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后，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内部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以冯玉祥为代表，主张立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这派势力太弱，还经常受到排挤。
第二种代表人物是胡汉民等人，主张“抗日重于剿 共”。
他们认为中日矛盾已经超过国内矛盾，应该把抗日放在首位。他最牛逼的一句话是：“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
但注意了，这个派系不论口号喊得多漂亮，也只不过把对红军的“剿”改成“抚”而已，依然改变不了反 共和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本质。
就算如此，这些人在国民政府内属反蒋派，地位可想而知。
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攘外必先安内”派，代表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了。
如题，为什么这么怂？
当时的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
它直接控制的地盘只有苏、浙、皖、赣、豫、鄂等几个省，华北、山西、西北、川滇黔和华南等地方都杵着些土皇帝。
在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虽然单挑打赢了联合倒蒋的各路军阀，但他们只是见风使舵的暂时认怂，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统一。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直接统治区）
就算直接统治的核心区，江西等地还存在着工农苏维埃政权。这边公开的口号可是直接推翻反动派政府，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头号“心腹大患”。
后来蒋介石虽然搞了三次大规模“围剿”，但都被打了回来。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两广发生了叛变，南京政府必须快速抽出手来处理，焦头烂额了。
更何况国民党内部还有反蒋派。
所以他认为中国暂时没有“国防实力和条件”对日开战。这种复杂背景和错误认知下，集中全部家底跟日本死磕才怪了。
（蒋介石）
可能有人会问了，应该还有求和派啊？干脆说是投降派。
实际上918事变不久，真正的投降派在学界。
比如胡适、蒋梦麟等认为与其战败后再求和，不如战前求和。胡适两次见蒋介石，强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来换取中日间的长期和平。
而在政界特别是投降派头子汪精卫，刚开始可能跟大家的印象相反。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主张对日强硬，还呼吁全国团结抗日。
转折点在1935年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到欧洲疗养。这段时间他思想发生变化，渐渐对抗战丧失了信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恶化，特别是丢了上海、南京等地后，他认为中国无法单独战胜日本，彻底怂了。
（汪精卫）
不过汪精卫的主张，恰好跟蒋介石此时的消极抗战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于是蒋介石跟自己过去的政敌汪精卫“合作”，由汪精卫负责内政外交，出面对日折冲俎豆。蒋介石负责军事专攻“剿共”。
这个时期蒋汪对日的共同点就是“让”，但两人“让”的目的不同。
汪精卫认为，从根本上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只有“让”才能求得和平。同时，他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作为跟老蒋斗争的砝码，培养自己的势力。
而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是为了先“安内”再“攘外”，就是用现在的“让”来换取日本“十年、二十年消化侵略果实”，给自己留出消灭红军和整合国内的时间，在准备充实国防力量后再与日本作战。
以上看，蒋要比汪强点，但这种“错误”的政策也好不到哪里。
简单说该政策导致了三大危害：
纵容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错失早期抗日良机；
持续发动五次围剿，造成红军长征等大规模内战消耗；
最后严重削弱民族凝聚力，导致抗战初期被动局面，最终失去民心。
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误国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