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好并不久，当今生活里的亲情、友情，须珍重。
配图 | 《山海情》剧照
偶然间，我在家里一个用杨木板做成的废弃组合柜里，翻出了一张三十年前的分家分单。我觉得它是一份家庭纪念，有现实感，也很荒谬，仿佛表达出某种家庭使命。
分单写在一张长条状的黄纸上，字是用毛笔写的，为了方便展示，我把它扫描下来，截为三段，做成下面的图。
我家分单的扫描件｜图源作者
为了看起来明白，我更正错别字、填补省略的字，把分单内容抄写并解释如下。
王征粮、王粮娃分家分单
1、供养老人：征粮供养父亲，粮娃供养母亲。
2、房子与庄基（地）：上边院子（中）西边两间大房，下边老庄，归征粮；上头（院子）东边三间厦房，下边老肖的庄基归粮娃。
解释：家乡是关中北部黄土丘陵地貌，大家庭是从黄土沟壑中的窑洞里搬到塬上的，搬家后，原先的窑洞荒废了；还有人，也即上面提到的老肖把他的窑洞和两间厦房卖给了我们家。于是，上边院子、上头院子均指塬上的新居，下边老庄指原先居住过的废弃窑洞，老肖的庄基就是我们家买来的窑洞和厦房。
3、树木：南坡果树及念娃台槐树归征粮；现有成材树和（念娃台上除槐树以外的）下余树木归粮娃。
解释：念娃台是地名，是村里的林地所在地之一。
4、家具：柜子一人一个；桌子一人一个；六斗瓮一人两个；老瓮征粮三个，粮娃四个；海子征粮一个，粮娃两个；自行车一人一个；农具归粮娃；节（解）板给征粮，下余板归粮娃。
解释：瓮是陶瓷制品，存储粮食、水、面粉等，海子是一种矮而粗的瓮。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我理解是家里存有木头，已经解开、分开放置的一片一片的板，他们写作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是余下没有解开成板的木头，以及解开成板了但仍旧合在一起放置的木头。
5、给老人除的东西：给母亲缝纫机一台，牛一头给父亲，东边一间大房归二老共有。
解释：“给老人除的东西”，我想它的意思是——这些东西是留给老人的，不做分配。
6、灶具：大锅一个、旧案（板）一个、风箱一个给粮娃；新案（板）一个、小锅一个、风箱一个给征粮。
说事人：王成全、王全水
执笔人：王代全
1994年9月17日
我们的村庄，在陕西省铜川市郊区，它像一片褶皱的旧布，沟壑纵横，窑洞零星散落。三十年前的分家故事，便在这片被风沙雕刻的土地上展开。
我爷光着两只大脚，圪蹴在椅子上，他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他说：“不要偏向谁，也不要把谁亏了。”他这是说给主持分家的说事人听的。
老陕人，有一桩怪事，喜欢圪蹴，也即蹲着。有人圪蹴在地上，你看他不舒服，给他一个能坐的凳子，他接了凳子，还是要圪蹴在凳子上呢。我爷就是这样的人，我几乎没有见他坐过，他干啥都是圪蹴着，到哪儿也都圪蹴着，割麦他圪蹴着、吃饭他圪蹴着；他圪蹴在炕沿、圪蹴在碌碡上，甚至七十岁时上树摘柿子还圪蹴在柿子树上。他圪蹴时，就把臭脚亮出来，黑乎乎地、光天化日地、大摇大摆地摆放着。别人说什么，受不受得了，怎么看待他，他全然不在乎。
我爸爸说我爷一辈子就没有洗过脚，说不洗脚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我妈对我爸爸的说法嗤之以鼻，说不洗脚不怕别人不好闻，难道自己都不嫌臭吗？我爸爸对我妈说，那你给大说去，叫大把脚一洗。我妈说，那是你的大家长大，要说你说去！
我爸爸苦笑，他能说什么呢，我爷固执了一辈子了，谁说啥他能听进去？谁能不让他圪蹴？谁能说服他洗脚？谁又能阻止他不厌其烦地要给我爸爸和我大大分家呢？
方言这东西最有趣，就上述的称呼里，“大”是父亲，“大大”却又成了叔父的意思。
我爷，也即我爸爸（年轻一代叫爸爸）和我大大的大，是个标准的陕西农民，1922年生人，侍弄了一辈子黄土地。
我爸爸名叫王征粮，50年代生人，70年代招了工，在晋陕交界的黄河边当煤矿工人。
我大大王存粮（小名：粮娃）出生于69年，是我爷老来得子。他是个农民，干起农活来是一把好手。
自打1991年我大大成了家，我爷一直张罗着分家。我爸爸问过我爷，有什么好分的？我爷不理他，只是吧嗒自己的旱烟，下巴上的胡子一翘一翘的。
我父母订婚早，订婚的时候，我爷给我外爷家量了好多粮食，还给了钱。在中学上学时，我妈比我爸爸高一级，互相知道谁是谁，但不说话，我妈说我爸爸就是下一级学生里鼻涕流得最长的那个大个子。
我爷15岁没了父母，带着12岁的我五爷（我爷的亲弟弟，在自己家里排老二，五是家族排行）在旧社会里给人熬长工，弟兄俩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这一生，我爷给我五爷吩咐啥，我五爷办啥，有的事，不用吩咐也会办。
初中毕业，我妈在离我外婆家二十里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当代课老师，挣工分。
公社到我爸爸所在村寻人当农业技术员，我五爷王成全是村里的大队书记，推荐我爸爸去当了技术员。
1973年，铜川师范面向社会招生，我妈瞒着家人报了名，考上了。我妈把自己挣的工分全部换成粮食，托人捎话给我外爷和我大舅，让他们去拉粮。我外爷和我大舅拉去架子车，拉了一车粮食回家。粮食金贵，他们没问我妈为啥要换粮，拿啥换的粮。然后我妈背了行囊，自己去师范念书。过了很久，家里人不见我妈回家，托人往代课的学校捎话，结果说人不在学校，问去哪里了，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家里人猜测是到铜川师范上了学了。一打听，果然在。
我外爷家不敢隐瞒，赶紧派我四外爷告诉了我爷、我五爷。
两家的大人都发了愁。
我妈上了师范，出来就是正式教师。我爸爸在公社当技术员，毕竟是临时的。我爷、我五爷怕我妈上了师范看不上我爸爸，不跟他了，这就麻烦了。
我外爷、我四外爷也担忧，万一我妈念了书不跟我爸爸了，订婚时量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给的钱也早花光了，人家让退粮、退钱的话，拿什么退呢？
我爷隔三差五来我外爷家提亲，要尽快完婚。
我外爷家门前有一条火车道，是陇海铁煤运煤专线的支线。我爷来了就圪蹴在火车道铁轨上，长吁短叹。
假期，我四外爷跟我妈在火车道上有一番谈话。我爷在不远处圪蹴着，手扶额头，装着不听，其实耳朵伸长了在听说什么。
我四外爷说：“家里条件不允许，粮吃了，钱也花了……”
我妈不做声。
我四外爷一直说，一直说，翻来覆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上了学了，不跟人家娃了。我妈最后哭着说：“我没有说我不跟人家娃么！”
我四外爷对我妈说：“我娃不要哭，大大给你说去，叫他家里给你买一块上海手表。”
我爷听到我妈说“跟”，嘴咧开笑了。但听到“上海手表”的时候又愁眉苦脸了，他对我四外爷说：“好我的亲家哩，我到哪儿去给你弄表呀？”
我四外爷说：“那不管，娃要哩，就必须得有。”
我爷又喜又愁，回去吩咐我五爷，叫我五爷寻人买手表。
我妈从师范毕业了，当了老师了。我父母的婚期也定了。
我五爷想办法买手表，始终找不来买表指标。那时节，买东西，光有钱、没有指标，干看买不成。我五爷把能找的人都找了，不行，没指标的人就不说了，有指标的人，人家自己也要买表用呢。我爷催我五爷，我五爷急得团团转。
我爸爸在公社有个朋友，他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手表是贵重东西，我爷、我五爷、我爸爸三人一起与我爸爸的这位朋友商量，要把他的手表借来一用，先给我妈，等把婚结了，再弄来指标了，买了新表了，再还给他。朋友不想借，三个大男人就与他好说歹说，软磨硬泡。朋友说:“我的表，我还没戴够呢！”我五爷循循善诱：“你这表是旧表，将来给你换成新表。”
父子三人与我爸爸的朋友之间的拉锯战搞了多日。最后，朋友投降了，借了表，我父母成了婚。
多年以后，我妈才知道自己结婚戴的手表是借来的，我妈气呼呼问我爸爸：“你好意思啊？”我爸爸瞪着眼，左手背击右手掌，“你四大非得要呢，那谁有啥方子？”
即便结了婚，因为我妈是正式教师，我爷仍旧发愁，担心我爸爸的身份与我妈不般配。我五爷懂得我爷的心思。
1976年，黄河边的煤矿来我们的公社招工，我五爷跑去公社，帮公社书记担水，公社书记问有啥事。我五爷不吭声。一连担了多天，书记问话，我五爷依旧不说话。
后来书记笑问：“是不是想叫你侄子到煤矿上去？”我五爷鸡啄米一般点头。书记说：“那你还一直憋住不说话？他媳妇是老师，他也干得好，不招他招谁？不推荐他推荐谁？本来就是要选他呢！”我爸爸身体好，生得五大三粗的，是个有力量的。
不久后，经公社推荐，我爸爸去煤矿上当了工人，我家成了双职工家庭，吃商品粮的。
我爸爸在远方的煤矿上班，我妈在镇上的学校教书。我爸爸在矿上挣了工资拿回家，上缴给我爷。我爸爸不在家时，我爷要种地买种子、上化肥等，也会向我妈要钱。
农村人家，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那确实不一样。手头就有了活钱了，该养牛养牛，该喂猪喂猪。买来牛犊、猪崽，养一养就大了，就成家底子了。
1978年，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了自己的地，在村南的南洼分了三亩，村北的后坪分了五亩，村西的勺子沟里有一亩半，村东的东沟有二亩，再加上一片片一绺绺的自留地。总共有十四五亩地。我们关中北部山区，气候寒冷，农作物是两年三熟。我爷圪蹴在地上，为田地做出规划，南洼和后坪种麦，沟里的地种玉米，其他自留地，该种菜籽的种菜籽，该种黄豆、谷子、荏子、胡麻的也分门别类种之。
村里的树也要分配，自家房前屋后的树、地边的树，长在谁的地盘上就属于谁。长在路边、荒坡、山崖的树，大队里采用抓阄的办法，把成材的树木也给农民们分配了。我爷去抓树，抓了九棵核桃树，十六棵杨树，十一棵槐树，楸树和桐树都是七棵，还有一棵杜梨树和一棵柿子树。
我爷一家原本住在沟壑里的土窑里。家里有了工作的人，有了牛和猪、又有了节余的粮食，没几年，这就从各个方面积攒出了费用，又打了自家的几棵槐树，1984年，我们家在塬上盖起三间大房和三间厦房，大家庭搬到塬上居住了。
正面的三间大房，我婆住东边一间房，给我父母在西边留了一间房，中间的一间空了出来，摆着一张老槐木桌子，两把槐木椅子，一条老榆木做的条凳，还有两把放在空处的杌凳。
说来蛮好笑，这些椅、凳都是坐得少，圪蹴得多。我爷总是圪蹴在北边居上的一把椅子上，端着大老碗吃面，举着烟袋抽烟，也对着一家老小发号施令。
旁边的三间厦房呢，一间是灶房，一间是牛房，还有一间后来就做了我大大的婚房。
我父母虽然在家里有着一间房，然而何时去住过呢？那间房里始终摆放着大家庭的粮食种子、没上完的化肥，盘成就没用过几回的炕上堆放着烂木头，屋子里的电灯上始终没安电灯泡，用芦苇、席子做成的顶棚，布满灰尘，结出蜘蛛网。
我妈在镇上的学校里教书，学校里分着一间办公室，既是办公的，也是我妈带给我们的家。后来，我长大以后，在我们的城市参加社会活动，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总有人说我是我爷那个村里人，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我妈那个学校的人，我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我在学校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因我妈工作调动而离开那里。
我们一家人住在我妈的办公室里，我爸爸从矿上回来也住学校。家里人都在学校，他不住学校住哪儿呢？
1985年，我爸爸搞到了一张买电视机的票，花了350元买了一台海燕牌12吋黑白电视机。
时值夏天，放暑假，我妈在我外婆家。我大姑嫁在我外婆他们村，我爸爸用床单裹着电视机，从矿上背回来，放到我大姑家。之后，我爸爸去往我外婆家，兴奋地告诉我妈：“我为咱家买电视了。”我爸爸带着我妈去我姑家，小心翼翼解开床单，让我妈把电视机看了一眼。
当天晚上，他背着电视机回了村，摆在了我婆房间的黑柜子上。我妈鄙视我爸爸的行为，说：“还叫我看电视机呢，我等于是看了个空气。”不知何缘故，分单上没有提到那个电视机，我想是不是1989年我大大结婚的时候，已经放在我大大的婚房了呢？
1986年，我爸爸在矿上给我妈来了一封信，说他给家里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妈很期待那辆自行车。
结果我爸爸坐火车、倒汽车，好不容易把自行车从矿上推回来，头一天推回来，第二天我爷就安排我大大来了，把自行车骑走了。说骑两天、学车子呢，结果一骑走，再也没有见车子了。
1992年，我妈自己花了240元从供销社买了一辆自行车，买回来我妈也不会骑，一直是我爸爸骑着，分家清单里提到的“自行车一人一个”，就是这样的两辆自行车一人一个。
我大大是怎么样身处分家事务中的呢？按我的估计，他也糊里糊涂的，没想过。
我大大没念下书，小学上到二年级就不上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算简单的账。在我爷的安排下，他也早早就订了婚，早早开始了干农活。除开放牛、割草、在地里收和种之外，他秋天摘野杏砸杏核，冬天找一处破窑洞，在里面编织草席。他踏实能干，行动机敏，干活非常有技巧，是远近闻名能下苦、会下苦的农民。
我们黄土丘陵山区，山路坡度大，上上下下，非常难走，我记得我大大在他结婚的前一天，用自行车驮了一袋菜籽到街上去榨油，来回上下坡，连车子也不下，一口气蹬到山坡坡顶。而平常人，空人骑个车子，上坡都得下来呢。
我爸爸比我大大大16岁，我大大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是个大人了。我大大要成家时，我爸爸快40岁了。我大大的婚事，都是我爷圪蹴在椅子上做主张、拿主意，我爸爸想办法去办理。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我爷说啥，我爸爸办啥。
说要寻个车，我爸爸去寻我大舅，我大舅在镇办煤矿当司机，二话不说就把车开来了。说要多少彩礼，待多少客，我爸爸也早早做好了准备。我大大结婚，说要缝纫机，我爸爸就直接把我妈没怎么用过的缝纫机搬了过去，后来也没见谁怎么用过——也就是分单里提到的留给老人的那个缝纫机。
我大大的爱人我叫娘娘，她是隔壁村人，既不识字，也不识数，但是勤勤恳恳处理家务，做饭洗衣，她是我大大的好帮手。我娘娘个头很矮，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医生让交钱，让签字，我大大没有钱，也不会签字，我妈交钱、做决断——生头胎如此，后来生二胎也如此。
在我看来，在那个只有很少的田产，物品也相当短缺的年代，我的父辈从没有滋生出你的我的这种分别心。
我父母成婚后，始终为家庭贡献着全部力量。我大大和娘娘组建家庭后，也一直在辛勤劳作。大家都没有什么要自己占着、归为己有的想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在好好过日子。
我的父母扶助着我大大我娘娘，而我大大和我娘娘对我们一家人也非常好。
我妈在学校想搭个厨房，我大大拉着架子车就把木头送来了。我大大来到家里，看见没水了就去挑水，看见没煤了就去担煤，我娘娘也是扫地抹桌子、做饭洗锅，很勤快。收麦的季节，我大大摘到了好杏会给我送来，我回到村里去，我大大还曾给我从麦地里捉来过小野兔呢。秋天，我娘娘给我暖柿子吃，也摘了杜梨，蒸馍的时候蒸一盆杜梨给我，那野果蒸透了，也有很好的滋味。
有许多家庭，为分家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家里的人除了我爷，没有人多琢磨分家这事。时代进步着，人们都可以努力争取好的生活，等、靠、要、打以及自怨自艾带不来啥了不得的价值，也不可能让谁“一劳永逸”。
只是，我爷看着两个儿子，盯着家事，总是不那么舒展。
1992年时，我爷已经70岁了，在传统思想支配下，他总会想：我要是死了，这个家，到底算谁的？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倘若他病倒了，或者不在世了，他的后事由谁承担，大家庭院子的主人到底该是谁？万一，到时候我爸爸和我妈以自己出过钱，自己盖了房为由，要这一院地方，那我大大该何去何从？
我爷这一辈人从沟底的窑洞搬上塬时，全家老小肩挑背扛，把几口瓮、几捆柴、一袋麦种运到新居。
新盖的三间大房用黄土夯成，屋顶铺着灰瓦，冬暖夏凉，却挡不住我爷心里给自己打出一堵墙。分单上提到的“上边院子”“下边老庄”，不仅是几间房、几片地，更是一代人扎根黄土的执念。
那时的黄土塬上，“家”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血脉与尊严的象征。
我爷为何执意分家？或许与他年少失怙的经历有关。我爷15岁便带着弟弟熬长工，吃尽苦头才攒下一份家业，他生怕自己离世后，子孙因财产不清而兄弟阋墙。这份焦虑，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哪怕儿子们早已成家立业，他仍要“按规程办事”。
于是，我爷找来了我婆的两个堂弟，也即我爸爸和我大大的两个舅来给自己的儿子们分家。分了大半天，分了房、牲畜、椽、院外堆着的一堆半截砖，等等。
然而，分完跟没分一样，两个外甥谁也没有把他们分出的东西当一回事，半截砖该用还是用，谁也没分开谁。
这不行啊！当舅的没分出眉眼啊，我爷心急火燎。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早上喝稀饭，吃馍。下午吃面。穿了一辈子布鞋，自己做的。我小舅在北京当兵时，给我妈邮寄过一双皮棉靴。每年过年，她穿一次。穿好又收起来。
我们镇上，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基本都当过我妈的学生。她去上街买菜，买菜的叫她老师。家里的水管冻裂了，前来修管道的人，见了我妈叫老师。就连在路上遇见了当老师的人，那些老师还要把我妈叫老师。70年代毕业的师范生，是几代乡村学生的启蒙人。
有专门研究贫困山区教育史的人曾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教育者是奉献者。当时，山区教育资源贫乏，师资力量匮乏。师范生们奔赴各个基层山村教书育人，他们对人的教育和启悟，不仅对教育行业做出了贡献，也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与发展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我小时候，每到课间，我妈的学生们就一窝蜂冲到家里来，在火炉上烤馍，坐在炉旁烤火，喝水，叽叽喳喳和我妈说话，提要求。
有的说：“老师我能不能到你的墨水瓶里吸点墨水？”
有的说：“老师你有没有旧本子让我当练习本。”
我妈乐呵呵地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且，她看见谁的手背裂了，给他们涂凡士林膏，看见谁指甲长了，还给他们剪指甲。我有时候也跟着大家凑热闹，学生们看见我了，有的人塞给我一把酸枣，有的人捏我的耳朵。
我妈俭省节约生活，对自己的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我妈在分家的家务事上，很无力。她给我爷说，不用分了，将来真的需要了，我们自己批一院庄基自己盖。我爷嚷道：“你光顾你？老的你不养？”
在我爷看来，公家人，吃公家饭，肯定比农民生活条件好。我爸爸我妈待在学校里，自己在吃好的，不管他。这是无稽之谈，条件再好或再坏，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一个大环境，男人都抽一块钱左右的烟，家里都喝十块钱左右一斤的茶。小镇偏居一隅，没有商品房，也没有什么娱乐与消费。谁能享受什么呢？清贫的教师，又能吃什么喝什么呢？
有时候赶集，我爷把牛赶到学校里来，就拴在学校的旗杆上，进来先要喝茶，看我妈给他泡的茶叶是沫子茶叶还是好茶叶。每每看到我们喝的茶叶，和给他带回去的茶叶一模一样时，才圪蹴在椅子上，闭目，抽起旱烟来。
我爷有这个思想也正常。
那时节，种粮要交粮，务工的机会也少，农民最多打打短工，不见得能有几个收入。在农民眼里，吃公家饭的身上有现钱，毕竟月月发工资。每年两季开学，都会有亲戚上门，坐在我妈房子，也不说话，只是长吁短叹。
我妈问：“啥事你说啊。”
不说话。
再问，还是不说话。
我妈说：“你不说你坐着，我去忙了。”
这才会说来：“娃开学报到……没有学费……看能不能借……”
钱数不多，五块十块的。但是，当时的人确实没有。这一学期借，下一学期还借。今年借，明年还借。没方子，农民缺少收入来源。
零零总总的事儿很多，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我爷不了解，甚至为了逼迫我妈同意分家，他有好几次来到学校，赖着不走了，他说：“我儿子在哪里，我跟到哪里。”
我臆测，我爷总提分家、要分家，想着分了家，跟着我父母享福。
我爸爸找我爷说，不要分了，他啥都不要，老人也都管，你们想吃啥给我说，想喝啥我来买。我爷心存顾虑，他说，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也不是你说想管就都管的，啥事都是有个规程。我爸爸没有办法，只能任由我那固执的爷做安排。
1994年，我爷怕还是分不利索，他和我五爷、我九爷（我爷族弟，九是家族排行）、我代全爷（我爷族弟）商量了好几个月，似乎暗示过许多他的深意。
然后，在1994年9月17日这一天，清晨，我爷叫来了我五爷王成全、我九爷王全水，以及我代全爷，要继续给两个儿子分家，要把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家分清楚，分彻底。
几个爷来到家里，听我爷圪蹴在凳子上做出安排，他们清点家里的财物，权衡来权衡去，分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到来的时刻，做出了本文开头图片上的那份分单。他们叫来我爸爸和我大大，把分单念了一遍。
屋子中央的房梁上挂着15瓦的电灯泡，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都低着头。
只有我五爷拿着分单说：“事就是这么个事，都是照实分的。看谁还有啥说的？”
大家沉默。
我五爷问我爸爸：“征粮你有啥说的没有？”
我爸爸说：“没有。”
我五爷又问我大大：“粮娃你有啥说的没有？”
我大大说：“没有。”
这张分单上，住的房子，除了原来那间外，他们的谈事的这间也是分给了我的父母。然而我的父母谁会专门为了住这两间房而回到村里去呢？
还有一些树木、瓮之类的，我的父母把它们搬到哪儿去呢？
昏暗的电灯光下，我的几个爷就着一盘酸萝卜片片喝了西凤酒，有一点大功告成的意味。我爷一如既往固执地圪蹴着，抽着旱烟，旱烟味也很呛，他这个大家长抿一口酒，如释重负地说：“我这一辈子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他舒坦了，他似乎划定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让他的儿子们按自己设定的轨道生活。
我发现这个分家清单的时候，拿给我妈看。我妈给我说：“你那爷是真是有意思，我一辈子都没看懂人家到底在干什么。”
或许，在这份分单中，老人有一些自己的、我们后辈无法察觉的用意，然而，这一份分家清单仍旧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我爷的固执在时代进步、我父母思想进步、我大大我娘娘毫不在意等原因下没有产生一丁点作用。
很快，社会的生产力高度解放，一年一个样子，人们的日子前所未有地过好了……
我爸爸和我大大共同赡养了我爷我婆。
所谓的留给我婆的缝纫机依旧在大家庭里摆着，所谓留给我爷的牛，我爷在1995年把它卖了，卖了2150元，给我大大买了一辆二手手扶拖拉机，解放了他在地里干活的生产力。
而分单上分给我父母的那些房屋、树木、家具、用具之类的，父母没有要一件，都留给了我大大。
我妈说：“咱们都从村里走出去了，有了工作了，户口也不在村里了，凭啥要这些东西呢？老人是大家长，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人还是要自己多努力呢。”
那些东西对我大大也不见得派上了什么用场，就如所谓的老庄、老肖的庄基，它们出现在那张分单上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次出现了。
我父母一辈子与人为善，没有和人红过一次脸。
我大大当了一辈子农民，他勤劳而踏实，我父母年龄大了以后，我不在家，家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帮忙料理。
再看这份分单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祖父圪蹴在凳子上、父亲与叔父圪蹴在地上，而我在四处张望，寻找记忆中的时代。
张望着，张望着，我发现，三十年前分家清单上的东西，多已不在生活里出现，也派不上了什么用场。只是，它们代表有一种家庭关系执念，曾真实、真切、真正地存在于我们身边。
三十年前的分家，分的不是财产，而是一个黄土高原农民对“家”最后的守护。那份分单，是一张泛黄的契约，记录着传统与现代的撕扯、物质与情感的角力。如今再读，荒诞中浮现温情，固执里藏着深爱。它提醒我们：日子过好并不久，当今生活里的亲情、友情，须珍重。
不信你看看，分单上物质贫乏，实证着这样的日子，也才过去三十年。
编辑 | Terra 实习 | 思宇
王文东
陕西人在上海，果品行业从业者，也写作。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山海情》，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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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