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张遗址位于阳谷县大布乡东张村东北，地处东汉以来黄河故道东岸，面积约1.2万平方米，属于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郓州一处基层农村聚落。遗址处于地下2米处，西临古黄河约10公里，与现在的聊城市城区和莘县隔河相望。这处“2024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有何独特之处呢？
阳谷县东张遗址北宋早期地理位置示意图
整个村子居址近乎完整
2020年12月，菏泽市曹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东阳高速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了东张遗址。2023年8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占压遗址区进行了复勘。2024年5至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配合性考古发掘，实际揭露面积达2800平方米以上。共发现围垄、围沟、房屋、道路、柱洞、灶、灰坑、灰沟等116个遗迹单位，出土了瓷、陶、骨、铁、铜等材质的生产、生活遗物。
根据地层堆积、出土器物，特别是遗址兴废的上下地层，专家确认东张遗址在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滑州决口后开始建设，废弃在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北流横陇故道之前。
从现场考古来判断，这处古村落分三期进行建设，面积逐步扩大。比较有意思的是，三个区域分别建有高约0.6米的围垄，除较早的一区围垄分两期，二区、三区皆为外侧取土一次性堆筑而成，显然是经过规划统一施工而成。这种以围垄作为边界、居住区分区规划的发展形态，在以往考古中是比较少见的。
古村落内，多为三面为土墙、房门所在为篱笆墙、两两相对的排房排列形式，还发现了长33米、宽5米的长屋，以及两屋一灶房的组合。这反映出村子内可能存在特殊功能区域，从中还能看到集体生活、小家庭生活的不同居住形态。在室内，几乎每个家庭都发现了砖灶，灶中有黑灰，但没有发现土炕。“一种猜测是当时天气比较暖和，人们用席子铺在地上或者床上睡。”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吴志刚表示。
在一区房屋和三区房屋周边发现的行炉是本次出土器物的亮点，它们器型古朴，分陶、瓷两类。行炉是行香礼佛之用，反映了该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为研究古代宗教仪式、信仰习俗等提供了线索。另外，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瓷器具有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同时出土有大量的牛骨，这些在周边同时期考古发掘中尚属少见，说明这个村子可能经济业态比较独特。
现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古村落里，每家有墙、有院、有屋、有灶、有灰坑，还有众多用于立木柱的土坑，以及立门板所用的砖础，但是唯独没有发现坑式厕所。“针对这个问题，考古队进行了讨论。我们猜测，当时村民可能使用马桶解决如厕问题，同时粪便可能用于农业种植，因此没有留下相关痕迹。”吴志刚解释。
“本次考古发掘近乎完整地揭露了该聚落的居址部分，在社会形态研究上提供了基层聚落从初始的集体生活到稳定后小家庭结构转变的考古资料，其围垄分区与后世堌堆高台建筑差异显著，为黄河滩区聚落营建提供了新范式。”吴志刚表示。
从现场看，这个村子后来因水患而整体搬迁。由于遗址是搬迁后留下的，而不是洪水直接淹没村庄所致，所以人们把能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搬走了。比如，木门、房梁、立柱，以及能重复使用的碗、盆等，都被带走，仅留下少量砖块和破碎无法使用的陶盆、瓷碗等。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黄河水情复杂，北宋正处于较为温湿多雨的时期，加之黄河下游河道从唐代开始逐渐成为地上河，因此黄河洪灾在宋代尤为严重。《黄河水利史述要》对西汉以后黄河主要河决年数进行了统计，其中北宋66年，仅次于明代的112年和清初至道光年间的67年。
北宋初期，黄河下游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时期相同，在山东流经郓州、博州、齐州、德州、淄州、滨州等地，从渤海南部入海。由于该河道使用时间已经很长，河床淤积严重，进入宋朝后开始频繁决溢。受此影响，黄河沿岸迁城、迁村比较普遍。
据历史地理学者、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古帅研究，东张遗址所在的郓州地区，经常遭受水灾的侵扰。就连郓州的行政中心郓州城，大水坏城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唐长庆四年（824年），“郓大水，坏城郭庐舍民居殆尽”。仅仅过了六年，郓州城又一次遭遇同级别的大水，损失严重。到了宋开宝三年（970年）六月，“郓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东阿县及陈空镇，坏仓库、民舍”。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黄河水溢入郓州城。冬天积水结为厚冰，郓州知州袁廓发动民众将冰凿碎，运出城外，以除去积水。可没想到春天扔在城周围的冰又化为水，“流澌自四隅入，民益被其患”。恰逢黄河水涨，洪水流入郓州城外的清河，引得清河又泛滥，郓州“城将陷，塞其门，急奏以闻”。后来朝廷出动力量堵住了黄河决口，让黄河改流，才使得清河水落，郓州平安。到了咸平三年（1000年），黄河大决于郓州王陵埽，大水“侵迫州城”，朝廷派遣民夫两万人，经过一个多月才堵住了决口。
郓州城临近清河，且地势低洼，经过多次严重水患元气大伤。于是工部郎中陈若拙上奏建议将城迁往东南十五里汶阳乡地势较高的地方，经朝廷批准后，郓州城整体进行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产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疑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明确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