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行差踏错在所难免，但每个人却也总要为自己曾经的选择承担责任。关于这一点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历史人物也概莫能外。
1955年的大授衔上，谢富治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之后他又颇受重用屡被拔擢，身居要职，然而在这背后亦是他对林彪、江青的亦步亦趋。
而这样的选择也让他在死后争议良多，更是落得一个开除党籍、撤销悼词、移出八宝山的结局。
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行将就木的他躺在病床之上亦是回忆起了往昔，并藉由此向战友陈康谈到了他的后悔之情。
1972年，已经63岁的的谢富治患了癌症，情况不容乐观。在奄奄一息之际，谢富治的老战友陈康去北京探望他，两人谈到了很多往事。见到陈康后，谢富治心情颇为激动，毕竟有多年的战友情。
提及特殊时期的一些事情，谢富治口中则一直喃喃的说：“某某不是我要整的，谁谁不是我要整的，我也没办法，坐在那个位置上，受人胁迫，不是我整别人，就是别人整我。”这未尝没有身为政治人物的“苦衷”，但做出这样的“苦衷”背后自然就会有一方唱罢另一方登台后的悲惨。
而提到自己在云南工作的经历，谢富治情绪一直没平静下来，说：“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干坏事啊。”
可惜的是史笔如刀……
看到老战友如此激动，陈康也很是无奈，只好劝慰了他几句。两人谈了十几分钟，陈康准备离开，谢富治却抓住了陈康的手，舍不得结束这次见面。
谢富治口中的“没干坏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谢富治的老家是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省黄安县。他出身贫寒，父母是贫农。为了生活下去，他跟同村人学了木匠手艺，小小年纪就下地干活，喂猪放牛，可以说是吃了不少苦，至于系统性的教育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17岁的时候，家乡成立了农协，他果断选择加入，和大伙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虽然他长的浓眉大眼，但嘴有些歪斜，乡村里一些老人看了后，说他：“有福相，却没有福命。”结合1972年他的去世，未尝不可说是一语成谶。
1930年，是他改变命运的一年。21岁的谢富治成为了一名红军小战士，一年后正式入党，从红四方面军排长职务干起，职务不断提升。
经过一年时间，他就当上了团政治处主任，不久后升为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的战斗。期间立了不少功，得到了张国焘的重用和信任。
尽管他寡言少语，但晋升速度飞快，成为了掌管红四方面军人事大权的核心干部之一。后来他还参加了长征，期间当过红9军的政治部主任。
在肃反期间，谢富治发挥了他的优势，那就是调查和整人，他领会了张国焘的用意，提出了“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口号。在得到张国焘的多次夸奖后，他成了一名整人专家，用各种手段对付了一些老同志和敢说话的年轻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长征胜利后，部队抵达陕北，但张国焘因为坚持错误路线和鼓动分裂已经彻底失势，谢富治忽然没了靠山，感到了巨大压力。
无奈之下，他决定主动向中央揭发有关张国焘的黑料，当了污点证人，处境才转危为安。
《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一文提到：“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因此此事，毛主席夸奖了他，说他“勇于改正错误”，重新任用他。
到了抗日时期，组织上安排他和陈赓、陈康等人一起在太岳军区工作。
陈康将军曾经评价：“陈赓将军爱开玩笑，善于指挥，如果是不能打的仗，陈赓绝不会打。谢富治则爱摆架子，搞政治工作比较强，也有些才干。”
建国后，谢富治担任了云南省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司令员。一开始他为人十分正派，工作和调研不搞排场，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即便是老乡送来的山鸡等野味，也坚决付钱。
但时与时异，人也会变（也可以说被环境所迫）。特殊时期，他担任担任北京卫戍司令期间，他玩起了心机，骗战友温玉成签了检讨书，导致温被调离，然后自己却成了政坛红人。
70年代，他直接高升公安部长的职务。自然要有投名状的，于是他带头砸了公检法，整了不少人。1972年患病住院才开始反思自己，然而一切都迟了。80年代，他被确认为江青集团的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