态是文明的有形载体。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内嵌了人类文明的更替，人类文明基于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由低级向高级、由旧形态向新形态不断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过渡阶段，是取代人类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新文明形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社会主义文明，具有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出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本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它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的漫漫征途，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从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出发进行创新创造，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等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形态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的统领下，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在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本土的地域、历史与文化形态，在文明的文化类型上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从文明的文化类型而论，一定的文明总是生发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基础上，不同的民族以本土的地域环境为依托创造了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文明。换言之，文明类型的多样性取决于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形成的特定民族历史、特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方学者曾以不同标准归纳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文明类型，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列举了26种存在过的文明类型。这虽然呈现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样貌，肯定了全球文明的多样性特征，但具有“西方中心论”及“单线进化论”的弊病。“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具体文明都承载着特定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某一民族的历史传承、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创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育了丰厚土壤与民族文化基因。作为一个传承五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积淀出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领航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中走向伟大复兴，为中华文明开辟了通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明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登上历史舞台表明，西方文明的发展老路并非绝对化的唯一标准，世界上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发展创造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且繁荣进步的现代文明，共同彰显文明的创造之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的新文明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
综上，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者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复合文明形态。其中，现代文明指向生态生产力的物质生产方式，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文明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后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中华文明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赋予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创造，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还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产物，它充分汲取多样性的优秀文明养料，创造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深刻论断立足于不断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历史方位，既科学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辩证关系，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主动与理论自觉。总括起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砥砺，二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有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紧密结合，共同指向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必由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也是人类文明形态不断发展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必将不断焕发现代生命力，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中国必将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世界文明发展风险与挑战加剧的形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立足中国本土，赓续中华文明血脉，紧跟时代潮流，谋求现代发展。它在打破西方文明的“普世”幻象、拥抱世界文明多样性图景的同时，书写着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的新华章。
【作者： 杨凤城、叶子豪。其中 杨凤城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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