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常常为惑所困,或因惑而迷,或因惑而乱,甚至因惑而悲。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中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这段跨越两千年的诘问,至今仍在叩击着人类的精神困境——当群体性的困惑成为时代症候,个体的破惑修行便成了对抗异化的生命自觉。
“惑”有“迷惑”、“诱惑”之别,或兼而有之。若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哲学维度,佛家将“惑”归于“无明”,谓众生因无明而生贪嗔痴;道家则以“坐忘”破惑,主张“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这种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形成有趣映照:苏格拉底强调“认识你自己”,柏拉图洞穴寓言揭示认知之困,而庄子笔下“朝菌不知晦朔”的隐喻,共同构成人类对“惑”的永恒追问。解惑、破惑是人生的课题,古之圣者亦概莫能外。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看似线性的生命进阶,实则是螺旋上升的破惑历程。当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时,实已点破破惑的三重法门:以智照破迷雾,以仁德消解忧惧,以勇气直面困厄。然其晚年仍叹“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恰印证破惑非一劳永逸之事,而是终身的修行。
韩愈在《师说》中构建的“传道—授业—解惑”体系,将破惑提升到文明传承的高度。他警醒世人“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与佛教“依法不依人”的求道精神暗合。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中记录的七则故事,则展现惑的另一面向——曹操夺甄氏时的权欲之惑,荀奉倩“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色相之惑,皆是人性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困局投射。
余秋雨在《泥步修行》中提出的“破惑”体系,恰与佛道智慧形成跨时空呼应。他将人生之惑分为位、名、财、潮、仇、终极六重迷障,并尖锐指出:当代人的惑已不仅限于传统命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惑”以更隐蔽的方式滋生——社交媒体编织的认知茧房、算法推送制造的思维闭环、流量至上的价值扭曲,这些数字迷雾使得破惑不再只是个人的精神修行,更成为整个文明存续的必修课。正如他在书中所叹:“诱惑的套环已从实体欲望升级为虚拟囚笼。”
这位当代文人的破惑之路充满现代性挣扎:为破除“仇惑”,他列出六条“排除条例”,又精化为“三条标准”,却在字里行间仍透露出对“浅芳丽莎”等旧怨的难舍;为求证大道,他既追寻魏晋名士的风骨,又参拜禅宗古刹的庄严,最终在老庄的“虚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间找到平衡点。这种矛盾性恰是破惑者的真实写照——正如他评曾国藩时所言:“从小心翼翼的修身养心,发展到纵横万里地清理大地,这种知行合一的破惑,才是真修行。”
大半人生何尝不是为惑所困?我们不断学习,不停努力,立志修行,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惑,获得过秋高气爽的清明心境。但新惑总如野草般在思维荒原疯长:年轻时困于得失之惑,中年陷于意义之惑,老年终要面对生死之惑。当5G信号与AI算法重构人类的精神图景,古老的修行智慧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破惑,终要回归对生命本质的凝视。
好在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去问道,去思考,甚至解剖一个一个的惑,然后破之。在这条无尽的破惑之路上,每个时代都需锻造自己的钥匙——古人以“致良知”破心惑,今人或许更需以“破信息茧房”破认知之惑。当庄子“终身不解”的预言与余秋雨“泥步修行”的跫音交织回响,我们终于懂得:破惑不是消灭所有困惑,而是在与惑共舞中,让生命渐次走向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