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本次大会由陈毅主持。当时的背景是，红四军因为中央代表刘安恭到来，导致内部意见纷争，甚至毛主席还和朱德大吵一架，面对如此严肃的局面，陈毅作为“中间人”对革命形势提出严厉批评。
陈毅说毛主席有四个缺点，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其实是四个真理。
第一：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坚定。
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
第三：喜欢搞一言堂，爱发火、总是批评别人。这是第二条的延伸。
第四：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陈毅认为所有人都有发言权，否决别人说话的权利是不对的。
这次会议由于大多数人对陈毅的言论表示赞同，最后撤销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也因为如此，毛主席决定回去养病，这才和贺子珍去了东华山。
那么这些评价究竟是否恰当呢？
先看第一条，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坚定。
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马列主义虽是伟大的革命理论，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本土实际情况不相适配的状况。倘若只是一味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必然会将革命思想引向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歧途，最终导致革命失败。毛泽东很早就洞察到了这一问题，始终倡导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王明疯狂推行共产国际路线，借助博古、李德、洛甫等人牢牢掌控中央领导权，排挤毛泽东的正确指挥。这致使中央红军苦战一年，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未能成功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苏区还被敌人逐步蚕食，中共中央被迫踏上前途未卜的长征之路。长征初期，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中央依旧盛行，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湘江血战后，红军人数从最初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这5万名革命志士的牺牲，王明、博古、李德等人难辞其咎，而其中一半责任实则源于共产国际。
再看第二条，有个人英雄主义。
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说法或许存在一定误解，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此言并无丝毫夸张。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最终走向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先后涌现过多位领导人，如陈独秀、王明、博古等。然而，在这些人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仅没有走向繁荣强盛，反而屡次遭受沉重打击，多次濒临失败边缘。陈独秀主动放弃大革命领导权，导致反革命势力疯狂屠杀革命群众；王明通过远程指挥博古，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也被敌人占领。这两次重大挫折几乎将中国革命的未来断送。
第三条，说毛泽东爱发火，总是批评别人。
这其实与毛泽东的性格密切相关。毛泽东出生于楚乡，成长于楚地，深受楚文化的熏陶，加之其豪放不羁的个性以及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磨砺，形成了一种兼具统帅风范与诗人气质的浪漫特质，这种特质在他的谋略艺术风格中也有所体现。
毛泽东曾自我评价，他身上有两种气质，一是虎气，二是猴气，形象地展现出他既有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又具备善于应变的机敏灵活。毛泽东巧妙融合“两气”，创造出千变万化、独具特色的谋略艺术，总体风格上“虎气”占据主导。他谋划策略时，善于运用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抓住战略关键部署战役，抓住战役关键安排战斗，大谋略套小谋略，环环相扣，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综合运用，编织出宏大的谋略之网。
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注重行动迅猛、节奏紧凑，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而且，毛泽东“爱发火、批评别人”是有原因的。眼睁睁看着大批革命力量在错误领导下白白损失，他内心必然极度痛心，换作任何人都会愤怒。如果发现问题却无动于衷、不闻不问，那才是对革命的极不负责。
第四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如今，这句话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准则，但在毛泽东刚提出这一论断时，曾一度被人指责过于霸道，认为剥夺了他人的发言权。让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也存在弊端。
比如，对于某项工作，有人经过实地调查、深入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另一批人没有经过实际调研，仅凭道听途说甚至主观臆测，就否定前者的结论，此时该听谁的呢？这与民主讨论中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际上是为参与民主讨论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目的是防止有人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