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后,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内部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以冯玉祥为代表,主张立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这派势力太弱,还经常受到排挤。

第二种代表人物是胡汉民等人,主张“抗日重于剿 共”。

他们认为中日矛盾已经超过国内矛盾,应该把抗日放在首位。他最牛逼的一句话是:“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

但注意了,这个派系不论口号喊得多漂亮,也只不过把对红军的“剿”改成“抚”而已,依然改变不了反 共和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本质。

就算如此,这些人在国民政府内属反蒋派,地位可想而知。

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攘外必先安内”派,代表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了。

如题,为什么这么怂?

当时的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

它直接控制的地盘只有苏、浙、皖、赣、豫、鄂等几个省,华北、山西、西北、川滇黔和华南等地方都杵着些土皇帝。

在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虽然单挑打赢了联合倒蒋的各路军阀,但他们只是见风使舵的暂时认怂,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统一。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直接统治区)

就算直接统治的核心区,江西等地还存在着工农苏维埃政权。这边公开的口号可是直接推翻反动派政府,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头号“心腹大患”。

后来蒋介石虽然搞了三次大规模“围剿”,但都被打了回来。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两广发生了叛变,南京政府必须快速抽出手来处理,焦头烂额了。

更何况国民党内部还有反蒋派。

所以他认为中国暂时没有“国防实力和条件”对日开战。这种复杂背景和错误认知下,集中全部家底跟日本死磕才怪了。



(蒋介石)

可能有人会问了,应该还有求和派啊?干脆说是投降派。

实际上918事变不久,真正的投降派在学界。

比如胡适、蒋梦麟等认为与其战败后再求和,不如战前求和。胡适两次见蒋介石,强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来换取中日间的长期和平。

而在政界特别是投降派头子汪精卫,刚开始可能跟大家的印象相反。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主张对日强硬,还呼吁全国团结抗日。

转折点在1935年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到欧洲疗养。这段时间他思想发生变化,渐渐对抗战丧失了信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恶化,特别是丢了上海、南京等地后,他认为中国无法单独战胜日本,彻底怂了。



(汪精卫)

不过汪精卫的主张,恰好跟蒋介石此时的消极抗战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于是蒋介石跟自己过去的政敌汪精卫“合作”,由汪精卫负责内政外交,出面对日折冲俎豆。蒋介石负责军事专攻“剿共”。

这个时期蒋汪对日的共同点就是“让”,但两人“让”的目的不同。

汪精卫认为,从根本上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只有“让”才能求得和平。同时,他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作为跟老蒋斗争的砝码,培养自己的势力。

而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是为了先“安内”再“攘外”,就是用现在的“让”来换取日本“十年、二十年消化侵略果实”,给自己留出消灭红军和整合国内的时间,在准备充实国防力量后再与日本作战。

以上看,蒋要比汪强点,但这种“错误”的政策也好不到哪里。

简单说该政策导致了三大危害:

纵容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错失早期抗日良机;

持续发动五次围剿,造成红军长征等大规模内战消耗;

最后严重削弱民族凝聚力,导致抗战初期被动局面,最终失去民心。

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误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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