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将迎来四十周年院庆。四十载春秋光华，北大光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应运而生，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成长与蜕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这四十年，是北大光华不断精进的四十年。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光华人留下的教育理念，历经岁月的沉淀，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光华人。
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学院将围绕光华40周年推出系列回顾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每一位讲述者都将带领我们回溯光华的过往岁月，重温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关键的发展节点，以及他们在光华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感悟。他们将分享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探索与突破，讲述如何以智慧和汗水为光华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他们也会畅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点滴故事，展现光华如何为社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及商界领袖……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触，走进光华的四十年，感受学院深厚的底蕴、蓬勃的活力与不变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共同见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迈向新征程的坚定步伐。
北大商科的源流及发展
—— 写在光华管理学院成立40年
张国有[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光华管理学院教职员工参加1995年学校春季运动会的合影
张国有（二排右五）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49年之后成建制的北大商科，今年进入“不惑”之岁。但从北大商科的起点、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来算，今年已有115年的历史。光华管理学院是北大商科经年累月的积累者，是中国国立大学最早商科的承继者。
京师大学堂的三个章程对商科都有规划有设置
京师大学堂共有三个章程，这三个章程对商科都有规设。
1898年5月，京师大学堂开学前7个月的时候，总理衙门上奏《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课程设置中，第23门为“商学”[2]。这是设想。大学堂开学后，1902年11月，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正式规定大学分科设置、分科教学。分科共列七个，“商务科”位在第六。前五个是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学科、工艺科。其中的格致科是自然科学。商务科之后的是医术科。[3] 这都是纸上的设置。1904年1月，在《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及细则中又调整了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共分列八科。“商科”位于第八。前七个是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4] 这个章程正式提出“商科”这个概念。
三个章程，前后6年，对大学堂的学科进行了结构性的规划，商科都在其中。三个章程一个比一个规范，一个比一个具体。真正具有实施价值的是1904年的章程。
1904年的章程，全篇计七章62节，约3万余字。详列了八个分科及各科科目、各科课程设置、学年设置、每课每周上课钟点、学生考录入学办法、教师及管理人员的配置和规则、屋场图书器具管理等。
1904年章程的第二章是分科科目章，八个学科各占一节，其中的第八节是商科科目。规定商科学制三年。商科分三个学门：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三个学门近似于现在的三个专业，商科近似于现在的商学系。这里暂以银行及保险学门为例，观察其主课17门的时间安排及钟点配置（除表头外其栏目及内容均来自原件）见表1。
表1 银行及保险学门的课程设置[5]
资料来源：《奏定大学堂章程》第二章第八节 1904年1月13日
对商科学生的学业，大学堂规定，除“以上各科目外，应以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各国刑法大意、行政机关、交涉学等为随意科目”；“第三年末毕业时，呈出毕业课业及自著论说”；“以上各科目所用书籍，外国均有专书，宜择译善本讲授。”
除银行及保险学门之外，贸易及贩运学门，设主课20门，专业课程有贸易业要义、铁路章程、铁路贩运业要义、船舶章程、船舶贩运业要义等。关税学门，设主课16门，专业课程主要有关税论、中国各项税章、各国税章、各国金银价比较等。
现在看一百多年前银行保险课程的设置，值得关注的有三点。一是课程结构的国际视野性强，主课与选修课共计22门课程中，有8门课是国际性课程，占36%。二是外语课要求“英语必习，兼习俄法德日之一”，非常重视外国语的训练，显示对吸收外国知识的向往。三是安排了“商业实事演习”，重视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及实际能力的训练。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商科学生毕业后能从事什么样的商务工作。
京师大学堂商科实际开办的时间是1910年3月31日
京师大学堂有三个开学日值得铭记。
第一个开学日：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当时仅设仕学院一类，学生不足百人。这个开学日非同一般。它将戊戌变法仅存的一个新政措施转化为现实；它奠定了至今的北京大学校史的起点。遗憾的是刚办学两年，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学堂遭劫，不得已停学。
第二个开学日：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这是遭劫停学后的复开学。当时除仕学馆外，又增师范馆。这个开学日也非同小可。12月17日这一天，自1902年开始，就作为京师大学堂及其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庆日，直至1951年止。
第三个开学日：1910年3月31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这是大学堂分科后作为分科型大学的开学日。这个开学日也非同寻常。这一天是京师大学堂迈向现代化大学学科结构的历史性起点。还有一点，就是上两个开学日与商科无关。这个开学日是分科大学堂的开学日。在此之前，都是纸上商科；在此之后，成了事实商科。北大商科自此日诞生。
尽管1904年的章程对分科做了详细的规划，各方期望八个学科所有专业都能如期启动，但由于实际条件跟不上，并未全部启动。“现拟将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暂就内城马神庙大学堂内，略加扩充先行开办。”这里没有医科。即使先行开办的各科，也减少了学门和教师职员的数量。例如，“商科原分三门，现拟先设银行保险学一门”。[6]
分科大学原规划八个分科46个学门，参加分科开学典礼的仅有七科十三个学门。学生“现在七科学生陆续入堂，至四月十九日止，共三百八十七人。”这是开学将近两个月后的学生数量。商科初期的学生来源，由于各省还没有高级中学，没有毕业生，生源只能从已有的科类中选拔。商科主要“以译学馆学生及大学堂师范第一类学生升入。”[7]当时商科学生约30人左右。
分科大学开学前，学部官员在奏章中说：“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宣统皇帝批阅：“知道了。”[8] 就此背景看，北大商科历史上实际开办的最早时间是1910年3月31日，自此，京师大学堂逐渐具备了包括商科在内的现代大学的学科框架。
商科初期的教师配备：商科监督（类似于现在的商学系系主任）权量，任期1909.1-1912.4；商科教员陆梦熊，任期1910.2-1911.12；商科教员杨德森，任期1910.2-1911.12；商科教员商恩，任期不详；商科教员切田太郎，任期1910.3-1911.12；商科教员吴乃琛，任期1911.4-1912.4。[9]含系主任在内，共7位教师，其中有一名日籍教师。所有教师大部分在商科开学前到位。
为将商科办得卓有成效，1911年1月，学部批准京师大学堂商科监督权量赴日本考察，并向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行函，称：“该监督所需考察各项，均与商科有关，赴东之后，亟赖指导一切”。[10] 日本的大学是当时商科办学参考的主要指向。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当年5月3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各分科的监督改称学长。京师大学堂商科教师的任期大多在1912年4月底前结束。京师大学堂经历了13年进到了民国的北京大学，大学堂商科经历两年办学也进到了北京大学的商科。
民国初始的四年中，北大调整商科学科结构，商科有了第一届毕业生
商科延入北京大学。1912年北大规定各科类，仍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其中的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个学门，而商科则细化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个学门。
北大对每个学门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增加、删改、更换名称等，变动的幅度比较大。就商科六个学门中的银行学门来看其变动：银行学门设置32门课，分别有：经济原论、商业数学、商业地理、商业簿记学、商业各论、财政原论、经济史、商业史、商品学、商业通论、商业经济学、应用财政学、银行论、银行史、银行政策、金融论、外国汇兑金融论、交易所论、货币论、银行实务、银行簿记学、商业政策、统计学、民法概论、商法、破产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会计学、英语、第二外语、实地研究等。
银行门的课程结构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新调整的课程占全部课程的75%，原有的京师大学堂商科课程保留的大致有8门，整个学科结构焕然一新。二是增加了商业数学、商业簿记、银行簿记、统计、会计等商务计算的课程，很是难得。因为商科没有计量是不可思议的。三是增加了与商务相关的5门法律课程，占全部课程的15%。商科毕业生一定要懂法、懂商法，这一点值得当下关注。
1913年7月28日，《政府公报》第441号，载北京大学校长呈教育部的大学毕业名册，其中有“商科银行学门：王埏等29名”。[11] 这是1910年入大学堂“银行及保险学门”的学生，经过3年修学后毕业，并且是转入北京大学的商科后毕业，也是北大历史上第一届商科毕业生。
1914年，商科学长每月薪俸300元，专任教师每周授课10小时以上
1914年（民国三年）7月6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直属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条例》，规定大学专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大学专任教员每周授课10小时以上，大学预科专任教员每周授课12小时以上。”
条例规定了高校各类人员的月薪（银元）数目。具体序列为，“校长400元，学长300元，预科学长300元，学监主任180元，庶务主任150元，一至三级学监分别为100、80、60元，一等的一至三级事务员分别为100、80、70元，二等的一至四级事务员分别为60、50、40、30元。”[12]北大的序列一般取高阶。市面上工人做工的月收入大约在3-5元。
按上述规定，商科学长每月薪俸应为300元，为四级事务员薪俸（30元）的10倍，为普通工人工资（5元）的60倍。商科教师，按教育部规定的教师序列来看，“大学专任教员180-280元，大学预科专任教员140-240元。大学兼任教员每小时酌支3-5元，大学预科之兼任教员每小时酌支2-4元。”[13]
按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定》，北大校长月薪俸为600元，学长450元，正教授400元，本科教授280元，预科教授240元，助教120元。[14]
若按1914年（那时还有商科）大学商科教授月薪280块银元计，看现在人民币的量值是多少。按三种算法计算。一是若按银价计算，据记载，每个银元用7钱3分白银铸成，1钱约为3.73克，7钱3分为27.229克，按照今年年初银价每克7.795元（2025年1月11日上海白银现货价格）计，1块银元值212.25元人民币。纯按银价计，月薪280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5.943万人民币。二是按购买力计算，暂以大米、猪肉为计算对象，按当时及现在的上海市价购买的平均价格计，1块银元与现在人民币的购买力比值，约为270元。如此，月薪280块银元，相当于2025年年初的7.56万人民币。三是按银元市场流通价格计算，民国三年（1914年）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通货1枚，2025年1月的市场价格约在700-1200元，暂按700元计，280块银元的月薪，相当于目前的19.6万人民币。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改变学科结构和门系结构，商科归入经济学科
1916年12月26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到校视事。同年1月27日，蔡元培校长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方案，建议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他法、医、农、工、商分别成立独立大学。[15] 随后在北大的改制中，扩大文、理两科，工科并到北洋大学，商科停止招生。法科保留，包括法律、政治、经济学科。
研究所为培养研究生的机构。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公布《研究所通则》，北大设置9个研究所，其中法科研究所包括法律门、政治门、经济门，[16] 作为培养法律、政治、经济领域研究生的学术机构。经济研究所主任为马寅初先生。商科的研究生培养也归入了经济门科。
改学门为学系。1920年10月，北大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章程规定，北大去文、理、法三科之名，改门为系。本科设五个学组共计18个学系。组一：数学系、天文学系、物理学系。组二：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组三：哲学系、教育学系、心理学系。组四：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组五：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17] 商学并入经济学系进行教学和研究，成为经济学科的一部分。
北大设文、理、法三学院。1932年6月16日，北大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三学院。18个学系调整为14个学系。[18]商学的教学和研究，归属于法学院的经济学系。
蔡元培校长强调“以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之所，而组织完善与否，与学术之滞达、人才之盛衰均极有关系。”[19] 1932年9月，北大任命周炳琳（经济学背景）为法学院院长，任命赵迺抟（经济学说史背景）为经济学系系主任。[20] 1933年8月北大课业处布告1932年准予毕业的毕业生，经济学系有李应北等58名。[21]
1934年1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阐述了他对学习、研究、分科的看法。他说他到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所以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认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而这些应用学科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22]
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又设“法商学院”及“商学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8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下，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设法商科、商学系。1937年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第四次常委会决定大学设四个学科类17个学系。文科：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系等四个学系。理科：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等五个学系。工科：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等四个学系。法商科：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方显廷教授任商学系教授会主席。[23]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上课。
1938年初，情况又变，国民政府又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延续长沙临大的科系设置，只是改“法商科”为“法商学院”，法商学院下设“商学系”。其他三科也改为文、理、工四个学院。法商学院仍旧包括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商学系四系。1938年西南联大招生693名，其中商学系招生32名。[24]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2日开学。
五位教授曾任西南联大商学系系主任。1938年5月10日，学校任命丁佶教授为商学系教授会主席[25]，后续任商学系系主任。1941-1945年间，陈岱孙教授曾任经济学系、商学系两系主任，周炳琳、赵迺抟、许毓枬等教授都先后代理过经济学系、商学系的系主任。
在动荡的1937-1945年，成建制的商学系存续8年之多。
1946年北大回京复校，撤销商学系建制，商科又归入经济系科
北大回到北京，商科又回归经济科。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使命，北大从云南回京复校。1946年10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回京后的北大，设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三十个学系。法学院含法律系、政治系、经济学系，没有法商学院，也没有商学系的建制。与商学有关课程及研究又归入经济系科里。当时，周炳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赵迺抟教授任经济学系系主任[26]。
1947年初，北大经济学系有四个年级共373名学生。专任教师12人，其中教授8人，讲师1人，助教3人。8位专任教授及其所授课程：周炳琳（经济理论）、赵迺抟（经济学说史）、周作人（货币银行学、货币问题、银行制度）、秦瓒（财政学、租税论、预算论）、杨西孟（初级统计学、高级统计学）、樊弘（近代货币学说、国际贸易）、陈振汉（欧洲经济史、比较经济制度）、宋作楠（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还有各位教授分头开设的“英文经济名著选读”等课程。[27]
从此时经济学系的课程结构来看，尽管一部分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学，但多数还是银行、货币、财政、预算、国际贸易、会计等商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大经济与商学类只保留了政治经济学专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1年6月1日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7月6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新一届校务委员会议，研究北大院系调整计划，法学院的法律、政治、经济的三系结构不变。
1952年，中央政府对京津地区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大经济学系保留，但只设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系的教师，除北大原有的20名教师外，从外校还调剂过来一些教师。有清华大学15位，燕京大学12位，辅仁大学14位加上原有的20位，经济学系总计61位教师。其后，北大经济系“银行专修科”的5名教师，连同239名学生一起，调剂到中央财经学院。[28]
经过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农学院和医学院已先后独立出去，建设北京农学院和北京医学院。余下的文、理、法、工四学院也不再保留学院建制，直接划分为12个学系33个专业7个专修科。经济学系是12学系之一，但也只有一个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系下设三个教研室：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学与经济学说史。[29] 国民经济计划当属于大商科领域，但没有作为专业招生，其研究与教学主要为政治经济学专业服务。
经济学系56位教师，除研究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学说史、马列经典以外，还有工业、农业、银行、统计等商学管理方面教学与研究，还有工业企业经济核算、财务、会计等企业商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济核算、财务、会计的教学与研究等，这些都合聚在经济学系中。总计下来，商学课程还是占了较大的比重。
文革后期，北大复课，经济学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个专业招生。1970-1976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1977-1978年招收的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学生，都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直到1979年，与政治经济学专业并列，出现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世界经济专业后，才使商学有了“专业”性转机。
1980年，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学制四年，恢复专业性商科
1979年，在经济学系生出了一个商科性专业。这就是1980年招生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国民经济管理是个比较宏观的大商科专业，与京师大学堂、民国初期的银行、贸易、关税的商科有些相似。以“北大80管理”为起始标志，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可载入北大商科的历史。
“北大80管理”的同学，通过回忆，硬是拼接出四年的课程设置。43位学生，四年学习，涉及35门课（不含毕业论文）、42位教师，1984年毕业。从课表可以看出商科复建时的系统和认真。具体课程见表2。
表2 1980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四年实际执行的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80管理的同学集体拼接的结果。
表2显示了大商科专业的课程结构，重复的不计，共35门课。其中，公共课4门，占总门数的11.4%；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6门，占17.1%；数理与计算机课7门，占20%；微观商务课6门，占17.1%；宏观商务课12门，占34.2%。微观宏观商务课加在一起总占51.3%，一半以上。还设置了基础及应用性的数理与计算机课程，占了五分之一。英语除了基础性英语外，还有专业英语及口语。
从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培养来看，对重建后的商科专业，可谓细致周全。整个课程表列示出四年上了哪些课程、哪个学期上课、多少周学时、哪位教师上的课等，具体明确。42位教师中约有三分之一多的教师已经故去，但80管理的同学，说起当年的上课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激动不已。
进入80年代，经济学背景的教师开始研习欧美工商管理，进行转轨训练
1978年底，中央策划并决定改革开放。进入80年代，企业自主、引进外资、股份机制、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新需求逐渐而来。与市场与企业相关的商科建设、商务管理、商学研究刻不容缓。北大经济系的教师多数是经济学背景。很多教师通过听讲座，参加学习班、企业实习、国外求学、国外访问等，进行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向微观商学转变。
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转变过程。我毕业后在经济系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是工业经济。虽然工业经济的基础是工业企业，但课程内容还是偏重于工业大商科的发展与管理。考虑到未来企业管理等商学方面的需要，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训练，进行企业管理知识和方法的转轨。
恰好，1979年，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教育部联合在辽宁大连建立“中国大连工业与科技管理培训中心”，旨在系统引进欧美工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1980年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我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了这一期的学习。
这个研修班中央很重视，从三个领域挑选学员集中培训。国有大中型企业40位厂长经理，重点高校40位教师，政府部门40位官员，集中120人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消化吸收欧美工商管理理论与经验。
这个研修班引进全套欧美工商管理课程。课程安排有管理学、战略、生产、财务、会计、人事、营销、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语言、案例分析、竞争模拟等十多门课程，如同把西方的MBA系列教学内容全都过了一遍。半年多的时间里，白天上课，晚上做作业，大容量、高密度。后来知道这叫“魔鬼训练”。
课程全部由外籍教授直接讲授，中国教师可以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由于学员都是有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背景的人，提问题很有针对性。外国教授也很兴奋，愿意和大家讨论中国的实际问题。
研修班还由中国教师直接参与整理各门课程的内容，出版教材。后来出版了九本教材。我参与整理的是生产管理的课程及教材。这个过程再次使我系统地加深了对欧美工商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并且有了结合中国企业实际和北大课程情况进行组合提高的冲动。
在教学方式上感触最深的就是企业竞争模拟训练，其构思、组织办法令我十分感兴趣。研修班的企业竞争模拟活动分班进行。企业领导人、高校教师、政府官员各成一个班，每班8个组，每组5个人。以班为单位，8个组之间进行竞争，各班计算各班的成绩。我所在的班是高校班，8个组。我在第一组，由四所大学5位教师组成。竞争模拟结果，我们这个组得了高校班的第一名，奖品是一瓶茅台酒。
企业竞争模拟运行10轮，由10次结果决定胜负。每个组每轮要决策的几个数据，有生产量、价格、折旧、投资、工资等。价格定低了，卖得多，销量大，市场占有率高，但利润少；价格定高了，单位产品利润多了，但卖出去的少。如果投资少，下次扩大再生产就没有能力；投资多，下次生产能力倒大了，但成本上去，利润减少。决策过程充满矛盾和机遇，亲身经历这个过程，印象极深，感到对训练学生的决策能力很有帮助。
80年代上半期，对欧美工商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消化吸收、移植创造
学院教师通过各种途径，自我努力研习，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工商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研修班结束，我从大连回到北大，立即进行系统性的消化吸收。从1980年开始，陆续做了三件事：一是着手开设企业管理课程，1983年开出新课，教学与研究重点也从工业经济转向企业管理。二是着手出版教材。整理研修班的收获，写成《工业企业管理》教材（198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是和王其文老师一起，构建竞争与决策模拟系统。这件事也办成了。
研修班结束后，我一直想把企业竞争模拟的方式移植过来，但搞不到软件，美国老师也不给我们。当时，我找王其文老师，说了想法，王老师很支持。凭着对研修班模拟方式的记忆和理解，我来构建企业经营逻辑和框架，编制竞争指标和相互间的关系，王其文老师负责编制计算机程序，在PC-1500机上对变量进行试验。反复调试，不断修订，完成了模拟程序。接着编写《企业竞争模拟组织大纲》,说明竞争模拟的目的、各项指标的含义、操作方式和结果评价等。1983年在企业管理课上正式进行运行实验，很受学生欢迎。[30]
40年前的PC-1500机，并不是后来的个人电脑，只是一个20cm×10cm的大计算器，内存只有8kB，带有BASIC语言编程功能。当时，经济系没有计算机实验室，没办法让每组学生上机操作。我们把学生分组后，每组按时填写决策单，交给老师，老师把每组的数据输进PC-1500机，得到运算结果，分别打印出各组的结果，回发给各组。
各组拿到自己的结果单，上面有本组的生产能力、生产量、价格、销售量、工资、成本、利润、投资等。有其他组的价格和销量，但没有别的数据。本组只能根据其他组的价格和销量，结合本组的市场情况，再进行下一次决策。我们也是通过10轮决策，最后得出总成绩，宣布总成绩和各组排名。
以后，王其文老师带领研究团队对模型增加指标，调整参数，多次训练，尽可能使其接近实际经营环境。1986年，竞争与决策模拟组织大纲和程序设计，获得文革后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之所以说这个亲历的过程，主要是从这个场景可以看出，当初有经济学背景的教师转向商学领域、特别是转向微观商学领域的过程及成效。经济学系原有的教师进行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更新，后来还有从北大其他院系、从人大等其他院校新加入的教师，支持了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商科的发展，也为北大商科的独立建制创造了基本的师资力量。
学校决定并设立经济管理系、工商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
1976年以后，经济学系的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陈岱孙教授任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系下设三个教研室：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涵盖了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银行、统计、工业、农业、计量等宏观商学和财务、会计、核算、计算机等微观商学的所有课程。王永治教授任教研室主任，闵庆全教授任教研室副主任。
1985年4月9日，校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经济学院，任命陈德华为经济系主任，洪君彦为国际经济系主任，厉以宁为经济管理系主任，并由胡代光、陈德华、洪君彦、厉以宁、陈为民、董文俊等组成筹备组进行筹备。[31]
同年的5月27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北大设立经济学院。[32] 经济管理系也就相应成立。所以，经济管理系法定成立日期为1985年5月27日。这一天标志着北大恢复了商学系科的建制。
经济管理系建立后，设置了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专业、企业管理专业、财务学专业三个专业、三个教研室，分门别类进行培养，社会吸引力、影响力迅速上升。过了8年，1993年6月9日，校党委常委会原则同意经济学院分为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33] 1993年9月11日，校长办公会决定，在经济管理系和北大管理科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工商管理学院，厉以宁任院长。[34] 这个时间应该是工商管理学院法定成立的时间点。
1994年9月14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北大与光华教育基金会合作兴办管理学院。同年9月18日，北大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订合作兴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协议书。同年11月14日，学校发文通知，根据国家教委的批复，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命厉以宁为学院院长，曹凤岐、张国有、王其文、董文俊为学院副院长。[35] 学院设董事会。董事长由光华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尹衍樑博士担任。董事会成员有罗豪才、李安模、厉以宁、陈良焜、林英峰、林煜宗、司徒达贤、杜俊元。董事会秘书张秀环。1994年11月14日，成为光华管理学院履行法定程序成立学院的日子。
在商科专业、系、院生长的道路上，1952年后，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1979年在经济学系生出一个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属经济学系。第二个标志是1985年在经济学院生出一个经济管理系，属经济学院。第三个标志是1993年分出一个工商管理学院，直属北大，相对独立生长。独立的北大工商管理学院的成立，在北大商科生长的道路上是个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工商管理学院更名后的光华管理学院助力北大商科加速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1993年后，管理学院的系科设置、教师队伍、学生数量
1993年，工商管理学院建立后，学院下设四个教研室：经济管理教研室、工商管理教研室、财务学与会计学教研室、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教研室。
1994年，工商管理学院招考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MBA），当年9月45位学员开学上课。这是北大MBA由此开始的第一方阵，是北大商科历史上最具商科特点的研究生培养类型。这届研究生跨院进出，由工商管理学院录取，从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在学期间，首次使用了企业决策竞争模拟系统，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MBA联合会。1998年12月26日发起了第一届光华新年论坛，那年的主题就是“MBA与中国职业管理队伍的形成”。接着MBA学位，1999年学院又设置了EMBA学位，以及非学位培训等，开始了北大商科在职硕士研究生培养系列。当时，在许多方面开了全国高校的先河。
1994年11月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后，教研室转换成学系，有的教研室进行了拆分。进入1995年，学院下设经济管理系、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市场营销系、财务金融系、管理科学与信息管理系等六个学系。还设置了社会经济系统分析与模拟实验室、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一室两所”，搭建起教学、研究、实验的系所基本架构。1995年底，学院有教师43人，其中有教授14人（其中博士生导师8人），副教授11人，讲师15人，助教3人。[36] 教授占32.55%，副教授占25.58%，合计占58.13%。教授副教授占一半以上。
1995年9月新生入校。当时光华管理学院在校学生总计632人。其中，本科生408人，硕士研究生205人（包括MBA研究生），博士研究生19人。
1995年之后，又新生了一些系科或拆分合并了一些系科。例如，1998年新建应用经济学系；2001年企业管理系分拆为组织管理系和战略管理系；2002年从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系分出并新建了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2003年新建卫生经济与管理系；2015年组织管理系与战略管理系又合并成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到2024年底，学院共有七个学系：会计学系、市场营销学系、应用经济学系、组织与战略管理系、金融学系、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
除了本科生、学术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以外，1998年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学位。如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1999）、会计硕士（MPAcc 2005）、金融硕士（MFin）、社会公益管理硕士（2015）等。[37] 学院还陆续设置了双学位培养项目，例如，工商管理硕士（MBA双学位，2001年开始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ESSEC 商学院分别合作，2022年与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联合培养的北大-康奈尔MBA/MMH项目），创新创业管理（2013 本科双学位）等。
2024年学院在校学生共计3700余人，其中包括本科生、金融硕士、学术硕博、MBA、EMBA等，在校生总量比1995年增加了近5倍，本科生总量增加近7成，硕士研究生总量增加了12倍多，博士研究生总量增加了14倍多。在校生的总量、各类分量结构都发生了翻番式的变化。
2024年学院有教师117人，其中教授48人，副教授38人，助理教授31人。[38] 和1995年的43位教师比，总量增加了1.7倍。所占比例，教授占41.02%，比1995年高出8个百分点；副教授占32.47%，比1995年高出6个百分点；教授副教授占比合计73.49%，比1995年高出15个百分点，占比将近四分之三。商科的师资质量有了根本性的跃升。
1995年后，通过四条途径，更新和增强现代商科师资的知识及能力结构
前面说过，1979年的经济学系，即便是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的教师，大多是经济学背景。到1995年及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知识新方法的出现，原来的观念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都难以适应扑面而来的新需求。
改变这种状态，学院采取了四条途径。一是自我努力，积极赶上变化；二是外出研习研究，包括出国到一流大学访学；三是选拔新教师，尤其要从国外招聘新教师回来；四是若应急不了当下需求的，就暂时聘请境外国外其他大学的教授来授课，配年轻教师做助教，一对一的研习。
先说第四条途径。因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教师来应对突然增长的现代商学课程的需求，那么就请国外境外的教授来援助。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不但可以应急，还能让青年教师随堂体验学习，外聘教师走后，就可以上台讲课。从1995年开始，学院先后聘请了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杨济华教授，台湾大学的翁景民、柯承恩、黄崇兴、谢清佳、徐景亮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的林英峰、司徒达贤、周玲台、汪泱若教授，台湾中山大学的马黛教授，台湾中兴大学的李祖培教授等。他（她）们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国际会计、会计学、市场经营、财务管理[39]、中级会计、决策支持系统、生产与作业管理、战略管理[40]等多门课程。这些教授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光华管理学院刚刚诞生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对学院学科的发展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记着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再说第三条途径，从1998年起，学院决定加大力度从国外延揽优秀师资。发广告、国内外教师推荐、学院领导国外考察招聘等。新教师的招聘程序，全部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公开进行。考虑到国内外教师待遇的不同，将国外新聘教师的待遇和国内教师分开。2002年，年薪全职海归助理教授约4万美元左右，副教授约5万美元左右，教授约6万美元左右。[41]从推出海外招聘措施后的几年间，就招聘了40多位优秀教师，师资结构的国际化程度快速提高。对于出现的老体制与新体制之间的差别，经历一段过渡，逐步实现了老体制与新体制的薪酬并轨。
再说第二条途径。主要是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把中青年教师不断送出国外交流学习。比较早成规模的送出，是1998年10月25日启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合作项目。[42] 在1998年-2003年间，就有30多位年轻教师到凯洛格商学院交流学习，回来后都成了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以后，又有许多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不断地延续着这个机制。
最后说第一条途径，自我努力，积极赶上变化。实际上，每个经济学背景老师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程度地研习新的商学理论和方法。我在2010年以后，又开了全校通选课《企业管理概论》，除了讲授理论和方法之外，和王其文老师一起，同样对学生进行了企业竞争模拟训练。到此，从自我感觉上，商科的观念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
四条途径中，就基础而言，观念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三结构”转变比较快的是第三条途径，通过换人的方式很快就能换了结构、改了方向、变了重点。比较慢的是第一条途径，但只要人进了学院教师队伍，这条途径就无时无刻地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着变化，在进步、在转化。
21世纪，用数字技术装备教师和学生并改进商科的训练手段
2001年，光华管理学院的北大版企业竞争模拟软件开发与教学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后来这个软件作为全国性的竞争模拟大赛使用的平台系统，引发二百余所高校的关注。这件事情引起的深度思考，就是将来要不要用数字技术来装备和训练师生的问题。
从1983年企业竞争模拟系统在企业管理课上开始运行实验后，每年都在使用，每年都在改进。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年年都在进步，企业决策竞争模拟软件也在不断改进。
1995年，研究团队开始基于局域网络开发中文界面的企业决策竞争模拟系统，1996年秋季就开设“经营决策分析”课程，在北大首届MBA班上使用，效果挺好。这是中国内地在MBA教育上使用自编的中文界面软件进行企业竞争模拟教学的开端。北京电视台当时进行了采访录像。以后，软件系统扩展至更多主体、更大范围，不断进行使用和测验，效果越来越突出。2001年“企业竞争模拟软件开发与应用”获得了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北大版的企业竞争模拟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但用于北大MBA教学，还扩展到了北京其他高校。1998年北大100年校庆，北大邀请部分MBA培养院校，使用北大系统，进行竞争模拟比赛，获得成功。2000年由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承办的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使用北大系统，48个队参加预赛，40个队进入半决赛，20个队参加在人民大学举行的决赛。学生教师200余人参与赛事。从头至尾，北大系统表现良好。
自此以后，《企业竞争模拟系统》在教学和组织大赛的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2010年全国大赛使用的版本基于北大版决策模拟系统的内核，由企业用新的计算机语言进行开发。MBA与研究生参与的大赛一年一次。2000-2024年累计24次。2023年大赛指导单位上移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各高校参赛的积极性愈加高涨，参赛规模越来越大。2024年大赛升至283所院校2491支队伍参赛，其中MBA组168所院校1169支队伍，研究生组245所院校1322支队伍。2024年12月1日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决赛。[43] 在学生用网站上介绍决策竞争模拟时说到，所用软件是由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带领专业团队开发的一款企业竞争模拟软件。
说起上面的北大版企业竞争模拟系统研发使用过程，以及后续的发展及后续的使用，主要是想强调，当下已是信息社会数字技术时代，在商科发展、学生培养方面，要特别珍惜学院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试验和积累，跟上数字技术，拥抱生成式大模型，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用数字技术来装备和改进教师的研究方式和教学方式，用数字技术来装备和改进商科学生的训练方法，用全新的数字技术手段整体改进北大商科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科建设。
是否可以下力气去建设一些模拟系统，供研究和教学使用。例如国民经济运行及政府干预模拟系统、企业决策与竞争模拟系统（已有，但要扩大变量和深化）、市县发展及其投入产出模拟系统、资源筹措与创业立业模拟系统等。
近些年，学院重视数字技术在商科发展中的作用，正在积极建设“数字光华”、“线上光华”、“+人工智能”等，推进数字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学科与商科的结合，推进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建设。数字技术装备商科的前景令人振奋。
2006年提出学院使命：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
2006年提出的学院使命，在学院发展中是值得铭记的事情。学院20周年，一些基本性的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要设立管理学院、管理学院为什么要持续存在下去。这些问题直击管理学院设立的依据和存在的理由，阐明北大商学商科的使命迫在当时。
学院领导班子集合全院教师的智慧，2006年凝练出了学院的使命，这就是“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学院使命对学院的生存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创造管理知识”，实际是创造商学的理论理念、创造经营的规则模式、创造成效的评价方法等。坚持从无到有，从有到新。我们的责任主要是建设一个持续创造的机制。“创造管理知识”在于原创性思想、突破性进展、有影响的成果。到今年40年的积累，可显示的方面非常多，但主要的标志之一是教师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论著的发表。查阅了有记载的2016-2024年的资料[44]，这个期间，学院教师在院选刊物范围内，发表英文A刊论文200余篇，英文B刊论文300余篇；中文A刊论文100余篇，中文B刊论文近300篇。英文A、B刊相加有近600篇。这是在国际学术优秀领域展示的创造性成果。中文A、B刊两类相加超400篇，这是在国内学术优秀领域展示的创造性成果。仅以这些成果，在中国、亚洲的商学院中都是领先的。学院教师肩负起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新不断创造商学知识的责任。
“培养商界领袖”，实际是造就具有引领素质的卓越的经营人才，无论是经营企业，或是经营政府，还是经营学校，或是经营社团机构等，都能带领其从一般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从卓越到久远。我们的责任主要是建设一个持续培养的机制。培养引领性卓越人才，学院40年的积累，可显示的方面也非常多，但主要的标志之一是各类毕业生的规模，以及毕业后的作为及其带动效应。可显示的是分布于国内外的校友的数量，到2024年，光华管理学院的校友总量约有四万多，就校友注册量来看，2024年在校友程序注册的数量有17000多人[45]。学院的毕业生使用所学的知识，带领自己任职的机构，走在同行的前面，同时创造或更新了经营理念和规则，在需求-供给、投入-产出、成本-效益上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学院通过毕业生肩负起了引领发展、卓越经营的责任。
“推动社会进步”，实际是用所创造的优秀成果、所培养的卓越人才去推动人类社会首先是中国社会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始终坚持社会的“越来越好”。我们的责任主要是建设一个持续推动的机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教师用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加上自己创造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去培养学生、做社会传播、建言出策等。做的越好越多越及时，推动的作用就越大。二是毕业生通过自己的作为，在自己可影响范围、在自己任职的机构，增强发展能力，增加福利财富，增进民众和谐，创造社会盈余。做的越好越多越及时，推动的作用就越大。
社会即民众。中国的社会进步，例如，民众就业和民众收入的提升与稳定、民众观念和公共规则的改进与优化、民众权力和生存安全的保证与保护、官吏以民为本和党政廉洁的坚持与推进、自然环境和可持续条件的保护与维持、与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的友好往来与和平相处等等，以及与上述紧密相关而必须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领先、社会稳定等，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40年来，学院用优秀成果、卓越人才去推动社会进步，做了大量的事情。例如，组织各种论坛，传播思想观点；申请争取国家、部门、地方、企业的重大研究项目，出谋划策；参与法律、法则、重要规则的起草、宣传与执行；为中央、地方、企业的决策部署建言进策；为老少边穷地方扶困脱贫；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极力进行碳中和行动等等。
“创造”、“培养”、“推动”，履行这三个责任，关键在于构建创造、培养、推动的方式机制，即怎么创造、怎么培养、怎么推动？40年来，学院有过三个比较系统的纲要规划，用以体现使命，用以指导未来发展。一个是1999年制定的1999-2009年的纲要规划，含5个部分53条目标措施。第二个是2009年制定的2010-2020年的纲要规划，含13个部分159条目标措施。第三个是2022年制定的面向2030年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战略构思，各含4个部分，两个战略构思共计26个分项。
用规划和战略来架构使命、架构未来，用未来牵引现在，将“创造”、“培养”、“推动”从理念转为纲要、从纲要转为规则、从规则转为行动、从行动转为评价。使命究竟能不能起到牵引作用，关键在于有没有中间的转换机制，将使命落到实处。
一代班子有一代班子的办事纲要。任何时候，定规则建机制比做事情更重要。有了合理的并能一代代传下去的规则与机制，光华管理学院就可以持续地实现“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规则，因规则而进步”的境界。
组织论坛，传播思想、交流观点、评论国策，建言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中有一个基本举措，就是通过搭建论坛，传播思想、交流观点、评论国策、建言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几十年来，光华管理学院举办多种论坛，近些年的有大湾区发展论坛、纽约论坛、经济金融论坛、碳中和论坛等。早期的可追溯到1996年的系列性“跨国经营管理论坛”。几十年过去，论坛多的说不过来。但有一个论坛，20多年连续进行。这个论坛便是“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每年元旦前后都有一次，吸引各界，社会瞩目。从各届次的主题看，这真是个建言发展的“国是论坛”。各届论坛主题见表3。
表3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各届的时间与主题
资料来源：根据光华管理学院30年大事记、2016-2024年学院工作总结整理。
第一届北大新年论坛启动于1998年12月26日，当时没觉得能一直坚持下去。现在回过头看，持续性前所未有，实在难得。还有一点，就是这是唯一一个前后贯通厉以宁、吴志攀、张维迎、蔡洪滨、刘俏五位院长；王其文、陆正飞、冒大卫、马化祥四位书记；各届党政班子、全院上下都大力支持的长系列的思想交流平台。
办了26届，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如果再续办26届，品质持续性还能否坚持得住？当然，每次论坛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有，但核心还是有影响的数据及观点。将来可否安排学院特有的社会期待的内容。不能总是我们搭台，别人唱戏，我们要有自己的戏本。主要目的，不办则已，要办就举世期待。论坛不被翘首期待，就很难持续。
这里要强调的是，商学院要有自己的试验（或实验）及试验结果。调查不等于试验。商学研究所、研究中心就是要干经济试验、经营实验、管理试验的事情。没有设想、没有试验、没有试验数据的机构就谈不上是商学研究机构。选一些企业工厂作管理机制的试验，选一些区域市县做经济机制的试验，十几年连续做下去。学院开发的几个模拟系统都可以用上。这样，新年论坛讨论的不仅仅是某个设想，不仅仅是某些政策建议，而是前瞻性的趋势，在试验的基础上，有方案、有条款、有评价机制。方案，政府看上的政府拿去参考，企业看上的企业拿去参考；看不上的有问题的，继续进行改进，继续试验。一切结果从试验生出，这就有了活生生的独特的“戏本”。论坛就有“好戏”看了。
鼓励教师、学生面向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建设最了解中国的商学院
光华思想力平台2017年启动。其实效意义在于，学院采取切实措施，通过课题，鼓励教师亲身下基层，深入企业、乡村、学校、医院、机关、社区等，进行调查研究，为创造中国管理知识积累素材，力求让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成为最了解中国的教师。“光华思想力”的内涵潜力，应该在这里。
光华思想力平台启动至今，卓有成效。2017-2024年，光华思想力平台设立研究课题共计130余项，陆续显现成效。对教师来说，开阔研究视野，并以一线的实际体验充实课堂的商学教学。
截至2024年底，思想力平台已形成各类研究报告近百份，各教学项目依托智库课题累计开发课程38门，出版相关书籍47本，发布《光华思想力研究简报》303期，定期报送中办、国办、中财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地方政府等决策管理机构，受到来自接收部门的好评，有的简报还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除光华思想力平台以外，学院还专门组织教师深入企业乡村，如“教师发展与企业访学”系列活动等。这些举措使教师能够面向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走出教室，离开黑板，放下模型，亲身体验，为做中国学问激发灵感。
除了鼓励教师面向实际以外，还要使学生同样能得到中国国情的实际体验，增加实践经验。学院的主要举措是利用假期，通过项目计划，组织本科生、研究生深入基层了解国情。例如，2012年启动的“沃土计划”，后续的还有“耘耕计划”、“采薇计划”、“川途计划”等实践项目。这些都为学生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提供了扎实的平台。2012年至今，多个实践项目做的有声有色。最近的一次，2024年暑期，学院组织社会实践调研，144名学生，30余位教师，组成11支实践调研队，为期7-10天，累计走访调研11省13市、52个区县、150余个村镇（单位、社区），进行330余人次的座谈交流，事后又形成近30万字的调研数据及报告。[46] 学生印象深刻，为学习理论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张国有（右四）在光华管理学院和学生座谈中国未来发展问题
一代一代的教师和学生，持续地面向实践、深入基层、体验国情，力求建设和成为世界上最了解中国国情的商学院。这里要十分清楚，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光华思想力不仅仅提供思想，更要提供方案、规则和评价体系。坚守这个方向，才能实现商科的培养目标，才能坚守商学的基本准则。
北大商科115年，特别是近40年成就卓著，但也沉淀一些启示性的问题
北大商科115年，特别是近40年来，成就卓著，但也沉淀下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暂选六个：商科究竟是什么？谁在决定商科的开办、调整、拆并和拓展？商科“守正”守什么？周年庆回顾什么比较有价值？未来怎么办？用什么准则评价过去、现在、未来？
第一，商科究竟是什么？
一百多年来，商科和经济一直纠缠不清。京师大学堂的商科为银行、贸易、关税，没有概念上的经济学科。蔡元培时期1917年改门为系，设经济系，商科停止招生，归入经济系。没了商科。但是1924-1929年经济系的课程，有财政总论、财政学各论、统计学、会计学、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经济史、经济地理、经济政策、银行、货币、商业理财等。这些课程中有的是经济学，有的是商学，但总体到底是经济还是商科？
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商学系并设在法商学院，商学和经济又如何分野？1946年北大回京复校，系科调整，商科又归入经济系。但经济系8位教授所讲的课，有经济理论、经济学说史、货币银行学、银行制度、财政学、租税论、预算论、初级统计学、高级统计学、近代货币学说、国际贸易、欧洲经济史、比较经济制度、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等。总体上这到底是商科还是经济？
商科归入经济学系，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直到有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经济管理系、工商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成建制的商科才逐步建立起来。当下，除了光华管理学院以外，并存并行的还有北大经济学院。总体上看，商科有经济，但商科不等于经济，经济也不等于商科；商科有管理，但商科不等于管理，管理也不等于商科。商科可以扩展，但在扩展之前，还是要首先界定：商科究竟是什么？
第二，谁在影响和决定商科的开办、调整、拆并和拓展？
有需求有学生，才立商科；学生不断进不断出，才有商科教师的商学增进。但商科的开办和调整，却和领导人、决策群体、管理机构的作为密切相关。
办京师大学堂这样的国立大学，部分大臣学者力倡，皇帝钦定，皇太后不阻拦；皇帝下旨要办，但不懂怎么办，交给孙家鼐、张之洞、张百熙这样的重臣，加上学者康有为等去策划、去订章程；户部给钱，工部修校舍建校舍等等。握有权力的领导人、官吏、权威体系，可以建商科，也可以撤商科；可以强商科，也可以弱商科。
办学需要官职，官职有权力；办学更需要教育家，教育家有办学的使命、理念、规则和能力。官职+教育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一群人身上，就有了办学动向。办学动向不但受办学者学识背景的影响，还受到办学者的经历所留下的偏好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法则约束的影响。多种因素形成了办学认知。这样，受办学认知影响，就有了北大商科的沉浮。有时候，弄不清楚一个决定是受哪个因素的影响怎么做出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通常，学科放在什么样的办学者的手中，放在什么样的规则情境中，大致能推测出这个学科会是什么状态。
国立大学如此，省立大学、市立大学也是如此。民立大学也是由民立机构的权力者来决定。没有领导人意图意志、没有决策群体的认可认同、没有管理机构的执行落实，难有商科的起落及推进。115年中，北大商科的开办、调整、拆并、舍弃、兴起、繁荣，都与此相关。北大商科怎么发展、什么力量在起决定作用，看采取什么机制能够使商科立得住、立的强、立得稳，能够有规则地稳健发展。现在看，其前景仍有“谁在影响和决定商科的开办、调整、拆并和拓展”的问题。
第三，商科“守正”守什么？
商科、商学院建立起来以后，能否稳健发展，取决于商学院领导班子和管理机构的内行性、责任心和协调力，取决于教师总体的风气及习惯性力量。领导力量和习惯力量结合在一起，进而促成商学院的“守正出新”。
商学院有商学有经济学，更多的是商科商学。商科多用于学生培养，商学多用于学者研究；学生毕业多从事的是商务；还有原则、规则、标准，此为商德；还有使命、精神、信仰，此为商道。
卖你一斗米，上面再加扣一碗米，这一碗米不算钱。“无商不尖”这样规则叫商德。还有坚持品质、信用、公平的原则，决不假冒伪劣、绝不坑蒙拐骗等规则，都是商德。坚持创新、保护环境、增进健康、遵循供求大势、向真向善向美的经营理念、信仰天下正道等都是商道。商科商学商务植根于商德商道，或者说在商德商道的土壤上长出商科商学商务。坚守商德商道便是“守正”。
守正的一个实际指向就是“正盈余”。盈余不仅是经营企业所得利润的多少，还有经营政府其公共服务品质的高低、经营学校其毕业生能力结构的适应性、经营院所其科研成果的领先程度、经营社团其活动的公益贡献的大小等等，都是经营所考虑的盈余。“正盈余”指的是盈余中的正向部分，是面向商德商道的那部分。如就业人数今年比去年多、绿水青山越来越能看得见、和平天数多于战争天数、民众的科学素养指数不断升高等，都是盈余中的正向部分。对商学院而言，我们还是要能够切实地知道：商科“守正”究竟守的是什么？学院的“正盈余”究竟是什么？
第四，周年庆回顾什么比较有价值？
北大商科发展是一个“流”，而学院40周年，只是流中的一个截面。在40年庆这个截面上回顾什么？可否侧重三个问题：以往做成了什么事情？积累了怎样的能力？积淀了哪些习惯？
一是过去做成了什么事情？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做成”了什么事情。例如，建成造就商科毕业生的培养流程及完整的培养体系、构建起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能力结构、多元整合的教师队伍等。想想还做成了什么事情？
二是积累了怎样的能力？主要是积累了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的能力。例如教学能力、研究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能够提出一个问题，很快就可以找到路径，得到结果；急需著一本新作，集合学院十多位教师的能力，很快得以出版。这就是研究能力。想想还积累了什么能力？
三是积淀了哪些习惯？习惯是教学科研的驱动力。仔细想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什么规则人人皆知、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光华管理学院有哪些习惯？学院的传统是什么？
崇尚“创新”，这是好事情。但“创新”在中国已经成了随口就出的泛滥词汇。创新具有阶段性。学院的日常活动是在规则基础上有序而稳健地工作，不是天天喊着创新。与企业一样，90%多的时间不是创新，而是日常的经营活动。日常活动中，有效有益的理念、规则、方式方法在工作中不断重复，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习惯成了持久的驱动力。
稍微延伸一点。记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个基本理念，就是“戏比天大”。这四个字在编剧、导演、演员、职员的心中根深蒂固；这四个字，无论是在排戏还是在演戏，时时刻刻都渗透其中；这四个字铸就了人艺几十年一丝不苟的品质基础。照此类推，学院是不是也可有一个类似的“课比天大”、“学生第一”的理念，简单明确，直戳人心，形成习惯性思维。这几个字不是使命，而是贯彻使命的基本理念；这几个字也不是规则，但却是制定规则的指导思想。
有效有益的理念、规则、方式、方法，如果保留下来且能在后来人中继续接传，那就成了传统。不要认为“传统”都是旧的、该摒弃的。传统是一种历史驱动力，如同中国人春节要回家团聚一样，谁也挡不住、谁也改不了。需要关注的是光华管理学院40年积淀了哪些谁也挡不住的驱动力；有哪些好的传统，这种传统把学院推向何方。凡遇到周年庆，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回顾什么比较有价值？
第五，未来怎么办？
光华管理学院40周年，给了我们一个共同思考的节点。共同回顾过去、审视当下、展望未来。关键是未来怎么办？谁的未来？是一百多位教师的未来，或是学院机构的未来，还是北大商科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具体设想一些意图和规则，希望能够分别实践，期望能够形成将来的习惯。
例如，教师应超越生成式大模型的结果，进行教学与科研。我们的学生都有能力通过生成式模型来搜索信息、开拓思路、生成文本，教师除非高于学生搜索的结果，去编著教材、研究问题、进行教学，否则教师就会被逐渐淘汰。我们的教师需要尽快熟悉数字技术的新进展，真实地拥抱人工智能、超越大模型的结果去创造商学新知识。这需要形成规则、形成习惯。
又如，用“质疑-批评-建议”的方式向光华管理学院致敬，坚守正向，及时弥补管理上的缺陷。院庆、校庆时毕业生返校，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请毕业生对学院的发展、教学和训练方式等进行质疑、批评和建议。学生毕业，工作一段时间，曾在校学习的知识和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同时会有新发现。将这些感受带回学院来，对学院发展非常珍贵。毕业生说的并一定都对，但学院需要一种规则和风气：欢迎质疑、欢迎批评，主动征求建议，弥补管理上的缺陷。“质疑-批评-建议”要有规则，要形成习惯。
再如，年年审视修订规则，使学院所有成员都能够在有序的越来越合理的适宜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能否在每年寒假之前，请学院教师、工作人员、各级党政班子、还有门卫、厨房师傅，对以往的与其工作相关的学院规则、规则体系、办法进行审视、批评、建议。不合适的要修改，没有的要新订。修订后的新规则在暑假后的新学期就可以实施。每年来一次，规则的漏洞就会越来越少，适用性有效性就会越来越强。通过教职员工年年审视修订规则需要形成规则和习惯。
还有，发展没有院墙的商科教育，用“线上光华”建设网上北大商科。现在是有院墙的商科教育，将来趋势之一是无院墙的商科教育。商科教育的一个竞争点是“网络商学院”的成长。将来是否可以考虑，着力增强“数字光华”的基础，以卓越课程为主，将学院顶刊的论文、有影响的论坛、有深度的报告、卓越人物的发言、扎实的统计数据、企业竞争模拟等，有序地放到线上，用中英文传播，全世界都能看到，做成有影响的“世界商学院”。大部分项目要收费。如果收不上费，那就说明项目没吸引力，学院没能耐，商科没有用。要用网络经营能力去检验商科成效。发展没有院墙的商科教育，看能不能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未来怎么办？各有各的意图，能否做到，那就要看选择和努力了。
第六，用什么准则来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
做的好、一般、还是不好，区分优良中差，用什么规则、标准、指标来评价？这是40年来的学院建设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现在面临的评价都是外部的。教育部的学科评估指标、MBA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双一流学科评价指标、EQUIS、AACSB认证、QS学科排名等等。我们都是在被动地接受外部的评价，我们没有自己的明确的评价准则。
学院期望做世界一流或者顶流的商学院。“一流”不易界定和评价，但“领先”是可以界定和评价的。亚洲或世界领先的商学院，就要有领先的严格于普遍体系的指标体系。引领性的企业都是在高于国标世标的条件下成长的。引领的资格在于更高的标准和持续的实绩。这样，在学院使命和实际行动之后，需要补上一块，这就是学院自己的具有领先意义的规则和评价指标，以此来评价做的究竟好还是一般。当社会采用了北大商科的标准后，我们还可用更先进的标准来鞭策自己。
例如，如何在教育上以学生为本、在科研上以教师为本、在事务上以职员为本；用什么机制如何判断商科人才的需求；根据需求用什么机制如何调整课程结构；根据课程结构用什么机制如何调整师资结构和学生训练方式；用什么机制如何设立什么样教师规范，使我们的教师群体和其他商学院相比就是要更加卓越；用什么机制如何进行学生行为规范，使我们的毕业生和其他商学院相比就是要更加卓越；对不好的行为用什么机制如何进行预警、遏制、惩戒等等。
建设不同一般的卓越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是保持领先地位的驱动力量。为此，我们要不断地审视：用什么准则评价过去、评价现在、评价未来？
115年的北大商科，尤其是40年来光华管理学院的建设，就像是一座不断垒砌的学术大厦，既有当初的奠基者，又有后来的接续人，不同时代的老师、学生、工作人员、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等，一砖一瓦地垒砖砌瓦，使这座学术大厦越来越宏伟，越来越厚实。不累小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河，无以成江海。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创造商学知识、培养卓越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终将更加辉煌。
注释
[1] 张国有，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曾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任助教（1985）、讲师（1987）、副教授（1989）、教授（1991--）。曾任经济系党总支委员、经济管理系副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北大副教务长、北大副校长、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等。曾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
[2]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82页
[3]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88页
[4]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98页
[5]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23页，“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1页
[7]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1页
[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02页
[9]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33、344页
[10]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45页
[11]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4页
[12]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7页
[13]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57页
[14]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5页
[15]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3页
[16]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67页。
[17] 张国有主编：《大学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 版第30页
[18] 张国有主编：《大学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 版第36页
[19] 张国有主编：《大学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 版第34页
[20]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248页
[21]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254页
[22]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258页
[23]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302页
[24]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318页
[25]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307、310、312页
[26]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394、401页
[27] 1947年3月，《北大化讯》第18-19期刊登的法学院经济学系的状况。
[28]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549页
[29]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579页
[30] 王其文等：《决策模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第7-10页
[31]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1063页
[32]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1067页
[33]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1213页
[34]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1218页
[35]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王学珍 王效挺 黄文一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 版第1257页
[36] 《光华管理通讯》，1995年第1期第6页
[37] 光华30年纪念册第79-80页。
[38] 光华管理学院2024年工作总结。
[39] 学术交流，《光华管理通讯》1995年第1期（总第1期），第18页
[40] 学术交流，《光华管理通讯》1996年第2期（总第4期），第31页
[41] 光华30年纪念册第108页。
[42] 光华30年纪念册第41页。
[43]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第二届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大赛圆满收官，2024-12-05
[44] 光华管理学院2016-2024年度工作总结。
[45] 光华管理学院2024年工作总结。
[46] 光华管理学院2016-2024年度工作总结。
来源 |光华40周年史册编写组
编辑 |王蒙
排版 |李珅
迎接2025：四十岁的光华，新年快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四十周年院庆启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