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原因很多，但汉字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
汉字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殷墟遗址考察时所言：“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陶扁壶上，“文”字清晰可见。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一、见证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文字的创制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在经历几次“信息革命”中，人类文明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发明了语言，人与其他动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五六千年前发明了文字，人类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人类一旦创造出记录语言的文字，知识来源就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口耳相传，知识快速积累，人智大开，社会快速进步。
一个考古遗址，一旦发现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来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个时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遗址中，距离我们年代越远，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 《多宝塔碑》局部。该碑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由岑勋撰文、书法家徐浩题额、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碑刻家史华刻石而成，可谓集众家之心血。资料图片
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符号，不排除它们具有文字属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文”字清晰可见。河南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属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不少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分布地域范围大为扩展，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属于二里岗文化晚期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商代中期的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東”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
▲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出土的残断甲骨。殷墟博物馆供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自发现以来，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约有10多万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晚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汉字发展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宝贵材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
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依据甲骨文验证了商代世系的真实性，“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有“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济更是“把甲骨文的历史推远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西周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扩大，文字系统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存主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它们的书写程序是先刻写于范坯，再经烧铸而成。东周时期，文字载体日渐丰富，金文资料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简牍、丝帛、玉石、陶器等材质也都是当时实用的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楚简和秦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的文字。
▲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快雪时晴帖》。资料图片
古老的汉字见证着中华民族曲折辉煌的成长历程，成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体构造，往往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细节。春秋战国时期，字分五系——秦、楚、晋、齐、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国的篆文、古隶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国争雄的历史场景。秦汉时期，繁难的小篆多应用于特殊场合，古隶和八分先后活跃于日常书写领域，与此同时，草书也得到迅速发展，凡此种种，无不是大一统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文化越发昌明兴盛的写照。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书和楷书逐步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等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映衬着优雅从容的魏晋名士风度。
中国汉字具有强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担记录汉语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汉字由最初的刻画符号和象形图形发展出表意、表音和形声等编码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
二、书写多元一体的基因密码
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传统的守护者，还是文明的传播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汉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历经时代变迁而不改本色，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的重要体现，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追溯汉字的演变历程，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中华文明深厚绵长的底蕴。
汉字是自源于中华大地、以记录汉语为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表意文字体系的典型代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汉字的延续性上，汉字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伴随中华民族发展进程，这一文字系统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记录的语言古今一脉相承，所形成的文献丰富而连续。
一个能读古书的现代人，如果打开2000多年前西汉人抄写的古书，阅读障碍很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知名学者白川静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汉字还辐射到了（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
汉字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地大物博，方言有很多种，民族语言也有很多种，统一的文字构筑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建立统一王朝之时，就下令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以保证政令的通达和思想文化的统一。秦朝之后，汉字又经历了漫长的字体演变。虽然天下分合、朝代更替，但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传统再未改变。
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都会主动拥抱中原文化，学习汉字。南北朝时期，为了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将汉语确立为官方语言，要求学汉语、用汉字、穿汉服，对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也都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其自创的民族文字借鉴了汉字的偏旁部首。
中华民族不是单纯的人种血缘的融合，而是文化认同的实体，汉字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一旦分裂为使用更小的表音文字系统的民族国家，就很难再统一为一个文化连续的国家。中国则不同，在这片大地上，朝代有更迭、政权有更替，但是我们的文字一致、文化相通，分久必合，永远是统一战胜分裂，这种特性与汉字的超语言功能密切相关。
汉字不是通过直接表达语音的编码方式记录语言，而是通过以表意为基础的多种编码形式记录汉语，这就使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准确记录语言，汉字是成熟的文字体系，与汉语相适应，可以记录各个时代的口语，形成书面语，这也使语言更加严谨；第二，汉字可以超越方言，不同时代可以读不同的音，不同地域可以读不同的音，但不论读什么音，其表达的意义不仅在历史上是连续的，而且为社会共知，历史上书面语长期发挥共同语的功能。因此，尽管各地的方言千差万别，不同年代的语言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有统一的文字。
汉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为突出特质，而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记录、典籍保存。比如，甲骨文记录了商朝时期的祭祀、打猎、战役、农业、问病和天气等；金文记录了周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
纵观世界文明史，在许多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有时政权一旦改变，文字记录的语音语义大都发生彻底变化，即使字母相同，所记录的语言也不同。然而在中国，尽管朝代更迭，新的朝代仍然使用同一个文字系统，递传几朝依旧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前后识读没有障碍，因而数千年来文明历史记载从无间断，各种文献丰富多样、传承有序。
三、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
汉字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透过这些汉字，后人能够感受他们的生活乃至当时的心理状态。因此，中国人历来对文字怀有敬畏之情，一方面体现为汉字演变中的继承关系，譬如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刻写；另一方面体现为后代对前代文献、书法的保存和传承，譬如宋代《淳化阁帖》收录大量前朝书法家作品。正是对文字的敬畏，让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得以传承至今，并被发扬光大。
▲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淳化阁帖》。 故宫博物院供图
汉字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文学的共性。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字的艺术。我们读唐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只能是线性读出两句诗来，如果书写成：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种非线性结构：门对窗、泊对含、东对西……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这种对仗是非线性的视觉结构。诗不仅是读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学者饶宗颐所说：“汉字只是部分记音，文字不作言语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繁茂，风华独绝，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人们都在努力追求将世界上的各种文字书写美观，但只有汉字发展为一门书法艺术。汉字字形多种多样，为形成丰富美观的视觉效果提供了优越条件，并与格言警句、名篇佳作、篆刻印章等相结合，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书法艺术欣赏过程中得以传承。
书法还蕴藏着中国人深沉的家国情怀，练字更多练的是品德与性情。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气势磅礴、壮怀激烈，通篇充溢着浩然正大之气；明代祝允明以草书抄录《岳阳楼记》，则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精神动力。
四、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记录了我们的“来处”，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守护好汉字就是守护我们的文脉，文化自信才有坚固的支撑点。
文字一经形成，便通过记录人们的语言，使文明成果得以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通过楔形文字向世人传递法治精神的火种；在尼罗河谷，象形文字记载了古埃及人在辛勤劳动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黄河流域，甲骨文等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然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衰亡，而汉字不仅从未失传，还在一次次字体演变中不断焕发生机，成为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字系统。
汉字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以完整记录、保存和传承。汉字记录了中国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璀璨的文学艺术、灿烂的发明创造、生产生活的智慧等，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无论历史经历多少曲折，汉字体系一直保持基本稳定，犹如“定海神针”，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根脉，推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2023年7月，在四川成都大运村，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右）学习用汉字书写自己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立足世界前列，而且是文化的自立自信。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中华大地上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真实状况，融合、凝聚、辉煌、复兴，何其波澜壮阔。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产生和演变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既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要全面深入挖掘汉字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吴艳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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