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原因很多,但汉字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

汉字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殷墟遗址考察时所言:“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陶扁壶上,“文”字清晰可见。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一、见证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文字的创制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在经历几次“信息革命”中,人类文明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发明了语言,人与其他动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五六千年前发明了文字,人类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人类一旦创造出记录语言的文字,知识来源就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口耳相传,知识快速积累,人智大开,社会快速进步。

一个考古遗址,一旦发现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来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个时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遗址中,距离我们年代越远,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 《多宝塔碑》局部。该碑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由岑勋撰文、书法家徐浩题额、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碑刻家史华刻石而成,可谓集众家之心血。资料图片

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符号,不排除它们具有文字属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文”字清晰可见。河南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属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不少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分布地域范围大为扩展,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商代中期的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東”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


▲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出土的残断甲骨。殷墟博物馆供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自发现以来,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约有10多万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晚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汉字发展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宝贵材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

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依据甲骨文验证了商代世系的真实性,“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有“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济更是“把甲骨文的历史推远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西周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扩大,文字系统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存主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它们的书写程序是先刻写于范坯,再经烧铸而成。东周时期,文字载体日渐丰富,金文资料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简牍、丝帛、玉石、陶器等材质也都是当时实用的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楚简和秦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的文字。


▲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快雪时晴帖》。资料图片

古老的汉字见证着中华民族曲折辉煌的成长历程,成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体构造,往往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细节。春秋战国时期,字分五系——秦、楚、晋、齐、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国的篆文、古隶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国争雄的历史场景。秦汉时期,繁难的小篆多应用于特殊场合,古隶和八分先后活跃于日常书写领域,与此同时,草书也得到迅速发展,凡此种种,无不是大一统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文化越发昌明兴盛的写照。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书和楷书逐步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等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映衬着优雅从容的魏晋名士风度。

中国汉字具有强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担记录汉语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汉字由最初的刻画符号和象形图形发展出表意、表音和形声等编码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

二、书写多元一体的基因密码

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传统的守护者,还是文明的传播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汉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历经时代变迁而不改本色,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的重要体现,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追溯汉字的演变历程,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中华文明深厚绵长的底蕴。

汉字是自源于中华大地、以记录汉语为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表意文字体系的典型代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汉字的延续性上,汉字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伴随中华民族发展进程,这一文字系统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记录的语言古今一脉相承,所形成的文献丰富而连续。

一个能读古书的现代人,如果打开2000多年前西汉人抄写的古书,阅读障碍很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知名学者白川静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汉字还辐射到了(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

汉字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地大物博,方言有很多种,民族语言也有很多种,统一的文字构筑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建立统一王朝之时,就下令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以保证政令的通达和思想文化的统一。秦朝之后,汉字又经历了漫长的字体演变。虽然天下分合、朝代更替,但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传统再未改变。

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都会主动拥抱中原文化,学习汉字。南北朝时期,为了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将汉语确立为官方语言,要求学汉语、用汉字、穿汉服,对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也都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其自创的民族文字借鉴了汉字的偏旁部首。

中华民族不是单纯的人种血缘的融合,而是文化认同的实体,汉字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一旦分裂为使用更小的表音文字系统的民族国家,就很难再统一为一个文化连续的国家。中国则不同,在这片大地上,朝代有更迭、政权有更替,但是我们的文字一致、文化相通,分久必合,永远是统一战胜分裂,这种特性与汉字的超语言功能密切相关。

汉字不是通过直接表达语音的编码方式记录语言,而是通过以表意为基础的多种编码形式记录汉语,这就使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准确记录语言,汉字是成熟的文字体系,与汉语相适应,可以记录各个时代的口语,形成书面语,这也使语言更加严谨;第二,汉字可以超越方言,不同时代可以读不同的音,不同地域可以读不同的音,但不论读什么音,其表达的意义不仅在历史上是连续的,而且为社会共知,历史上书面语长期发挥共同语的功能。因此,尽管各地的方言千差万别,不同年代的语言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有统一的文字。

汉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为突出特质,而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记录、典籍保存。比如,甲骨文记录了商朝时期的祭祀、打猎、战役、农业、问病和天气等;金文记录了周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

纵观世界文明史,在许多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有时政权一旦改变,文字记录的语音语义大都发生彻底变化,即使字母相同,所记录的语言也不同。然而在中国,尽管朝代更迭,新的朝代仍然使用同一个文字系统,递传几朝依旧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前后识读没有障碍,因而数千年来文明历史记载从无间断,各种文献丰富多样、传承有序。

三、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

汉字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透过这些汉字,后人能够感受他们的生活乃至当时的心理状态。因此,中国人历来对文字怀有敬畏之情,一方面体现为汉字演变中的继承关系,譬如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刻写;另一方面体现为后代对前代文献、书法的保存和传承,譬如宋代《淳化阁帖》收录大量前朝书法家作品。正是对文字的敬畏,让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得以传承至今,并被发扬光大。


▲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淳化阁帖》。 故宫博物院供图

汉字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文学的共性。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字的艺术。我们读唐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只能是线性读出两句诗来,如果书写成: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种非线性结构:门对窗、泊对含、东对西……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种对仗是非线性的视觉结构。诗不仅是读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学者饶宗颐所说:“汉字只是部分记音,文字不作言语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繁茂,风华独绝,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人们都在努力追求将世界上的各种文字书写美观,但只有汉字发展为一门书法艺术。汉字字形多种多样,为形成丰富美观的视觉效果提供了优越条件,并与格言警句、名篇佳作、篆刻印章等相结合,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书法艺术欣赏过程中得以传承。

书法还蕴藏着中国人深沉的家国情怀,练字更多练的是品德与性情。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气势磅礴、壮怀激烈,通篇充溢着浩然正大之气;明代祝允明以草书抄录《岳阳楼记》,则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精神动力。

四、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记录了我们的“来处”,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守护好汉字就是守护我们的文脉,文化自信才有坚固的支撑点。

文字一经形成,便通过记录人们的语言,使文明成果得以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通过楔形文字向世人传递法治精神的火种;在尼罗河谷,象形文字记载了古埃及人在辛勤劳动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黄河流域,甲骨文等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然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衰亡,而汉字不仅从未失传,还在一次次字体演变中不断焕发生机,成为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字系统。

汉字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以完整记录、保存和传承。汉字记录了中国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璀璨的文学艺术、灿烂的发明创造、生产生活的智慧等,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无论历史经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一直保持基本稳定,犹如“定海神针”,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2023年7月,在四川成都大运村,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右)学习用汉字书写自己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立足世界前列,而且是文化的自立自信。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中华大地上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真实状况,融合、凝聚、辉煌、复兴,何其波澜壮阔。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产生和演变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既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要全面深入挖掘汉字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吴艳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分享”好习惯

ad1 webp
ad2 webp
ad1 webp
ad2 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