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好并不久,当今生活里的亲情、友情,须珍重。
配图 | 《山海情》剧照
偶然间,我在家里一个用杨木板做成的废弃组合柜里,翻出了一张三十年前的分家分单。我觉得它是一份家庭纪念,有现实感,也很荒谬,仿佛表达出某种家庭使命。
分单写在一张长条状的黄纸上,字是用毛笔写的,为了方便展示,我把它扫描下来,截为三段,做成下面的图。
我家分单的扫描件|图源作者
为了看起来明白,我更正错别字、填补省略的字,把分单内容抄写并解释如下。
王征粮、王粮娃分家分单
1、供养老人:征粮供养父亲,粮娃供养母亲。
2、房子与庄基(地):上边院子(中)西边两间大房,下边老庄,归征粮;上头(院子)东边三间厦房,下边老肖的庄基归粮娃。
解释:家乡是关中北部黄土丘陵地貌,大家庭是从黄土沟壑中的窑洞里搬到塬上的,搬家后,原先的窑洞荒废了;还有人,也即上面提到的老肖把他的窑洞和两间厦房卖给了我们家。于是,上边院子、上头院子均指塬上的新居,下边老庄指原先居住过的废弃窑洞,老肖的庄基就是我们家买来的窑洞和厦房。
3、树木:南坡果树及念娃台槐树归征粮;现有成材树和(念娃台上除槐树以外的)下余树木归粮娃。
解释:念娃台是地名,是村里的林地所在地之一。
4、家具:柜子一人一个;桌子一人一个;六斗瓮一人两个;老瓮征粮三个,粮娃四个;海子征粮一个,粮娃两个;自行车一人一个;农具归粮娃;节(解)板给征粮,下余板归粮娃。
解释:瓮是陶瓷制品,存储粮食、水、面粉等,海子是一种矮而粗的瓮。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我理解是家里存有木头,已经解开、分开放置的一片一片的板,他们写作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是余下没有解开成板的木头,以及解开成板了但仍旧合在一起放置的木头。
5、给老人除的东西:给母亲缝纫机一台,牛一头给父亲,东边一间大房归二老共有。
解释:“给老人除的东西”,我想它的意思是——这些东西是留给老人的,不做分配。
6、灶具:大锅一个、旧案(板)一个、风箱一个给粮娃;新案(板)一个、小锅一个、风箱一个给征粮。
说事人:王成全、王全水
执笔人:王代全
1994年9月17日
我们的村庄,在陕西省铜川市郊区,它像一片褶皱的旧布,沟壑纵横,窑洞零星散落。三十年前的分家故事,便在这片被风沙雕刻的土地上展开。
我爷光着两只大脚,圪蹴在椅子上,他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他说:“不要偏向谁,也不要把谁亏了。”他这是说给主持分家的说事人听的。
老陕人,有一桩怪事,喜欢圪蹴,也即蹲着。有人圪蹴在地上,你看他不舒服,给他一个能坐的凳子,他接了凳子,还是要圪蹴在凳子上呢。我爷就是这样的人,我几乎没有见他坐过,他干啥都是圪蹴着,到哪儿也都圪蹴着,割麦他圪蹴着、吃饭他圪蹴着;他圪蹴在炕沿、圪蹴在碌碡上,甚至七十岁时上树摘柿子还圪蹴在柿子树上。他圪蹴时,就把臭脚亮出来,黑乎乎地、光天化日地、大摇大摆地摆放着。别人说什么,受不受得了,怎么看待他,他全然不在乎。
我爸爸说我爷一辈子就没有洗过脚,说不洗脚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我妈对我爸爸的说法嗤之以鼻,说不洗脚不怕别人不好闻,难道自己都不嫌臭吗?我爸爸对我妈说,那你给大说去,叫大把脚一洗。我妈说,那是你的大家长大,要说你说去!
我爸爸苦笑,他能说什么呢,我爷固执了一辈子了,谁说啥他能听进去?谁能不让他圪蹴?谁能说服他洗脚?谁又能阻止他不厌其烦地要给我爸爸和我大大分家呢?
方言这东西最有趣,就上述的称呼里,“大”是父亲,“大大”却又成了叔父的意思。
我爷,也即我爸爸(年轻一代叫爸爸)和我大大的大,是个标准的陕西农民,1922年生人,侍弄了一辈子黄土地。
我爸爸名叫王征粮,50年代生人,70年代招了工,在晋陕交界的黄河边当煤矿工人。
我大大王存粮(小名:粮娃)出生于69年,是我爷老来得子。他是个农民,干起农活来是一把好手。
自打1991年我大大成了家,我爷一直张罗着分家。我爸爸问过我爷,有什么好分的?我爷不理他,只是吧嗒自己的旱烟,下巴上的胡子一翘一翘的。
我父母订婚早,订婚的时候,我爷给我外爷家量了好多粮食,还给了钱。在中学上学时,我妈比我爸爸高一级,互相知道谁是谁,但不说话,我妈说我爸爸就是下一级学生里鼻涕流得最长的那个大个子。
我爷15岁没了父母,带着12岁的我五爷(我爷的亲弟弟,在自己家里排老二,五是家族排行)在旧社会里给人熬长工,弟兄俩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这一生,我爷给我五爷吩咐啥,我五爷办啥,有的事,不用吩咐也会办。
初中毕业,我妈在离我外婆家二十里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当代课老师,挣工分。
公社到我爸爸所在村寻人当农业技术员,我五爷王成全是村里的大队书记,推荐我爸爸去当了技术员。
1973年,铜川师范面向社会招生,我妈瞒着家人报了名,考上了。我妈把自己挣的工分全部换成粮食,托人捎话给我外爷和我大舅,让他们去拉粮。我外爷和我大舅拉去架子车,拉了一车粮食回家。粮食金贵,他们没问我妈为啥要换粮,拿啥换的粮。然后我妈背了行囊,自己去师范念书。过了很久,家里人不见我妈回家,托人往代课的学校捎话,结果说人不在学校,问去哪里了,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家里人猜测是到铜川师范上了学了。一打听,果然在。
我外爷家不敢隐瞒,赶紧派我四外爷告诉了我爷、我五爷。
两家的大人都发了愁。
我妈上了师范,出来就是正式教师。我爸爸在公社当技术员,毕竟是临时的。我爷、我五爷怕我妈上了师范看不上我爸爸,不跟他了,这就麻烦了。
我外爷、我四外爷也担忧,万一我妈念了书不跟我爸爸了,订婚时量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给的钱也早花光了,人家让退粮、退钱的话,拿什么退呢?
我爷隔三差五来我外爷家提亲,要尽快完婚。
我外爷家门前有一条火车道,是陇海铁煤运煤专线的支线。我爷来了就圪蹴在火车道铁轨上,长吁短叹。
假期,我四外爷跟我妈在火车道上有一番谈话。我爷在不远处圪蹴着,手扶额头,装着不听,其实耳朵伸长了在听说什么。
我四外爷说:“家里条件不允许,粮吃了,钱也花了……”
我妈不做声。
我四外爷一直说,一直说,翻来覆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上了学了,不跟人家娃了。我妈最后哭着说:“我没有说我不跟人家娃么!”
我四外爷对我妈说:“我娃不要哭,大大给你说去,叫他家里给你买一块上海手表。”
我爷听到我妈说“跟”,嘴咧开笑了。但听到“上海手表”的时候又愁眉苦脸了,他对我四外爷说:“好我的亲家哩,我到哪儿去给你弄表呀?”
我四外爷说:“那不管,娃要哩,就必须得有。”
我爷又喜又愁,回去吩咐我五爷,叫我五爷寻人买手表。
我妈从师范毕业了,当了老师了。我父母的婚期也定了。
我五爷想办法买手表,始终找不来买表指标。那时节,买东西,光有钱、没有指标,干看买不成。我五爷把能找的人都找了,不行,没指标的人就不说了,有指标的人,人家自己也要买表用呢。我爷催我五爷,我五爷急得团团转。
我爸爸在公社有个朋友,他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手表是贵重东西,我爷、我五爷、我爸爸三人一起与我爸爸的这位朋友商量,要把他的手表借来一用,先给我妈,等把婚结了,再弄来指标了,买了新表了,再还给他。朋友不想借,三个大男人就与他好说歹说,软磨硬泡。朋友说:“我的表,我还没戴够呢!”我五爷循循善诱:“你这表是旧表,将来给你换成新表。”
父子三人与我爸爸的朋友之间的拉锯战搞了多日。最后,朋友投降了,借了表,我父母成了婚。
多年以后,我妈才知道自己结婚戴的手表是借来的,我妈气呼呼问我爸爸:“你好意思啊?”我爸爸瞪着眼,左手背击右手掌,“你四大非得要呢,那谁有啥方子?”
即便结了婚,因为我妈是正式教师,我爷仍旧发愁,担心我爸爸的身份与我妈不般配。我五爷懂得我爷的心思。
1976年,黄河边的煤矿来我们的公社招工,我五爷跑去公社,帮公社书记担水,公社书记问有啥事。我五爷不吭声。一连担了多天,书记问话,我五爷依旧不说话。
后来书记笑问:“是不是想叫你侄子到煤矿上去?”我五爷鸡啄米一般点头。书记说:“那你还一直憋住不说话?他媳妇是老师,他也干得好,不招他招谁?不推荐他推荐谁?本来就是要选他呢!”我爸爸身体好,生得五大三粗的,是个有力量的。
不久后,经公社推荐,我爸爸去煤矿上当了工人,我家成了双职工家庭,吃商品粮的。
我爸爸在远方的煤矿上班,我妈在镇上的学校教书。我爸爸在矿上挣了工资拿回家,上缴给我爷。我爸爸不在家时,我爷要种地买种子、上化肥等,也会向我妈要钱。
农村人家,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那确实不一样。手头就有了活钱了,该养牛养牛,该喂猪喂猪。买来牛犊、猪崽,养一养就大了,就成家底子了。
1978年,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了自己的地,在村南的南洼分了三亩,村北的后坪分了五亩,村西的勺子沟里有一亩半,村东的东沟有二亩,再加上一片片一绺绺的自留地。总共有十四五亩地。我们关中北部山区,气候寒冷,农作物是两年三熟。我爷圪蹴在地上,为田地做出规划,南洼和后坪种麦,沟里的地种玉米,其他自留地,该种菜籽的种菜籽,该种黄豆、谷子、荏子、胡麻的也分门别类种之。
村里的树也要分配,自家房前屋后的树、地边的树,长在谁的地盘上就属于谁。长在路边、荒坡、山崖的树,大队里采用抓阄的办法,把成材的树木也给农民们分配了。我爷去抓树,抓了九棵核桃树,十六棵杨树,十一棵槐树,楸树和桐树都是七棵,还有一棵杜梨树和一棵柿子树。
我爷一家原本住在沟壑里的土窑里。家里有了工作的人,有了牛和猪、又有了节余的粮食,没几年,这就从各个方面积攒出了费用,又打了自家的几棵槐树,1984年,我们家在塬上盖起三间大房和三间厦房,大家庭搬到塬上居住了。
正面的三间大房,我婆住东边一间房,给我父母在西边留了一间房,中间的一间空了出来,摆着一张老槐木桌子,两把槐木椅子,一条老榆木做的条凳,还有两把放在空处的杌凳。
说来蛮好笑,这些椅、凳都是坐得少,圪蹴得多。我爷总是圪蹴在北边居上的一把椅子上,端着大老碗吃面,举着烟袋抽烟,也对着一家老小发号施令。
旁边的三间厦房呢,一间是灶房,一间是牛房,还有一间后来就做了我大大的婚房。
我父母虽然在家里有着一间房,然而何时去住过呢?那间房里始终摆放着大家庭的粮食种子、没上完的化肥,盘成就没用过几回的炕上堆放着烂木头,屋子里的电灯上始终没安电灯泡,用芦苇、席子做成的顶棚,布满灰尘,结出蜘蛛网。
我妈在镇上的学校里教书,学校里分着一间办公室,既是办公的,也是我妈带给我们的家。后来,我长大以后,在我们的城市参加社会活动,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总有人说我是我爷那个村里人,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我妈那个学校的人,我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我在学校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因我妈工作调动而离开那里。
我们一家人住在我妈的办公室里,我爸爸从矿上回来也住学校。家里人都在学校,他不住学校住哪儿呢?
1985年,我爸爸搞到了一张买电视机的票,花了350元买了一台海燕牌12吋黑白电视机。
时值夏天,放暑假,我妈在我外婆家。我大姑嫁在我外婆他们村,我爸爸用床单裹着电视机,从矿上背回来,放到我大姑家。之后,我爸爸去往我外婆家,兴奋地告诉我妈:“我为咱家买电视了。”我爸爸带着我妈去我姑家,小心翼翼解开床单,让我妈把电视机看了一眼。
当天晚上,他背着电视机回了村,摆在了我婆房间的黑柜子上。我妈鄙视我爸爸的行为,说:“还叫我看电视机呢,我等于是看了个空气。”不知何缘故,分单上没有提到那个电视机,我想是不是1989年我大大结婚的时候,已经放在我大大的婚房了呢?
1986年,我爸爸在矿上给我妈来了一封信,说他给家里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妈很期待那辆自行车。
结果我爸爸坐火车、倒汽车,好不容易把自行车从矿上推回来,头一天推回来,第二天我爷就安排我大大来了,把自行车骑走了。说骑两天、学车子呢,结果一骑走,再也没有见车子了。
1992年,我妈自己花了240元从供销社买了一辆自行车,买回来我妈也不会骑,一直是我爸爸骑着,分家清单里提到的“自行车一人一个”,就是这样的两辆自行车一人一个。
我大大是怎么样身处分家事务中的呢?按我的估计,他也糊里糊涂的,没想过。
我大大没念下书,小学上到二年级就不上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算简单的账。在我爷的安排下,他也早早就订了婚,早早开始了干农活。除开放牛、割草、在地里收和种之外,他秋天摘野杏砸杏核,冬天找一处破窑洞,在里面编织草席。他踏实能干,行动机敏,干活非常有技巧,是远近闻名能下苦、会下苦的农民。
我们黄土丘陵山区,山路坡度大,上上下下,非常难走,我记得我大大在他结婚的前一天,用自行车驮了一袋菜籽到街上去榨油,来回上下坡,连车子也不下,一口气蹬到山坡坡顶。而平常人,空人骑个车子,上坡都得下来呢。
我爸爸比我大大大16岁,我大大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是个大人了。我大大要成家时,我爸爸快40岁了。我大大的婚事,都是我爷圪蹴在椅子上做主张、拿主意,我爸爸想办法去办理。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我爷说啥,我爸爸办啥。
说要寻个车,我爸爸去寻我大舅,我大舅在镇办煤矿当司机,二话不说就把车开来了。说要多少彩礼,待多少客,我爸爸也早早做好了准备。我大大结婚,说要缝纫机,我爸爸就直接把我妈没怎么用过的缝纫机搬了过去,后来也没见谁怎么用过——也就是分单里提到的留给老人的那个缝纫机。
我大大的爱人我叫娘娘,她是隔壁村人,既不识字,也不识数,但是勤勤恳恳处理家务,做饭洗衣,她是我大大的好帮手。我娘娘个头很矮,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医生让交钱,让签字,我大大没有钱,也不会签字,我妈交钱、做决断——生头胎如此,后来生二胎也如此。
在我看来,在那个只有很少的田产,物品也相当短缺的年代,我的父辈从没有滋生出你的我的这种分别心。
我父母成婚后,始终为家庭贡献着全部力量。我大大和娘娘组建家庭后,也一直在辛勤劳作。大家都没有什么要自己占着、归为己有的想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在好好过日子。
我的父母扶助着我大大我娘娘,而我大大和我娘娘对我们一家人也非常好。
我妈在学校想搭个厨房,我大大拉着架子车就把木头送来了。我大大来到家里,看见没水了就去挑水,看见没煤了就去担煤,我娘娘也是扫地抹桌子、做饭洗锅,很勤快。收麦的季节,我大大摘到了好杏会给我送来,我回到村里去,我大大还曾给我从麦地里捉来过小野兔呢。秋天,我娘娘给我暖柿子吃,也摘了杜梨,蒸馍的时候蒸一盆杜梨给我,那野果蒸透了,也有很好的滋味。
有许多家庭,为分家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家里的人除了我爷,没有人多琢磨分家这事。时代进步着,人们都可以努力争取好的生活,等、靠、要、打以及自怨自艾带不来啥了不得的价值,也不可能让谁“一劳永逸”。
只是,我爷看着两个儿子,盯着家事,总是不那么舒展。
1992年时,我爷已经70岁了,在传统思想支配下,他总会想:我要是死了,这个家,到底算谁的?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倘若他病倒了,或者不在世了,他的后事由谁承担,大家庭院子的主人到底该是谁?万一,到时候我爸爸和我妈以自己出过钱,自己盖了房为由,要这一院地方,那我大大该何去何从?
我爷这一辈人从沟底的窑洞搬上塬时,全家老小肩挑背扛,把几口瓮、几捆柴、一袋麦种运到新居。
新盖的三间大房用黄土夯成,屋顶铺着灰瓦,冬暖夏凉,却挡不住我爷心里给自己打出一堵墙。分单上提到的“上边院子”“下边老庄”,不仅是几间房、几片地,更是一代人扎根黄土的执念。
那时的黄土塬上,“家”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血脉与尊严的象征。
我爷为何执意分家?或许与他年少失怙的经历有关。我爷15岁便带着弟弟熬长工,吃尽苦头才攒下一份家业,他生怕自己离世后,子孙因财产不清而兄弟阋墙。这份焦虑,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哪怕儿子们早已成家立业,他仍要“按规程办事”。
于是,我爷找来了我婆的两个堂弟,也即我爸爸和我大大的两个舅来给自己的儿子们分家。分了大半天,分了房、牲畜、椽、院外堆着的一堆半截砖,等等。
然而,分完跟没分一样,两个外甥谁也没有把他们分出的东西当一回事,半截砖该用还是用,谁也没分开谁。
这不行啊!当舅的没分出眉眼啊,我爷心急火燎。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早上喝稀饭,吃馍。下午吃面。穿了一辈子布鞋,自己做的。我小舅在北京当兵时,给我妈邮寄过一双皮棉靴。每年过年,她穿一次。穿好又收起来。
我们镇上,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基本都当过我妈的学生。她去上街买菜,买菜的叫她老师。家里的水管冻裂了,前来修管道的人,见了我妈叫老师。就连在路上遇见了当老师的人,那些老师还要把我妈叫老师。70年代毕业的师范生,是几代乡村学生的启蒙人。
有专门研究贫困山区教育史的人曾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教育者是奉献者。当时,山区教育资源贫乏,师资力量匮乏。师范生们奔赴各个基层山村教书育人,他们对人的教育和启悟,不仅对教育行业做出了贡献,也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与发展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我小时候,每到课间,我妈的学生们就一窝蜂冲到家里来,在火炉上烤馍,坐在炉旁烤火,喝水,叽叽喳喳和我妈说话,提要求。
有的说:“老师我能不能到你的墨水瓶里吸点墨水?”
有的说:“老师你有没有旧本子让我当练习本。”
我妈乐呵呵地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且,她看见谁的手背裂了,给他们涂凡士林膏,看见谁指甲长了,还给他们剪指甲。我有时候也跟着大家凑热闹,学生们看见我了,有的人塞给我一把酸枣,有的人捏我的耳朵。
我妈俭省节约生活,对自己的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我妈在分家的家务事上,很无力。她给我爷说,不用分了,将来真的需要了,我们自己批一院庄基自己盖。我爷嚷道:“你光顾你?老的你不养?”
在我爷看来,公家人,吃公家饭,肯定比农民生活条件好。我爸爸我妈待在学校里,自己在吃好的,不管他。这是无稽之谈,条件再好或再坏,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一个大环境,男人都抽一块钱左右的烟,家里都喝十块钱左右一斤的茶。小镇偏居一隅,没有商品房,也没有什么娱乐与消费。谁能享受什么呢?清贫的教师,又能吃什么喝什么呢?
有时候赶集,我爷把牛赶到学校里来,就拴在学校的旗杆上,进来先要喝茶,看我妈给他泡的茶叶是沫子茶叶还是好茶叶。每每看到我们喝的茶叶,和给他带回去的茶叶一模一样时,才圪蹴在椅子上,闭目,抽起旱烟来。
我爷有这个思想也正常。
那时节,种粮要交粮,务工的机会也少,农民最多打打短工,不见得能有几个收入。在农民眼里,吃公家饭的身上有现钱,毕竟月月发工资。每年两季开学,都会有亲戚上门,坐在我妈房子,也不说话,只是长吁短叹。
我妈问:“啥事你说啊。”
不说话。
再问,还是不说话。
我妈说:“你不说你坐着,我去忙了。”
这才会说来:“娃开学报到……没有学费……看能不能借……”
钱数不多,五块十块的。但是,当时的人确实没有。这一学期借,下一学期还借。今年借,明年还借。没方子,农民缺少收入来源。
零零总总的事儿很多,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我爷不了解,甚至为了逼迫我妈同意分家,他有好几次来到学校,赖着不走了,他说:“我儿子在哪里,我跟到哪里。”
我臆测,我爷总提分家、要分家,想着分了家,跟着我父母享福。
我爸爸找我爷说,不要分了,他啥都不要,老人也都管,你们想吃啥给我说,想喝啥我来买。我爷心存顾虑,他说,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也不是你说想管就都管的,啥事都是有个规程。我爸爸没有办法,只能任由我那固执的爷做安排。
1994年,我爷怕还是分不利索,他和我五爷、我九爷(我爷族弟,九是家族排行)、我代全爷(我爷族弟)商量了好几个月,似乎暗示过许多他的深意。
然后,在1994年9月17日这一天,清晨,我爷叫来了我五爷王成全、我九爷王全水,以及我代全爷,要继续给两个儿子分家,要把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家分清楚,分彻底。
几个爷来到家里,听我爷圪蹴在凳子上做出安排,他们清点家里的财物,权衡来权衡去,分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到来的时刻,做出了本文开头图片上的那份分单。他们叫来我爸爸和我大大,把分单念了一遍。
屋子中央的房梁上挂着15瓦的电灯泡,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都低着头。
只有我五爷拿着分单说:“事就是这么个事,都是照实分的。看谁还有啥说的?”
大家沉默。
我五爷问我爸爸:“征粮你有啥说的没有?”
我爸爸说:“没有。”
我五爷又问我大大:“粮娃你有啥说的没有?”
我大大说:“没有。”
这张分单上,住的房子,除了原来那间外,他们的谈事的这间也是分给了我的父母。然而我的父母谁会专门为了住这两间房而回到村里去呢?
还有一些树木、瓮之类的,我的父母把它们搬到哪儿去呢?
昏暗的电灯光下,我的几个爷就着一盘酸萝卜片片喝了西凤酒,有一点大功告成的意味。我爷一如既往固执地圪蹴着,抽着旱烟,旱烟味也很呛,他这个大家长抿一口酒,如释重负地说:“我这一辈子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他舒坦了,他似乎划定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让他的儿子们按自己设定的轨道生活。
我发现这个分家清单的时候,拿给我妈看。我妈给我说:“你那爷是真是有意思,我一辈子都没看懂人家到底在干什么。”
或许,在这份分单中,老人有一些自己的、我们后辈无法察觉的用意,然而,这一份分家清单仍旧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我爷的固执在时代进步、我父母思想进步、我大大我娘娘毫不在意等原因下没有产生一丁点作用。
很快,社会的生产力高度解放,一年一个样子,人们的日子前所未有地过好了……
我爸爸和我大大共同赡养了我爷我婆。
所谓的留给我婆的缝纫机依旧在大家庭里摆着,所谓留给我爷的牛,我爷在1995年把它卖了,卖了2150元,给我大大买了一辆二手手扶拖拉机,解放了他在地里干活的生产力。
而分单上分给我父母的那些房屋、树木、家具、用具之类的,父母没有要一件,都留给了我大大。
我妈说:“咱们都从村里走出去了,有了工作了,户口也不在村里了,凭啥要这些东西呢?老人是大家长,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人还是要自己多努力呢。”
那些东西对我大大也不见得派上了什么用场,就如所谓的老庄、老肖的庄基,它们出现在那张分单上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次出现了。
我父母一辈子与人为善,没有和人红过一次脸。
我大大当了一辈子农民,他勤劳而踏实,我父母年龄大了以后,我不在家,家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帮忙料理。
再看这份分单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祖父圪蹴在凳子上、父亲与叔父圪蹴在地上,而我在四处张望,寻找记忆中的时代。
张望着,张望着,我发现,三十年前分家清单上的东西,多已不在生活里出现,也派不上了什么用场。只是,它们代表有一种家庭关系执念,曾真实、真切、真正地存在于我们身边。
三十年前的分家,分的不是财产,而是一个黄土高原农民对“家”最后的守护。那份分单,是一张泛黄的契约,记录着传统与现代的撕扯、物质与情感的角力。如今再读,荒诞中浮现温情,固执里藏着深爱。它提醒我们:日子过好并不久,当今生活里的亲情、友情,须珍重。
不信你看看,分单上物质贫乏,实证着这样的日子,也才过去三十年。
编辑 | Terra 实习 | 思宇
王文东
陕西人在上海,果品行业从业者,也写作。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山海情》,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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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