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浩瀚的医学长河中，总有一些前辈如同璀璨星辰，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让我们随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杨永弘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常委、呼吸学组组长）的笔触，一同缅怀在他求学道路上曾给予过的无私关怀与悉心指导的诸福棠教授、江载芳教授以及John Robbins博士；感受他对三位儿科医学界巨擘的感恩与追思；看到“医者仁心”的传承与发扬；感悟医者成长与中华医学会蓬勃发展的紧密关联。
杨永弘 教授
诸福棠教授、江载芳教授和John Robbins博士，这三位儿科医学界的巨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如今，三位专家虽已离世，但他们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崇高的医德值得一代代医者传承与发扬。
初入师门：诸福棠教授的言传身教
图1 杨永弘教授（左）与诸福棠教授（右）的合影（1982年）
（一）首都医学院的求学
1979年，我有幸成为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师从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诸福棠教授（曾长期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和江载芳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而我有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启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诸福棠教授常说：“儿科医生是守护天使的人。”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二）诸老的挽留与教诲
毕业后，我本想回到安徽，但诸老极力挽留我。他用自己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短暂返回无锡的经历，告诉我留在北京的重要性。他说：“北京是全国的医学中心，这里有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他的这番话，让我下定决心只身“北漂”，成为了两位导师家中的“常客”。
恩师关怀：江载芳教授的引荐和诸福棠教授的悉心指导
（一）赴美进修的契机
图2 杨永弘教授（中）与江载芳教授（左）、Rechal Schneerson教授
江载芳教授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位重要引路人。她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悉心指导，更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明了方向。1984年初，在悉尼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江载芳教授偶遇出身儿科的美国两院院士、美国疫苗专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John Robbins博士。她毫不犹豫地推荐我前往John的实验室进修，John当即应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的智慧和远见，让我有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开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她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从不退缩。
（二）诸老深夜帮我修改英文信件
图3诸福棠教授写给杨永弘教授的亲笔信和修改过的英文稿（部分）手迹（1984年）
江教授让我写一封英文信给John，但当时的我英文基础很差，勉强完成后，我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诸老家，希望他能帮我修改。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诸老，欣然答应帮我修改信件，还鼓励了我一番。
当晚，他“一口气作了修改”，并附带写了一封信托人第二天转交于我。信中说：“这是你给John的第一封信，能给他一个好印象才好。”他不仅鼓励我“写得比较清楚”，实际上英文稿上留下了他用红笔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痕迹。他告诉我：“信的末了，先留出自己签名的地方，普通可留二三格，在签名之下，一般用打字机打出自己的外文名字（都将姓放在后边），加上自己的学位。”他还建议我的职称用“MD”即医学博士。
诸老还附给我带有医院地址的英文正式信纸四张和信封两个，并嘱咐我：“信封左上角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当时没有电脑，只能用打字机打印，他嘱咐我：“可打印出来赶快寄出。”“如要我校对打出来的英文信，可于这两天任何晚上来我家。”“如果要用我的打印机，可随时到我家里来打。”
大概是后来又想起一些事，诸老在一张日历纸的背面补写：“外国重视医学会会员。”“杨大夫是否要即日向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申请做会员，如办好，亦可加一项。”“手续可问江大夫。”。诸老建议我将主治医生改为北京儿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位八旬的老人能如此，不仅体现出他对学生即将赴美的喜悦和期望，更体现出他对后辈的关怀和爱护。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温暖的师长。他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如何对待每一个学生，如何用爱和关怀去温暖每一个患者。
国际舞台：John Robbins博士的培养
图4 杨永弘教授（左）与John Robbins博士（中）和Rechal Schneer
（一）在NIH学习的三年
1985年，我带着诸老和江教授的期望，踏上了前往NIH的旅程。在那里，我遇到了John Robbins博士——一位在儿科医学和疫苗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他和蔼可亲、对学生关怀备至，他虽出身儿科，但我到他的实验室时他已经是著名的细菌学和疫苗学专家，他对流感嗜血杆菌、百日咳鲍特菌和伤寒杆菌及其疫苗有深入研究，更因流感嗜血杆菌蛋白结合疫苗的卓越贡献，与我的另一位导师Rechal Schneerson及纽约的两位学者一起荣获了1996年的Lasker奖。John对中国有很深感情，他帮助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制备多种儿童疫苗，他也是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得者。
在John的实验室，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充实的三年。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科研的执着追求和对学生的无私关怀，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教会了我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医生的风采，也让我明白了科研的真正意义。他还在我即将完成学习回国时，告诉我中国的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很多，20世纪50年代上海就报道过120例，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我获得了WHO的资助，取得了中国儿童B型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的北京和合肥的流行病学资料；也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瑞典国家开发署（SIDA）和德国教育部的资助，回国后我开展了肺炎链球菌、A族链球菌和百日咳鲍特菌等细菌疾病的研究，为我国相关疫苗应用提供了帮忙和参考。
（二）国际交往与合作
在John的培养下，我得以参与多个国际项目，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合作。这些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在儿童呼吸道感染和疫苗免疫领域作出了一些贡献。
传承与感恩：缅怀三位恩师
诸福棠教授、江载芳教授和John Robbins博士，这三位儿科医学界巨匠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也让我明白了医生的真正使命。作为他们的学生，我深感荣幸。我将用一生去践行他们的教诲，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相信，他们的精神将在每一个儿科医生的心中闪耀，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杨永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