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反“围剿”作战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突围转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而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的原因是4月底广昌战役的失败，而广昌战役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以主力拼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这个李德，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央红军的军事顾问，但实际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李鬼”，真正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事情还得从顾顺章叛变说起。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不幸被捕。但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均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
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科夫·马特耶维奇·鲁特尼克，乌克兰人，前苏联布尔什维克，1927年11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牛兰夫人真实姓名是达吉雅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前苏联圣彼得堡人。1930年初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由于牛兰夫妇此前坚守秘密工作制度，上海公共租界警务人员用尽了办法，始终无法弄清牛兰夫妇真实身份，准备释放他们。但就在大约两个月前的4月份，顾顺章被捕叛变。以顾顺章的身份，他对中共中央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尽管此前顾顺章并没有见过牛兰夫妇，但是他们曾经一起实施过一个向瑞金派军事顾问的计划，尽管最终没能成功，但是顾顺章知道了这两个人的存在，他被捕后很快就指认了此事。因此，牛兰夫妇在即将被释放时因顾顺章的指认而再次陷入险境。
情况严重！共产国际决定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为了疏通关系，负责营救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要求莫斯科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使命。最终，这两个人都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还都是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一个叫奥托·布劳恩。而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刚刚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苏军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送款。
李德
赫尔曼·西伯勒尔完成任务后就立即赶回了苏联，但奥托·布劳恩却因为遇见了两个熟人而留了下来。这两个熟人，一个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两人在德国时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另一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两人在莫斯科读书时相识。
对于博古来说，一个年仅24岁刚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就掌舵中共中央的人，想要稳稳把舵中央，不懂军事肯定是不行的。博古就把这个“懂军事”的老熟人留了下来。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这一年中两人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博古也在此过程中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博古
1933年春，博古准备去中央苏区。动身前，他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而此时真正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正在来上海途中。从内心来讲，奥托·布劳恩是想去的，但他是苏军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需要共产国际给他一个身份。在反复向共产国际征求意见后，共产国际才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指示：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这个指示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奥托·布劳恩没有军事指挥权，只有建议权；另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而是受托于中共中央。
就这样，在博古的撺掇下，博古成了“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还亲自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德”，自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李鬼”。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了中国历史。
至于后来，他到中央苏区后所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李鬼”在指导中国革命，而是真正的“李逵”——弗雷德·施特恩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好运气呢？
真正的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据说连“李德”都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便如此，弗雷德·施特恩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训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这“李逵”的口气是比“李鬼”强硬多了。
影视剧中的李德
为了弗雷德·施特恩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施特恩来华时间不长，1934年春就离开了中国，否则“李鬼”之上再加个“李逵”，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无疑将要雪上加霜。
实际上，在李德来中央苏区之前，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不相信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却相信一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新毕业生，这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悲哀。
但这也不能全怪人家，用李德的翻译之一伍修权的话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在中国同志本身。”这句话应该还是比较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