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2021年11月,美国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世界上的科技亿万富翁们,正在打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马斯克主义(Muskism)。

莱波雷是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和法学教授。她认为,从火星、月球到元宇宙,科技大佬所奉行的马斯克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外星的资本主义。

在这一体系下,股票价格与其说是由收益驱动,不如说是由科幻小说的幻想驱动。

马斯克主义起源于1990年代的硅谷,随着后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硅谷初创企业的主张也变得越来越宏大。

莱波雷犀利地写道:

“科技公司开始谈论它们的使命,而它们的使命总是被夸大:改变工作的未来、连接全人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拯救整个星球。

马斯克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里,公司非常公开地、相当狂热地担心各种形式的世界末日灾难。

他们担心气候变化的真实灾难,但是更常担心神秘的‘生存风险’,或X风险,包括人类的灭绝,显然,只有科技企业亿万富翁才能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马斯克主义结合了科技幻想与资本扩张,试图将科幻小说的叙事融入商业实践,创造了一种“外星资本主义”(extraterrestrial capitalism)。

由莱波雷提出马斯克主义,是这几年来北美学术界和媒体不断讨论的话题,其核心围绕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价值观、商业实践及政治行动展开。

马斯克把人类在宇宙中的征程看作个人使命,他的商业野心深受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

十几岁的时候,马斯克读到了《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一部由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于197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

这部作品最先以BBC广播剧的形式呈现。在亚当斯笔下,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人,拥有自己的火箭,可以在其他星球建立殖民基地。

马斯克想过用《银河系漫游指南》故事中至关重要的宇宙飞船“黄金之心”,命名Space X发射的第一枚火星火箭。

不过,他的太空梦最先是从第九艺术——电子游戏开始。

12岁时,马斯克用BASIC语言编写了一个名为《Blastar》的太空战斗类游戏,以约500美元的价格将源代码卖给《个人电脑与办公技术》杂志,这是他人生赚到的第一桶金。

在《Blastar》的设定中,玩家是一个太空飞行员,孤身一人执行“摧毁携带致命氢弹和状态导弹机的外星货船”的任务。

马斯克曾说,“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太多漫画吧。在漫画世界里,英雄似乎总是试图拯救世界,让世界更加美好。”

以“极客技术原教旨主义”为底色,马斯克主义主张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例如,气候变化、能源枯竭和星际移民问题。

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严格的理论体系,但这片土地不会对它感到陌生。

193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盛行了一场技术官僚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

出生于美国的加拿大人约书亚·霍尔德曼(Joshua Haldeman),也就是马斯克的外祖父,恰好是该运动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技术官僚主义者主张,以技术专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取代传统党派政客和商人,通过工程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而非代议制民主和伴随而来的党派政治(与马斯克推崇的“算法治理”理念一脉相承)。

与马斯克类似,在当时,技术官僚运动发起者、美国工程师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认为,商人没有能力为公众利益改革行业,应该把行业控制权交给工程师,技术和工程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技术官僚主义相信,相较于民选政客,工程师与科学家能更好地指导国家走向正确的未来,一个更加理性和富有成效的未来。

不过,这股技术官僚运动的热潮没有延续多久,就被随后愈演愈烈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掩盖,而后,又在二战期间,因为内部斗争彻底瓦解。

当斯科特去世之后,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奉行技术官僚主义者,还写信给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科幻作家,希望吸引其成为组织成员,说服读者研究技术统治理论,但最后不了了之。

马斯克的行为主张,灵感似乎来自控诉资本主义的故事。而这份控诉资本主义的叙事体系,已经切实融入了DOGE的行动小组之中。

回到今天,当技术派占据主导地位后,关于“全球文科消亡”大讨论又开始了。

这表面上好像是“理工科”与“文科”的一场博弈,梳理现象的背后,操盘手的思想和认知,又像是被“文科生”所幻想或者创造的科幻文艺世界所塑造。

最终,一切又回到了“文科生”与“文科生”之间,完美闭环了。

事实上,现代教育中的文、理科的分界,在人类教育史上不是一直都存在,与技术变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十七到十八世纪期间,科学革命和实证主义兴起,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才发展为独立学科。

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进一步刺激了工程技术学科发展,大学增设工科专业,“理科”逐步与人文社科逐渐分野。

而全球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离不开普鲁士王国的教育改革影响。

十九世纪左右,德国教育家、政治家、人文学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推动了大学改革,强调研究型大学与学科专业化,强化了文理分科趋势。

莱波雷所在的哈佛大学去年削减文科课程,掀起了“文科消亡”的讨论,而她最新一篇的文章谈论的话题,也可能也会让一些文科生破防。

2月10日,她在《纽约客》发布了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份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大学以上学历的读者群排名最高(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的刊物创刊100周年。

“《纽约客》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有独特的声音,但这也是它最糟糕的地方。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是如此。”

莱波雷认为,编辑之间的战争成就了《纽约客》,但大多数编辑仍然默默无闻。而默默无闻,通常意味着被低估。

然而,编辑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她说,正是这种衰落,才有理由打破《纽约客》创始人哈罗德·罗斯 (Harold Ross)的设定的那个蹩脚的规则,即,永远不要写关于作家的文章,也不要指名道姓地提到编辑。

“如果回到1925年,阅读或收听当天出版的所有内容——书籍、杂志、报纸、时事通讯和广播——几乎所有内容,除了令人心跳加速的体育直播,都会有一个经过编辑的过程。编辑,不管怎样,优秀的编辑,都会考虑所说的内容是否清楚,表述是否公平。

一个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充斥着推文、TikTok、Substack帖子和闲聊播客的时代,每天发布的海量文章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内容是经过编辑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很多人穿着病号服,屁股露在外面,屁股迎风而立。”

尽管如此,她仍在文章结尾中再次呼吁编辑的重要,“作家就像绵羊,毛茸茸的,但坚定不移,咩咩叫着。而最好的编辑,在高山上,就像是牧羊人,驱赶狼群,把羊群赶到更好的牧场,拯救迷途的羔羊。”(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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