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王拥军带领团队，针对卒中防治中的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开展突破性研究，开创的“中国方案”改写了我国及欧美等多国指南。
撰文丨凌 骏
责编丨汪 航
2001年初，时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的王拥军教授自费前往美国，参加了在圣安东尼奥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会议方的指定酒店一晚200美元，王拥军盘算着，如果住在远郊的汽车旅店，租一辆车每日往返，加起来65美元，能省下不少钱。
国际卒中大会，是全球卒中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盛会。当时全场就王拥军一个中国人，除了有一张“中国面孔”，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王拥军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站上舞台中央。
当地时间2月5日，在洛杉矶举办的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上，已是天坛医院院长的王拥军被授予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最高奖——“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 ，以表彰他做出的全球性贡献。这也是该奖项设立34年以来，第一次有亚洲科学家获此殊荣。
几十年来，王拥军团队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改变了全球上千万家庭的命运，让那些原本可能致残、致死的脑血管病患者得以有尊严地活着。其持续产生的深远影响，仍在改写着全球脑血管病的防治实践。
2025国际卒中大会，王拥军教授
荣获“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
引领全球卒中研究
“几乎没有其他个人的研究能够像王医生那样，引领全球血管神经病学实践的改变。他极具影响力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卒中治疗的某一领域，而是涵盖了包括急性期治疗、影像学等多个方面。”这是国际卒中大会前任主席都铎·约文（Tudor G. Jovin）教授对王拥军的评价。
他口中的“引领全球”，最为声名远扬的是CHANCE和TRACE系列研究。
前者开启了精准医学下卒中“双抗治疗”的新时代，仅在中国每年就约减少了124万脑梗复发，以及相关的致死、致残。后者则开发出新一代溶栓药物和方案，让90%的脑梗患者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致残率进一步降低8.8%。
但约文教授可能不知道的是，作为如今闻名全球的脑血管病专家之一，24年前当王拥军第一次参加国际卒中大会时，他甚至没太听懂台上国际学者的发言，着急得不行，却又无人可问。
“他们一会讲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一会讲阶段性结论，不时又延伸到对指南和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听得云里雾里，只感觉应该非常‘重磅’，没明白具体说了什么。”王拥军回忆，“当时我们也在做研究，但和国际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又或者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医生，谈临床研究还为时过早。
急性缺血性卒中，通俗而言的“脑梗”，每年约造成800万人发病，高致残、高死亡。中国是全球卒中疾病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但直到2000年，还几乎没有系统的救治体系可言。
“当时从事卒中治疗的医生，会被国内同行认为‘没什么水平’。”王拥军告诉“医学界”，“大家都觉得这个病过于简单，反正没太多治疗手段，赶上患者来得早，还能用些药，效果好不好看运气。来得晚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年的会议深深刺激到了王拥军。晚上回到小旅馆，他掏出笔记本写下3个疑问：“什么时候中国卒中领域也能做出循证医学研究？”“什么时候中国学者能在这里分享临床试验？”“什么时候，我也能走上这个讲台？”
王拥军（左一）在2001年北京脑血管病论坛
24年过去，王拥军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一举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打造成了国际学术高地，医教研、亚学科建设齐头并进。在全球临床科学家一共产生的12项卒中再灌注治疗里程碑意义的证据中，王拥军团队占到了5项。
作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中心主任，王拥军打造了覆盖全国的三级卒中临床研究网络，首创的脑血管病药物研发新范式，将新药从靶点发现到上市的时间，从近20年缩短到3-7年。
此外，王拥军还在国内率先创立了“急诊卒中单元”模式，将患者DNT(从入院到接受溶栓治疗的时间）从平均1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无数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2022年，世界卒中组织授予王拥军最高成就奖——“主席奖”。
如今的王拥军，基本完成了当年的梦想。用他的话说，几十年里，全球脑血管病的治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和团队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医学变革。
他在今年的会场中央发言称，“我很荣幸代表中国科学家站在这里。然而，故事仍在继续，我们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
王拥军在2025国际卒中大会上发言
从零开始
王拥军是在2000年10月加入北京天坛医院的。
那年年初，还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的王拥军深夜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时任天坛医院院长戴建平教授打来的，在1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希望王拥军能回国加入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戴院长说，这个科室可以按照我的任何想象，重新去做。”
彼时的天坛医院以神经外科闻名全国，而作为兄弟科室的神经内科，在北京都只能算是“三流水平”，几十位医生里，只有1人有博士学位，全科科研经费不到40万元，建科以来，从未发表过一篇SCI。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医生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在台下连问题都不敢问，怕提问不到重点，被同行笑话。”王拥军说。在这种情况下接手科室，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在国内建立完善的脑血管病，尤其是卒中的诊疗和科研体系。
事实上，早在1993年王拥军从宣武医院神经免疫领域，转而从事卒中临床工作时，同事们就不太理解他的选择。“当时中国的卒中二级预防，基本只有抗凝治疗，更不用提‘院前’‘院内’时间，病人来一个晚一个。”
“我一直想建卒中单元，可那时国内还没有普及这个理念。每次申请课题，别人总认为我说的不过是内科病房，医生开医嘱，护士去执行。但其实这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多学科协作下的卒中救治系统。”王拥军说。
因此，在回国加入天坛医院后，王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神经内科病房拆分重建，参照海外成熟经验把卒中的临床评估、影像学检查和治疗等关键环节，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显著缩短了患者的DNT。同时单元还纳入了心理、康复等多个学科，提升了预后管理。
在卒中单元建成后的短短半年，有2000多位卒中患者接受了治疗，平均病死率较既往下降20%，致残率下降30%，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下降15%。
这一体系也在日后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成为了我国医疗机构卒中救治的模版。
天坛医院急诊卒中救治单元
但王拥军知道，这还远不足以改变当时国内卒中的医疗困局，要真正把学科带起来，科研创新必不可少。那段时间，他四处带着“规划书”拜访领导，讲科研建设、讲临床试验，最终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2001年王拥军争取到了第一笔项目资金——76万元。
重建科室的前10年，王拥军觉得那是最为艰苦卓绝的10年。“没有多余的场地，我们的实验室建在病房楼下的地下室，每日见不着太阳。”
从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启动队列研究开始“练兵”，王拥军还不断为科里的医生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年轻医生没有科研思维和视野，今后怎么能接住重大项目？我们筹备了博士点，要求科室骨干必须有博士学位，用了将近10年，一步步先把队伍建了起来。”
起初，科室的发展并不被人看好，由于整整10年没发过一篇SCI，难免引来了一些非议。其他科室的专家觉得，神经内科拿了这么多科研资源，可到底产出了什么？做了哪些工作？
“但我们清楚，如果只为了一时多发文章，就会破坏辛苦积累的数据质量，而高质量的队列数据库是需要长期的观察，一点点地打磨。”王拥军告诉“医学界”，尽管遭到了不少误解，好在有院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团队工作得以持续推进下去。
“我也和科里的医生说，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要耐得住寂寞。国际上成熟、重大的临床研究项目，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王拥军说。
用十年改写国际指南
2013年7月4日，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当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布了王拥军团队的CHANCE研究结果，从此在全球开启了卒中“双抗治疗”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使用阿司匹林进行抗血小板治疗，是减少卒中患者脑血栓形成，改善疾病预后的标准治疗方式。但所有医生也知道，平均仍有约11%的患者，1年内会出现脑梗复发。
“我上学时，教科书上注明急性缺血性卒中的5年复发率是30%，这意味着脑梗患者在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活在恐惧之中。”王拥军告诉“医学界”。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全球科学家曾数次启动大型研究，试图证明阿司匹林再叠加一类抗血小板药，能实现“1+1≥2”的效果，稳固病情减少复发。但由于反而引发的脑出血风险，尝试均已失败告终。在最具代表性的3大试验得出“阴性结论”后，双抗治疗被学界明令禁止。
而王拥军团队启动的CHANCE研究，想要挑战的正是这一“禁区”。
从2008年起，王拥军先用了将近1年，带领团队分析了全球近9万名卒中患者的数据，首次算出了双抗治疗能获益的3大前提——发病24小时内、持续治疗不超过21天、轻型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随后，王拥军牵头全国100多家医疗机构，将这一“猜想”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研究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感人故事。CHANCE招募了5000多名患者，总经费约1000万。要知道，国际上同等规模的研究，平均花费在约2亿欧元。”
“我们没能力支付多中心医生们承担额外工作所理应得到的补贴，同时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绝大多数也没有署名的机会。因此，这不仅仅是‘天坛成果’，里面还沁透着中国神经科临床医生的无私付出。多亏了这些非常敬业的医生们。”王拥军说。
CHANCE的试验结果轰动全球。研究发布后，美国、欧洲、加拿大、中国等各大国家和区域陆续跟进，更新了“卒中二级预防”指南，每年在全球减少了上百万患者的脑梗复发。
“CHANCE让卒中复发风险降低了32%，但我们思考，还能不能再降低一点？”王拥军说。正是这个想法，产生了8年后再次引领全球卒中治疗的CHANCE 2研究。
通过快速基因检测，王拥军团队进一步证明了对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采用新的双抗药物方案，能将90天内的脑梗复发风险再降低23%。这项成果于202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2022年，王拥军和CHANCE2研究获得医学界第三届“价值医疗泰山奖”年度“临床研究奖”
“CHANCE2光准备过程就耗费了将近4年，其中最大的技术障碍是基因检测。当时，基因检测结果最快也要7个小时，但卒中发作是‘急症’，患者不可能在急诊室里等着。”王拥军说。
为此，王拥军团队耗时2年开发了快速基因检测技术，将检测时间缩短至最快45分钟，准确率几乎100%。到2022年，天坛医院的急诊单元，已经实现了病床旁快速基因检测的全覆盖。
“这是卒中诊疗从初级循证医学，向精准医学转化的一个试验，它让我们未来能够给予患者最为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由此，中国乃至国际指南也会随之更新。”王拥军说。
从CHANCE到TRACE研究
CHANCE系列研究是天坛医院，乃至全球卒中领域发展中的一张名片，但对于王拥军而言，它的意义远不只在于最终得出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CHANCE仍是一次“练兵”，“最早我们不清楚什么样的科研模式才是高效的，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比如在测算双抗获益的前提时，我们每周四开会，会先提出一个假设，现场编写算法把9万人数据输进去，结果不行就换几个，再不行只能等下周。”王拥军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临床研究的发展，王拥军前往上级部门进行了专题汇报。2013年8月，在科技部、国家健康委等机构的批准下，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天坛医院内正式成立。
王拥军告诉“医学界”，过去，很多医生会认为医学研究的“主战场”是实验室、门诊和病房，“但这并不对，它应该是依托于‘临床研究中心’，只不过当时这一概念在国内还不普及。”
“2013年国家级临床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转折。正是基于这个平台，此后我们得以培养出上百人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建立了集学术交流、项目管理、质控、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等模块为一体，标准化系统性的科研网络。”王拥军说。
2017年度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奖牌
临床研究中心成立后，王拥军还对临床科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陆续将血管神经病、神经重症、认知障碍疾病等9个细分专业独立，成为了国内首个将神经病学亚专业，变成独立建制二级科室的单位。
直到2018年天坛医院搬迁新址后，在癫痫、帕金森等专业领域，医院神经内科、外科的界限也更加淡化。
“给你一把锤子，你看哪里都是钉子。”王拥军认为，过去医生们大多是根据自身专业，为患者选择治疗方式，“而打破不同学科的‘物理界限’，就要让医生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作，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疾病。”
从实验室、临床科室到国家级的临床研究中心，王拥军又用了10年，打通了从临床诊治到科研转化中的所有环节。这期间，团队完成了超50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其中14项为全球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也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诊疗效果最佳、学科建设最为齐全的中心之一。
紧随而来的就是TRACE研究，2022年到2024年，TARCE 1、2、3陆续在《柳叶刀》等顶级期刊发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评价称，“这对全球临床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王拥军团队联合开发的新一代基因工程改良溶栓药物，不仅打破了我国溶栓药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局，还提升了全球溶栓治疗的可及性，延长了卒中发病后能接受溶栓治疗的时间窗口，让90%的脑梗患者有机会得到标准治疗，致残率再次降低8.8%。
“事实上，启动TRACE研究时，天坛医院的研究模式基本已经成熟，固定下来了。接下来，我们还会完成CHANCE 4，TRACE4和5的研究，希望能再把卒中的复发和致残率压下去。只要还有没解决的医学问题，临床研究就不会有尽头。”王拥军说。
下一个十年
2020年8月，王拥军正式升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有时候他也会显得忧心忡忡。
在王拥军看来，如今的天坛医院学科发展并不均衡，神经病学已经踏入全球第一梯队，而有些学科的整体水平还不能让人满意。“当下，疾病的科室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只要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就会影响医院的整体发展。”
“中国医疗已经过了以‘规模取胜’的年代。比如我们对标的世界级神经外科中心——巴罗神经学研究所，他们神经外科才100多张床位，而天坛神经内、外科合起来有1100多张。”
“再比如哈佛医学院，他们下属医院的数量，并不比国内顶级医学院校多，但科研氛围、人才储备、成果产出等，却能够始终领跑全球。”王拥军说，“规模优势能领先一时，但不是永远的。”
因此在下一个十年，王拥军希望能发挥国家级临床研究中心，国家医学中心等平台的优势，进一步强化各学科临床 和科研转化的水平，并为更多科室争取登上全球舞台的机会。
“我们要做转化医学产业园，用产业化的收入反哺医院，减轻患者负担。还要做分赛道管理，设计能更好激励医生的人事、绩效等改革机制。”王拥军说，2020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作为系主任，“我们也要从头开始，自主培养能挑重任的科研人才。”
而在国际合作方面，王拥军还透露，未来，天坛医院将和欧洲相关机构签订一项战略协议，整合双方的研究资源，打通医生往来和交流学习的渠道。另外，在中国科协指导下，他计划出版新刊物Brain Health，并于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脑健康大会。
“作为一个学科，一家医院的带头人，就是要给医生们造一个梦，并为他们争取一切资源和机会，最终一起去实现梦想。”王拥军说。
王拥军最初的梦也是“别人造的”。原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孟家眉教授引领他走向了科学研究，博士后导师McGhee教授带他见识了国际视野，戴建平教授则给予他能一展抱负的平台。
而在最开始，当20岁的王拥军在唐山市工人医院刚步入临床时，他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他第一任主任当着众人的面，一把丢出窗外。
“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教授才单独来和我说，你不要认为是我故意让你难堪，你不要以为病历上面错了几个字，仅仅就是几个字。你要知道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就是一条生命。”王拥军说。
来源：医学界
校对：臧恒佳
编辑：张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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