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青年应被涵养而非消耗
——答牛津中国论坛线上采访
问：您的研究中常以具象化的比喻作为切入点（“蚁族”“工蜂”“时间的暴政”），“暴政”这个词语的选择尤为有趣，将时间对青年的影响比作“暴政”背后有什么原因？
答：我将时间比作“暴政”，因为在一个高度加速的社会中，时间几乎被视为最宝贵的资源，且不断被逼迫用来换取经济或职业上的成果。尤其是在职场、教育等领域，时间被抽象化为一种不断追赶、迫使人们以极高的速度生活的力量。无论是加班文化、即时送达，还是高校中的“非升即走”，都让时间成为了一种高压的管理工具，约束了人的自由与选择，让青年在生存压力中常常感到无法喘息。所谓“暴政”正是源于这种无情的时间管理，它并不关注个体的需求和感受，而是单纯地驱动个体不断向前。
通过这个比喻，我想表达的是，时间的匮乏让人无法自如地调控自己的生活节奏，成为一个被支配的对象。在竞速式的社会竞争中，时间不再是自由的、可支配的，它成为一种被强迫遵循的规则，这种压迫感几乎可以比拟暴政。
问：您在2009年发表的《蚁族》引起了广泛热议，在那时您就观察到了高知人群所面临的实际就业问题；在近20年的社会变迁后，“蚁族”所揭示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还仍然存在？
答：“蚁族”是我2009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也是我提出的第一个社会学概念。“蚁族”一经问世，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现在看来，“蚁族”一词仍有社会学意义，其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困境，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十五年来，“蚁族”逐渐从一个单纯的社会话题演变成一个象征性、符号性的议题，内蕴着中国青年对阶层流动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业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今，用人单位对学校背景的过度重视和劳动市场的“非正式雇佣”趋势，使许多年轻人即便拥有不错的教育背景，却依然在不稳定的职业状态中挣扎。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给我们以很大启示。平成时代未能成为正式员工的日本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不安、只能勉强度日，在自身发展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无心结婚生子，甚至无法与他人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年轻人一旦陷人失业或无业状态，几乎意味着将处于焦虑状态，引发后续心理问题。即使有幸成为正式员工，不断减少的正式员工名额也意味着比之前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还要面临随时可能被非正式员工取代的潜在威胁，因而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和超负荷工作压力之下。
问：您追踪青年群体近20年，最初研究的“蚁族”可能也有一些如今已步入中年，而新一代的青年也面临“内卷”、“就业难”、“脱不掉孔乙己长衫”等困境。您认为两代青年所面临的困境有哪些异同？
答：2000年代的“蚁族”和如今的青年面临的困境是交织的。早期的“蚁族”更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之间的过渡问题，而今天的青年则处在一个数字化、平台化、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在2000年代，青年人的焦虑更多来源于传统行业中就业机会的紧张、教育与职场经验的脱节，而今天的青年是在平台经济兴起的背景下，不得不应对“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模式，甚至陷入了“24小时在线”的困境。
平台经济的兴起为新一代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的时间压迫和工作的不确定性。两代人的奋斗焦虑都是基于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但后者的焦虑或许更加根植于经济模式的变化。
问：您在《时间的暴政》中指出，平台经济下的骑手、码农等群体被“加速社会”异化，而高校青年教师也因“非升即走”制度陷入焦虑。这些看似分散的群体困境似乎存在某种共同根源，为什么对时间的匮乏感会成为一个具有如此普遍性的问题？
答：时间的匮乏感并非单一根源所致。时间匮乏感的普遍性背后，其实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资源的争夺，尤其是在教育、工作、住房等领域。时间的价值和人的生产力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个体在社会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无力。
东亚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和“效率优先”思想加剧了这种时间压迫，因为这些文化框架促使人们将时间视为一项生产性工具，必须不断用时间来换取成就和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仅在面对生存压力时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也在社会文化中被鼓励要追求“更多、更快、更好”。而这种根植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这种普遍性的时间匮乏感。
问：我们也注意到一种矛盾现象：许多青年一面深陷加速化的生存焦虑，一面又通过‘热爱奋斗’的叙事主动拥抱这种节奏，我们该如何理解青年的“自愿加速"?
答：这种“自愿加速”往往是在一个隐形的社会规范框架下进行的。个体看似是在主动选择加速的生活节奏，实际上，他们是在无形的社会压力作用下做出这种选择。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案例以及父母和社会的期望，都在默默地塑造着年轻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当个体将某个“目标”视为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时，实际上他们可能已经被置身于一个不断加速的社会机器中，而这种加速并不一定对个人的幸福和发展有益。
最具讽刺性的是，青年人往往以为“目标达成”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但殊不知，这种“赶工游戏”可能已经被商业利益和社会权力所利用，成为对个体的隐性规训。因此，虽然看似是一种选择，但往往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
问：您指出我们要警惕将“奋斗”异化为对青年的剥削，但对于很多青年平台经济大的剥削似乎也是相对最好的选择。现有制度下，青年是否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答：在现有制度下，许多青年面临的选择确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平台经济或许是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严重竞争的背景下。这里的“剥削”不仅仅指直接的经济压迫，更包括了心理层面的影响——对个人时间、精力和创造力的过度消耗。但这是一个没有太多选择的困境，因为个体对抗系统性问题是很难的，甚至是无解的。全社会都“卷”，你不“卷”，在很多情况下，你就要被淘汰。很多青年往往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做出的选择。这也暴露了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即没有为个体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影响最深、利益受损最大的往往是青年群体。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一直在为改善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作出努力，2017年，中国首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出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作为个体我们也要意识到，虽然当下的选择可能是最现实的，甚或是无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追求更有意义，更具松弛感的生活方式。
问：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年轻人应该重建附近，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您认为这种理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值得追求的？年轻人在逃离时间的“宰制”时会遇到哪些困难？
答：在现有的加速化社会中，青年们如何重建“附近”和生活的掌控感，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有挑战的任务。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常常让人感到失控，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角色往往是在竞争压力下逐渐丧失的。然而，重建这种掌控感并非不可能。
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目标、建立更加健康和有意义的社会联系、以及关注个人的心理健康，青年人可以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和目标。尽管这些目标有时与社会期待和周围人对你的要求有所冲突，但依然值得追求，通过这些方式，年轻人可以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感和自我实现感，从而找寻到更有意义的人生。
问：您在研究中始终呼吁“青年应被涵养而非消耗”。若请您对2025年的中国青年说一句话，您最想传递怎样的信念？
答：我想告诉2025年的中国青年：不要让外界的喧嚣和成功的标准来定义你的人生。真正的成功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就和财富。不要让异化的“奋斗观”成为你生命的唯一目的。真正的奋斗，不是为了迎合社会的期望，而是为了找到你内心的热情和生活的意义。
我认为，真正的奋斗是幸福的，幸福才是衡量奋斗价值的唯一标准。你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加符合自己价值和节奏的生活，别让加速的社会将你们吞噬。青年应当被涵养，而非消耗。青年的价值在于独特性，而非迎合一个标准化的成功模型。要勇敢追寻自己的内心，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过一个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