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大清告洋状

告洋状词有厚重的历史传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老词。今天牢章不谈当代史，咱们讲一讲历史上的中国人是如何告洋状的。

要告洋状，首先要有洋人。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开始是1840年，中国社会被迫开关和外国社会产生交流和联系，自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开始深深的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这是大家都学过的中学历史。

双半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开始在各个方面逐渐失去自主权，外国人的领事裁判权也是丧权辱国的一个特征。是清朝司法主权被侵蚀的缩影。

然而在微观层面上，八股取士规则之下，儒生士子只会写八股文，发红头文件，完全不懂现代行政理论。大清帝国官僚的实际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是相当低下的，在这种背景下，微观上的民众主动选择外国力量主持公道，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大清官僚体系的低效和现实利益的权衡。

举个例子，在晚清的商业纠纷当中有一种情形。原本两方都是华人，但是一方为了告状便故意邀请自己认识的洋商或者洋人代为诉讼。这种事情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普遍。

申报1878年2月23日写过一篇文章《论总理衙门新禁华人冒充洋商》当中就报道过：

洋人之在上海，失业者亦复不少，各商所开设之行号若系洋货即可延请失业洋人，或代为经理或讦名开设，一有事故即令洋人出身承认。

而至于普通百姓，信洋教，告洋状也很普遍，在当时的中国信仰角几乎等于公开和社会秩序以及传统文化决裂，会被乡土社会视为不受欢迎者，许多老百姓放弃传统儒教叙事，改投天主教的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司法和政治庇护。传统社会，到了公堂，不论原被告都长时间跪在县官面前，很没尊严又不一定能得到公正的判决，衙役也以诉讼谋生，一打官司就索取种种陋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诉讼成本。

所以一部分弱势群体无以依靠，只好去信教。有事就让教会出面保护教民，为教民作主。秦晖曾经对这段历史写道：

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在教’的百姓只要拿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见地方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这种行为模式一度让清政府非常棘手，因为乡村基层的这些诉讼，无非是婚姻、土地鸡零狗碎的一些生活琐事，在大清衙门看来，为了这些小事把洋人掺和进来，这显然是老百姓不识大体，甚至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但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这些个大大小小的案子，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这种情形封建官僚们不但不自省，而且还常常指责教民，认为他们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比如1896年御史潘庆澜曾经上过这样一张奏折：入其教者，半皆素无营业不甚安分之人，求藉其教为护符，此不相安之根所伏也。完全把清朝统治集团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

《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就记载了不少这类言论，山东冠县红桃园，“有的村民为了不受气入了教。天主教有权，打官司能赢”

福建部分村庄的居民因不满赋税、徭役，纷纷改信基督教或天主教，以寻求传教士保护，避免地方政府的征收。官府百姓洋人，如同三国演义，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地，在中国的基层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权力制衡。

你不能在百姓支持你的时候才选择相信人民，你不能在历史叙事有利于你的时候才选择人民史观。

义和团运动最开始发起在山东，起因是一桩不起眼的小案子，叫梨园屯教案。

长话短说，山东冠县有一座坍塌的旧玉皇庙，带着一些土地。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庄民分得学地，教民分得庙基双方签订协议。教民将庙基捐给外国传教士改建教堂，官府也批准，但是村民不愿意天主教和外国人修教堂，双方互争庙地达20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清政府首鼠两端完全无能，在这案子的30年间，一开始地方官为了避免得罪洋人，知县韩光鼎认为应该按协议办，既然地基归教民，自然可以修盖教堂。，第二次山东巡抚任道镕判定，土地算作是暂借给教民，将来要还。第三次第四次第四次，每一次大清都拿不出一个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甚对于地方平民的反抗进行反动镇压的能力也没有，洋教和本土文化的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1898年，以武装保卫玉皇庙的阎书勤为首，梅花拳改为义和拳，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