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赴苏参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目前，关于介绍李大钊1924年率团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的文章不多，也不够系统和全面。这里，按照李大钊从北京启程，经昌黎、哈尔滨，至满洲里，前往莫斯科的途经之地发生情况，对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始末进行考探，以示纪念。
李大钊在五峰山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24年初李大钊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回京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却遭到了北洋政府巡警和特务的监视，李大钊一家人不堪其扰。为了摆脱管控，1924年2月李大钊将北京城内的住所从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迁至相对偏僻的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今铜光胡同)。5月下旬，北京政府开始缉拿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李大钊成为头号通缉犯。得知消息后，李大钊第一时间迅速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
5月20日，中共北京区委成员张国焘去向李大钊汇报工作时，李大钊提醒他北洋政府即将进行大逮捕，令其收拾文件，从速躲避。然而，张国焘违背指示并未及时躲避，5月21日晨5时在其寓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杨子烈等四人。随后，根据张国焘的口供，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函北洋“内务部”，要求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1924年6月9日，《顺天时报》刊文《官厅大兴党狱·通缉北大教授李大钊》：“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因宣传过激主义及参与工会嫌疑，致被官厅逮捕而去。现经步军统领衙门已将该案犯等解交卫戍司令部讯办。兹闻王懋宣将军昨又谕令军警各机关，对于张国焘等案内漏网逸犯之工会首领(即北大教授李大钊等)，极应上紧查缉务获，以凭归案讯办云。”
李大钊闻讯后，立即动身，由其长子李葆华陪同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动身前剃掉了胡子，装扮成生意人，从北京搭乘京奉线晚车，于5月22日天蒙蒙亮时到达昌黎。下车后，李大钊和李葆华直奔五峰山中，住进韩文公祠守祠老人刘克顺家里(按：李大钊曾几度到五峰山游览、客居，与刘克顺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掩人耳目，刘克顺向外人说，李大钊是在关外某个大地方行商的买卖人，因患病方愈，到家乡的山里调养来了。李葆华是自动上山陪伴他的家侄。据197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记述，“当时，父亲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为了躲避缉捕，他化了装，带着我连夜乘火车来到昌黎，清早在昌黎下火车后就直接进了山。我们这一次又在山里住了一些日子。”这次在五峰山避难，李大钊每天在祠堂的客厅看书和写文章，还写了悼念因患急病夭折的幼女李钟华的长诗。
逃离北京当晚，李大钊的京内居所就遭到了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查。王怀庆派便衣特务到北京铜幌子胡同甲3号的李宅搜捕李大钊，结果扑了一个空。妻子赵纫兰庆幸丈夫李大钊及时离京，见北京已无法留居，便带着子女离京回到乐亭大黑坨村老家。可谁料，军警不久又追查到乐亭老家，照样扑了个空。对这次通缉，赵纫兰非常担忧李大钊的安危……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6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紧张工作了一天的李大钊正站在房前眺望山景时，突然发现从对面山梁上走下两个人来，一个是赵希增，一个是于树德。
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决定让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便派于树德(字永滋，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时的下两届同学，和大钊一起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通知李大钊。于树德先到乐亭大黑坨村找到赵纫兰说明来意，赵纫兰随即找来同村的侄子赵希增为其带路，二人来到五峰山找见李大钊。于树德向李大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决定委派李大钊为中共首席代表，带队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三天以内到北京与其他代表碰头，会齐后取道哈尔滨，由满洲里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大钊又惊又喜，他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同苏联同志交流革命经验，考察他心目中理想国度的真实情况。
时间紧迫，于树德完成任务之后便连夜下山，乘坐当晚11点多钟的火车返回北京。临别前，于树德还给李大钊带来了赵纫兰写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了李大钊离京以后发生的事情，并在信中与李大钊商议，想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这样做是否妥当，她希望丈夫给一个明确回答。当晚，李大钊便复信让葆华和赵希增带回老家。他在复信中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断绝了交往。他为直系军阀效劳，而我站在革命大众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事，何况我与白坚武。”李大钊在信中最后写到，“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次日凌晨，李大钊辞别五峰山，冒着被通缉的危险秘密回到北京，约集其他代表先后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再前往苏联开会。李葆华回忆说，“接到通知第二天，父亲就下山，动身回了北京，准备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国。”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与会代表，史学界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主要说法就达八种之多。比如，1994年5月，《李大钊研究辞典》中明确写到，“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有表决权的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琴华(李大钊)。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齐佳(女)、彭述之。”其中，罗文虎即罗章龙，刘齐佳即刘清扬。
2019年9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杨琥在编纂《李大钊年谱》(下册)中明确提到，“刘清扬回忆：1924年3月，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我到广东工作。5月，接党中央陈独秀的通知，叫我随李大钊同志去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六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工人领袖)、姚作民(一般工人)、彭泽湘、卜士琦(青年代表，后叛变)和我(妇女代表)。代表团团长是李大钊同志。”紧随其后，“按：刘清扬此处回忆的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字有误。1924年3月30日，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和已在苏联留学的彭述之4人出席大会。”……多年来，不少文章中认为，当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罗章龙。但从现在看到的参会代表团成员登记表资料中，未见有罗章龙的姓名。”
2021年11月，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曙新撰文《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从寻找和挖掘新史料，并对既往史料进行重新审读入手，将之前相关论著所涉及的与会代表逐一进行详细核实与考证，确认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共有五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琦，其中前四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李大钊、王荷波、卜士琦，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清扬、彭述之，而过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其中，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并不是与会代表;彭泽湘、赵世炎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但不是中共代表团的与会代表;罗章龙、姚佐唐出席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三大而非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不是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与会代表，而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
这一考证结果，解决了原始文献速记记录中的“与会代表”和“资格审查材料”相吻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原始文献与当事人回忆相吻合的问题，对于结束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且颇多错讹的状态，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李大钊在哈尔滨
“1924年6月11日，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途中到哈尔滨。李大钊由其堂(族)兄李祥年(字瑞景)介绍往(住)道外太古街宏昌茂杂货铺。他在哈停留3天，其间，曾同苏联驻哈领事会晤。”这是《黑龙江省志·大事记》第二卷中的记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精心设计并暗中开辟了经中东铁路乘火车到满洲里过境的秘密交通线，哈尔滨因而成了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枢纽，由哈尔滨向西经满洲里出境到达莫斯科，被称为西线;向东经绥芬河出境，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被称为东线。为了方便信息传递，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了若干地下交通站。
1924年6月中旬，出于安全考虑，李大钊等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头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刘清扬随身藏带了国内4人的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代表证书，代表们还分别填写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登记表。据张成贵在《李大钊开辟秘密交通线》一文记述：“李大钊秘密回京后，立即安排彭泽湘、卜士奇两位青年代表到黑龙江省青冈县邮局，找自己的乐亭老乡、同窗好友、地下党员刘子孚，共同筹划出国的准备工作，并去满洲里踏查地形，意图雇佣马车偷渡国境。其他代表分头到哈尔滨会合，李大钊则冒险到昌黎找挚友杨扶青筹集赴苏联经费。”
杨扶青是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经理，和李大钊同是乐亭人，同在天津求学，1910年暑假二人从天津回乡在火车上邂逅相识，经过一路长谈，思想很投机，互敬互仰，双方均有相识恨晚之感，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次为尽快筹措赴苏联经费，李大钊想到了挚友杨扶青。这天，李大钊从北京乘夜车启程去哈尔滨，路过昌黎先下车找到杨扶青说明来意，杨扶青开了一张手谕，让李大钊到新中罐头公司在哈尔滨市设的分庄提取500元银币。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密令各地拘拿李大钊的海报文书已下达，北京、昌黎、乐亭一带搜捕风声十分紧急，但杨扶青不怕被牵连为犯“共产党要案”的罪名，亲自掩护李大钊安全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县城，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李大钊到哈尔滨后，首先联系了在哈尔滨做生意的族兄李瑞景，两人感情甚好，交往不断，虽然分居异地，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李瑞景在哈尔滨道外八站开了一个宏昌远牛店，从事贩牛生意，经常与俄国人、蒙古人打交道，在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等地人脉较广，这次护送李大钊一行越境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李大钊到达哈尔滨的当天(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达到各省。李瑞景非常关心和注意李大钊的安全，为谨防自己的宏昌远牛店被反动当局关注，便安排李大钊住进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乐亭老乡王芳田开设的宏昌茂杂货铺。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会晤友人，晚上就与李瑞景、王芳田挑灯夜谈，向他们介绍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情况，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令李瑞景、王芳田二人大开眼界、心生向往。
三天后,国内与会代表们全部到达哈尔滨集齐。其间，李大钊要办的事很多，首先让族兄李瑞景帮忙到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提取了杨扶青资助的500块银元，并兑换成卢布;会见了苏联驻哈领事，在其协调下考察了中东铁路工人运动和中俄工业大学(今哈工大)学生运动的情况。共产国际一直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与中国的工农大众相结合，党的领导以及各级组织，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并指出中东铁路早期的工人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特意参观了邓洁民任校长的东华学校校址。邓洁民是乐亭呔商后人，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结识了李大钊，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国，与乐亭呔商赵禅唐在哈尔滨创办了东华学校，成为了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和秘密通往苏联“红色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陈独秀等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代表赴苏学习工作、参加会议，都要经停东华学校，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邓洁民化名马天民，在天津隐居起来，难怪李大钊对李瑞景不无感叹地说：“如果邓洁民在这里，我们这次哈尔滨之行，就不会麻烦你了。”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记述，“在瑞景大伯父的帮助下，一切出国的事项都办理好了。因为是秘密出国，没有起下护照，同时还得绕过张作霖在国境上的检查，瑞景大伯父给他们雇了三辆出国的车辆。”
实际上，李大钊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共产国际哈尔滨联络站与满洲里联络站及时取得了联系，并且由李瑞景、刘子孚护送李大钊一行到达满洲里。
李大钊在满洲里
满洲里是中东铁路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站，出了满洲里，就进入了苏联境内。然而，想出境谈何容易?当时，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了三四米深的护城壕，只在东南西北设置四个大门，派众兵把守，阻拦私自穿越国境人员。
1924年6月13日夜，李大钊一行从哈尔滨上火车秘密到达中苏边境上的口岸小城满洲里，在当地交通员的安排下住进一家小旅店。交通员引来了店老板并介绍说“自己人”。原来，店老板也是当地的一名交通员，他向李大钊建议，“你们起码要三架马车，每架马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3个人。每架马车一定要用4匹马拉，才能安全地越过国境。”李大钊有些惊奇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马来拉车呢?”店老板严肃而认真地说，“少了不行，越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快，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这时，店老板又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有一个山坡，没有一点隐蔽物，山头上设有碉堡，昼夜有哨兵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有人穿越国境，哨兵就会开枪射击，有时还会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必须一口气闯过去。
翌日凌晨，当地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架马车停在旅店门前，李大钊和刘清扬坐上前面的那架马车上。天将蒙蒙亮时，12匹快马拉着三架马车已经穿过山洼地带，有经验的车夫把马车赶到两个碉堡中间的草原小路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临近边界时，马蹄声还是惊动了山上的哨兵。顷刻间，碉堡里传出来的吆喝声、密集的枪声、刺耳的马鞭声、隆隆的车轮声、哒哒的马蹄声，汇成一片，震撼着黎明前的国境线。车夫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的弹雨，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
这时，李大钊从车篷里出来，举目远眺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俯视着朝霞中的那片广袤的草原，不禁暗叹：终于踏上了这自由的土地，到达了列宁的故乡。
李大钊在莫斯科
由满洲里出境后，李大钊一行到了苏联86号小站 (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被安排在铁路车站站长家，受到了站长夫妇的热情款待。后又由西比利亚大铁路经赤塔等地去往莫斯科。李大钊住在卢克斯大旅馆的三楼，每天文书鞅掌，应接殷繁。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以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召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10名，代表49个国家的60个组织。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会议虽然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若干专门委员会，但李大钊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没能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也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他说，国民党正向左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意斯基作报告，他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二十一、二十二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意斯基的报告。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琴华)作了书面发言。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意斯基的批评，而是介绍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活动的9个事件，即张家口的卡门事件、汉口纺织工人事件、法国金法郎事件、旅顺口和大连、临城事件、棉花出口、烟草消费税、广州的关税、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认为“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李大钊还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目的、作用和意义，希望共产国际五大应该特别关注中国问题，给予中国共产党工作指示。李大钊直言，“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而受到极大阻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相继回国，李大钊继续留在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其间，李大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处参观访问，并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撰写有关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等，积极宣传、介绍中国革命，争取苏联及各友好国家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在近半年时间里，李大钊留下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上海的童工问题》《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等15篇重要文献。同时，李大钊坚持出席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参与指导日常工作，并曾在中共旅莫支部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中国最近之政变》《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等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报告，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对中国革命充满豪情壮志和殷切期望。
1924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当时正在经受的苦难和压迫，讲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呼吁各友好国家帮助中国革命：“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演说结束时，李大钊振臂高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等口号，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次演讲是李大钊第一次在共产国际的演讲，也是最后一次，留下的十几秒演讲视频是李大钊生前唯一一段活动影像，直到1999年才由李大钊纪念馆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到，让我们得以亲见当年李大钊的昂扬风采。
李大钊在回国途中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驱逐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国内形势发生大变。根据党中央决定，1924年12月3日，李大钊离开莫斯科启程从东线回国。
绥芬河是当年中东铁路这条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中共二大后，为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绥芬河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绥芬河的“大白楼”曾是中东铁路的铁路公寓，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秘密交通线接待站。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五大返回途中就住在“大白楼”。如今，李大钊在大白楼二楼住过的房间，展出的有床、写字桌、单人沙发等，床头悬挂李大钊的照片和生平介绍，还有李大钊曾撰写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在“大白楼”住了一夜，后安全抵达哈尔滨，又住在了王芳田的宏昌茂杂货铺。李瑞景、王芳田向李大钊询问苏联的情况，李大钊说，“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这次李大钊在哈尔滨又住了3天。临走时，王芳田问李大钊到哪里去?他说“回北京”，王芳田一听急忙从行李底下拿出刊有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李大钊看后，既气烦又蔑视地说：“哼!反动家伙与革命就是这样势不两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艺没什么了不得!” 李瑞景也劝李大钊在哈尔滨暂时躲避一下，等平静时再回北京，而李大钊却坚定地说，“干革命就是要清灭他们，这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
李大钊婉言谢绝了王芳田、李瑞景的挽留，毅然离开哈尔滨，又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
【参考资料】
杨琥：《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12 月出版
苏宝铭 祝彦：《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学习时报》2022年5月27日7版
张成贵：《李大钊开辟秘密交通线》，《人民政协报》2023年11月23日11 版
李曙新：《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5期
向青：《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6月12日
仝华：《1924年李大钊在苏联的经历及相关文献研究》，《毛泽东研究》2020年6期
李忠义：《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与哈尔滨》，“大话哈尔滨”网2019年1月18日
(作者刘凤敏，乐亭县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
编辑：李宏莹 主编：陈友海 编审：张建光
电话：0315-4026222 邮箱：tsltwx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