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卜卫：她的田野

卜卫2025年2月在机场

学人简介：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

卜卫爱穿户外服，还有着一头不羁的卷发，洋洋洒洒。一位学生曾说：“卜老师的头发让人想起哈利波特魔法学院的占卜老师特里劳妮。”的确，她们不仅都有蓬松的发型、个性的穿搭，还都对世界有着丰富和独到的思考。如特里劳妮一般，卜卫似乎也有着一种细腻敏锐的直觉，表象之下，先一步察觉别人未察之事。

上一个和妇女节有关的故事是四十多年前，工会号召女职工们为单身男职工洗被子。卜卫觉得莫名其妙，不愿参加，工会领导很疑惑：“我们女同志更适合洗被子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这么不愿意帮助别人？”

1995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NGO论坛上，卜卫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三万多人，共同探讨妇女问题。她想起自己经历过的瞬间，意识到：“性别问题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工作单位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发生。

那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接下来的三十年，卜卫广泛参与困境群体相关的田野调查项目，并逐步确定自身批判的发展传播学取向。她的足迹遍布中国，广泛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工人、残障人士、艾滋病感染者及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人群、被拐妇女等困境群体的生存发展现状，把研究作为一种赋权的方式。

今天，在第115个国际妇女节，我们对话学者卜卫，听她讲述如何在田野研究中实现行动赋权，如何使研究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她的田野故事是与“最慢的人同行”的故事，同时也是困境个体逐渐摆脱束缚，找回主体性，享受自由发展权利的故事。

卜卫有着自由的天性。

1957年，卜卫出生在学校大院。从3岁进入幼儿园起，她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逃学”历程。她不喜欢受人管束：在家里，姥姥看不住她；入园后，她同样无法忍受因淘气而被斥责和罚站。“每次逃跑前，我都到小班去找弟弟，冲他招招手，两岁多的弟弟就蹒跚着走过来，跟我一起跑。我们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玩。”卜卫回忆道。

卜卫逃学的初衷是为了自由地玩耍，但后来逐渐转变为追求自由地学习。

小学时，她无法忍受过于简单、枯燥的校园课程；中学时，她无法忍受被困在教室里，无法研究自己痴迷的无线电；大学时，她又无法忍受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

于是，卜卫开始自己做主：小学时，她自己设计了一份在家自学的课程表；中学时，她逃课去搜罗各种无线电材料，组装半导体；大学时，她的逃学行为更是发展成一种集体行动，和朋友们一起自主选择想学的内容，在图书馆“狂热地阅读各类书籍”。

在这个过程中，卜卫说她发现了自己：“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逃’掉了不喜欢做的事情。”

1998年，卜卫在《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回顾了自己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英语进修期间30多年的逃学经历。她希望那些饱受学习之苦的孩子能从中看到另一种快乐学习的方式，但她也明白，这种自由是非常难得的个体体验。

文章发表后，许多小朋友给她写信，这让她感到意外。她赶紧向小朋友们解释：“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妈妈是学校老师，我受到了很多保护。”

卜卫的父母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她从小在学校大院长大，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她的邻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卜卫的逃学表现得非常宽容。她不上学时，妈妈就向老师强调她是个特别爱学习的孩子，让老师不要管她；中学时，卜卫因痴迷无线电而耽误了几何课程，妈妈带着她一起每天做几何题。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卜卫是一个自由的儿童，得以“野蛮生长”，免受学校教育的规训。然而，她却无法“逃”掉另一种作为女性的规训。

她回忆说：“从小就有很多人想用‘男孩女孩’‘好男人好女人’的标准来评价我、约束我。”读书时，一位老师曾以她卷面不太干净为由，在她应得满分的试卷上扣了3分。理论时，老师对她说：“你看看你这女孩子，卷面这么脏，能不扣你分吗？”

卜卫个子高，擅长各类体育运动，但在别人眼中，她却是个“太疯”的女孩。这时，她意识到社会对男孩和女孩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

1976年高中毕业后，卜卫到某国营纺织厂做印染工人。从小在大院长大的她第一次接触社会，刚进工厂就有人为她介绍对象，告诉她未来的出路是嫁人。但她一直想做的其实是继续读书。

卜卫与她在工厂的师傅任原，40多年未断联络

1978年恢复高考后，卜卫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单位，恰逢“三八”妇女节，工会竟号召女职工们为单身男职工洗被子。卜卫不愿参加，工会领导却反驳她：“我们女同志更适合洗被子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这么不愿意帮助别人？”不过，与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时所遭遇的挫折相比，卜卫觉得这还算不了什么。

1988年，卜卫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但很多单位都不招女性。有的单位虽然认可她的能力，却表示只有在20天内找不到条件相同的男性的情况下，才肯录用她。

种种因性别身份而受到的说教与对待，都与卜卫向往自由的天性相悖。她会感到疑惑、气愤，忍不住反驳。

如今，卜卫已从事包含性别议题在内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30多年。她提到，这些疑惑与反驳，其实是她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性别敏感意识。社会性别敏感是指对社会性别问题的认知、理解和关注，强调在政策、行为、语言和文化中避免性别偏见和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它要求人们意识到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和权力关系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采取行动减少性别不平等。

卜卫举例：“当有人夸赞一个男人帮女人做了家务时，‘帮’这个字就用得不对。这意味着，大家默认做家务是女性的分内之事。如果说男性做家务也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他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好处’似乎就少了一半。”

目前，卜卫的研究团队正致力于开发一套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数字素养课程，以赋权乡村女性。课程基于“数字木兰”项目，不局限于技能或技术培训，而是要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消除一切阻碍妇女获得权利的障碍。

“数字木兰”项目，即“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全国性公益项目。该项目面向乡村的女性民宿服务从业者，旨在为其提供职业技能与数字素养培训。

在卜卫的研究中，赋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概念。赋权是指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它涵盖个人、组织、社区和政治四个层面，其中个体层面聚焦于个人在社区组织中的参与程度、控制资源的能力、自我认同、自信心、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生活和环境的控制感。

在“数字木兰”项目中，集体创作歌曲成为乡村女性找到自己声音和力量的一种方式。

提到自己在“数字木兰”项目中遇到的女性们，卜卫连说了好几个“特别好”。她这样描述大家共同创作歌曲的状态：“大家都忘了自己不会写歌词、不会写诗、不识字，全都忘了。”

在项目中，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到其他城市、第一次学习数字素养、第一次学习在线旅游平台（OTA）运营、第一次学习手机拍摄……不少人提到，第一次当众开口说话时，即便说不下去，居然还有很多人鼓掌。她们在歌词中写道：“第一次突破自己，数字木兰为我鼓掌，从无声到大声歌唱，每个人都闪闪发光。”

卜卫认为，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这些妇女和女孩们真正被赋权了，她们觉得自己有了力量和信心。她说：“这些女孩一旦被发动起来，经过数字素养培训后，就有了数字能力。这不仅改变了她们的工作，也改变了她们的整个人生。在项目中，我们还看到她们改变了家庭关系——过去因为不识字，孩子们都看不起她们；现在，她们成为民宿管家，有了数字能力，也敢大声说话了，孩子们开始对她们刮目相看。”

很多人好奇：卜卫的研究与公益项目本身有什么区别？她到底是行动者还是研究者？

其实，她既是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在题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的论文中，卜卫基于多年田野工作和试验研究的经验，详细介绍了她们所发展出的一种以行动为核心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将研究与行动紧密结合，强调研究者既是行动的参与者，也是研究的主导者。

她所从事的行动传播研究，包含多种教育、培训和交流行动，以唤起边缘群体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觉醒和批判，使研究成为让沉默者发声的工具，进而成为促进社会改变的催化剂。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赋权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慈善”。在研究中，这些乡村女性并不是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主动的研究参与者和研究伙伴。研究者需要自下而上地发现适宜的媒介，采取合适的行动以达到赋权的结果。

因此，集体创作《数字木兰之歌》的主意并不是研究团队带来的，而是发掘的。卜卫介绍说，参与“数字木兰”项目的乡村女性们本来就有一个自发活动，叫作“女性夜话”。研究团队希望借此改造为一个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

然而，过往面向媒体等开展的培训多以文字为主，适合知识分子，却并不适合识字不多的乡村女性。这就需要找到在地的、适宜的媒介。在相处中，研究者们发现她们喜欢唱歌，尤其是励志歌曲。卜卫曾做过村歌研究，村歌具有凝聚力量、明确前进方向、回顾历史、保存历史价值等作用。于是在交流协商的过程中，才确定歌曲创作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在行动传播研究当中，卜卫和她的团队遵循这样的总原则：我们要在这个研究中赋权，要保证对方能增加主体性，同时我们还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为了避免“融化进去”（即认为研究伙伴都是对的，而忽视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研究者需要通过定期进行田野反思、利用三角测定对事实进行检验等方法保持自身的客观性。

这种注重在地经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是卜卫在个人成长与学术研究的交织中逐渐探索并发展而成的，而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正是这一视角成熟的重要节点。

卜卫与“数字木兰项目”的乡村女性们

卜卫在《打破精神枷锁》一文中回忆道：“首先，我不认同自己是个‘妇女’。我是一个研究者，不愿意浪费宝贵时间参加妇女大会；其次，我不认同妇联。妇联给我的印象是总是试图让我像所有人一样活着，而不是按照自己本来的面目和愿望生活。我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世界妇联大会。”

直到在现场听到北外吴青老师的演讲，她才完全改观。

演讲提到，军嫂那样奉献、牺牲、艰苦卓绝的生活让人敬佩，也让人心疼。她们应该成为社会的楷模吗，妇女究竟在什么地方丢失了自己？这是卜卫从没想过的，她写道：“我意识到，性别问题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工作单位以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发生。”

那场大会上，卜卫还接触到非洲、拉美、南亚等英美国家之外的学者，了解到他们如何开展媒介与性别研究，以及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如何基于当地实践产生的。卜卫如今一直强调的“适宜媒介”理念，正是在’95世妇会中接触到的新思想。

卜卫解释说：“自上而下、单向普及的新媒介，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实际上却拉大了社会差距。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默认新媒介是最好的，而新媒介大多是围绕社会主流人群来设置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传统媒介对改造社会的力量，它能够增强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肯定他们的文化价值。”

’95世妇会不仅丰富了卜卫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引导她逐步明晰了自己的研究范畴，确立了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一研究取向。

会后，卜卫在从事性别领域研究时发现，这一领域与她一直关注的流动留守儿童相关的儿童研究有许多共同点：这些群体在社会中都处于资源和权力匮乏的困境，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后来，她通过参与联合国机构的一些田野调查研究项目，逐渐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大量农民、传染病地区居民、肺结核患者以及少数民族人群。

2005年至2008年期间，卜卫在北京参加了英国发展署的发展学培训。在大量阅读和交流后，她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属于发展传播学范畴，但又区别于传统以GDP为唯一经济增长指标、推崇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发展传播学。

她所倡导的是一种重视发展人权、自下而上的、批判性的发展传播学，即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她说：“我们致力于改变社会，目的不是让他们继续边缘化，而是要让他们成为自为的存在。”这种研究取向注重行动，因此在很多研究中，卜卫都采用了行动研究方法，亲身参与到社会改变当中。

2024年卜卫以 “ 北京 +30 ” 为主题

为学生上性别与媒介课程

在介绍自己的行动传播研究时，卜卫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在中国法学会开展反家暴项目，并建立了“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旨在推动社会意识的改变，纠正有关家庭暴力的认识误区，最终推动立法。

第二年，他们开始建设“反对家庭暴力网站”，目标是“为网络内外建立一个交流有关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信息平台”。卜卫作为传播学研究者，专业对口，便带着几个硕士生一起投入网站的建设，从网站设计、资料汇集、采访写作到上传更新，一做就是7年。

当时，法学专家提醒卜卫，推动立法要做好长期准备，可能需要10年。卜卫乐观地想，或许时间不需要那么长。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通过立法，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漫长。

在运营反家暴网站期间，卜卫将国内外的反家暴书籍全部拍照输入网站，并整理了许多关于家庭暴力的认识误区，希望影响记者群体。没想到，反家暴网站不仅影响了记者，还为正在遭受家暴的妇女提供了帮助。

她们在网站上发布求助信，卜卫和学生们便通过各省妇联进行沟通和解决。当时，反家暴网站开展了多项媒介倡导行动，其中包括参与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策划和报道。

卜卫回忆道：“编剧们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不知道怎么写，于是找到我。我叫上了楼上的陈明侠老师，她是反家暴网络的理事长。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什么是家庭暴力，还介绍他们去红枫心理咨询中心采访接听反家暴热线的工作人员。剧中的‘枫叶热线’就是向红枫致敬。”

2001年，反家暴题材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热播，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播出后，湖南妇联和天津妇联的工作人员向卜卫反馈，以前宣传反家暴无人理会，但这部剧播出后，家暴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词汇，连小朋友都会说。卜卫感叹道：“没想到电视剧的力量这么大。”

反家暴网络在行动上的另一大突破是挖掘并发展了戏剧、歌舞、戏曲等艺术媒介形式在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倡导中的重要作用。

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高校，学生们基于自身经验和对社会的理解，对舶来品戏剧《阴道独白》进行二次创排和演出，使其贴合中国本土甚至本地差异化的女性现状。从“石女”到同性恋结婚生子，从大学女生人工流产到变性人、性工作者，无一不是当下女性或性别领域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阴道独白》并不适合当地的文化语境。反家暴网络转而采用当地的戏剧形式，如地方戏曲或小品，来传播反对家庭暴力的信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组织农村妇女集体创作的“三妮儿的故事”。

小品名为《她为什么不离婚》，讲述了主人公三妮儿在遭受丈夫家暴后，向嫂子、村主任、警察、妈妈寻求帮助，却屡屡被拒绝，最终决定抗争，寻找能说理的地方。

卜卫说，故事的女主角在家里演戏时挨打，不演戏也挨打，于是干脆一直演下去。结果，演着演着，家庭暴力就消失了，演到最后，全村都不再有家暴了。在卜卫看来，这就是行动研究的魅力：“每次看到变化，我就会特别高兴，这也是大家常说我总是兴高采烈的原因。”

2025年卜卫与红枫中心理事长卢小飞合影

在与卜卫的对话中，“主体性”一词被频繁提及。

无论是卜卫本人，还是她的研究伙伴，她们的人生故事中，都曾有过一段被遮蔽的自我——或是因贫困而滋生的“低人一等”的自我认知，或是暴力烙印下的身体厌弃，又或是规范强加的身份压抑……这些经历让人失去自信、力量和对周遭世界的掌控，每个人都面临着关于主体性的课题。

“人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每个人都应具有主体性。”卜卫坚信这一点。在长期贫困、权力和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往往缺乏自信，觉得自己无法掌控周围的世界。这时，需要一种文化或动员方式，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在行动研究实践中，卜卫会挖掘当地文化作为帮助困境人群找回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在她看来，当地文化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让人们不再用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不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是意识到自己拥有独特的文化与创新。找回主体性，就是找回自己的力量。

在与残障女性共创舞蹈《嘿！女孩》的过程中，这一理念得到生动体现。与《数字木兰之歌》一样，《嘿！女孩》同样是研究者与残障女性一起基于她们自己的生命故事集体创作出来的。在她们过往的人生里，难以掌控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性别表达自由、生育自由和外出自由。有的脑瘫女性穿着裙子外出乘地铁遭到性骚扰；有的精神障碍女性被卖做人妻生小孩；许多的残障女性碍于有障的社会环境而无法自由出行。

然而，在舞蹈创作的过程中，她们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力量。

首先是要找回自己的女性身份。“既然从没有做过女孩（可以做的事情），那就要当一回女孩，要唱歌，要跳舞，要漂亮，要化妆。”卜卫说，这些残障女性有一半已经是孩子妈了，但因为青少年时期没机会当女孩，所以舞蹈名称特别要叫作“嘿！女孩”。

还要找回对身体的自我掌控。“舞蹈由八种不同残障类别的女孩来舞蹈，轮椅的舞者可以拉着手带着盲女孩走舞步。盲女孩可以走位，我让她双脚站在我的双脚上学舞步，她看不见，但她能体会，我用手带着她做一些舞蹈姿势。”在创排的过程中，卜卫引导女孩们通过舞蹈感受自己的身体，而不再是把它看作“缺陷”。

随着舞蹈创作的推进，她们的自信也在不断重塑，出门不再是一件需要照护者陪同的事情。“我们要走出去”是《嘿！女孩》的一句歌词，在一个创排的早上，这句歌词突然成为现实——几个姑娘一起坐着轮椅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去了。

这令卜卫十分感叹：“她们一群轮椅女孩在街上特别威风凛凛！”

而卜卫自己的主体性课题，或许能从她的文章《打破精神枷锁》中找到线索。

在这篇文章中，她回溯了自己是如何被卷入性别研究领域的。她认为，世界妇女大会只是一个契机，而她注定会踏入性别研究领域，因为作为女性的身份，使她迫切需要解释女性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

她写道：“我想要生活得更加自然、自由。”

如今，已经退休的卜卫比未退休时还要忙碌。她始终留在田野中，像小时候一样自由地沉迷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每当看到改变，她总会兴高采烈地记录、分享。对于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

66岁生日时，她曾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生活在研究中，研究在生活中，没有界限，也就没有退休。努力跨越所有，成为喜欢的自己。”

2024年卜卫与她的学生们

Q：在您看来，新媒体是否给了女性更多展现自我和表达自我的机会？

A：是的。不过你要知道，在新媒体平台上，“把关人”的角色是微弱的。大众媒介不敢做的事，网民都敢做了。我看了一些网民跟帖和讨论，其中真的存在大量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及厌女现象，而且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在大众媒体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因为没有把关，很多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所以说，新媒体带来的变化是两方面的。

Q：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新的“把关人”吗？

A：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全民提升媒介素养，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已经在12个省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尝试——推动性别平等教育进入中小学。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大学的新闻系，既没有性别课程，也没有人权课程。一个新闻系的大学生，他知道中国签署了多少人权公约吗？完全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新闻报道中才老是出现侵犯权利的事情。现在记者全靠被各种新闻管理部门管着，才不至于犯错。

我们做内容监测研究，也就是定量的内容分析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包括有些记者对人权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说，有记者不认为预防接种、清洁饮水属于人权范畴。我的意思是，如果新闻系学生在成为记者前就接受过这类教育，等他们到了记者岗位上，就不会出现错误报道，也就不用专门找一批人成天做内容监测，去评判报道好坏了。我在《人权》杂志上专门发表过相关文章，可以去看看。

Q：实现男女平等所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A：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间觉悟的提升；另一方面是政策的改善。其实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在理论上是不错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些政策和法律，就拿我做的研究来说，我会特别关注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对于性别的阐述和实践情况。实际上，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和法律，还需付出巨大努力。因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就像一座大山，很难被推翻，尤其是对于一些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享受着现有的好处，所以不愿意改变。

Q：您如何定义“女权主义者”？

A：关于什么是女权主义者，什么是女性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就是女性主义者，英文都是“feminist”。我每次讲课或者做讲座的时候，首先会声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且我对女权主义者有自己的定义。第一，男女应该平等，所有的人都应该平等，这是我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普世价值观；第二，我能看到当下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因为我有社会性别敏感，所以能说出很多不平等的情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会为改变这种不平等付诸行动。如果把这三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特征，那我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有人说她是女权主义者，或者以女权主义者对我进行攻击或称赞时，我就会先问对方是怎么定义的。

Q：我们该如何培养社会性别敏感？又该如何去改造我们周边的环境？

A：首先要学习基本知识，或者参加一些性别平等培训。然后要去观察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再逐步去改变它们。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大学里，可以组织一些小组讨论，大家一起读书，通过很多方式共同提高，从而在学校营造出一种性别友好的氛围。要和你周围的人互动起来，这样才能改变你周边的环境。

你不需要具备什么特殊条件，只要看到不平等，你发声、采取行动都可以。发声也是一种行动，比如早些时候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广告，或者贬低女性的广告，去举报就是一种行动。就像去年那个男女德班，传播的都是封建糟粕，被举报后就停止了。

Q：什么动力促使您30多年来一直扎根在田野做研究？

A：不是“情怀”不是“热情”，而是对这些现象的探究欲，与研究政治相关。最关键的是，发展传播学的大多数研究问题的探究需要田野工作，基本上是研究问题决定了研究方式和方法。

Q：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是怎样的？

A：我觉得不能说越紧密越好，不是说一定要所有人都去解决社会问题。发展传播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自然而然跟社会有关，但我觉得学术价值是特别重要的。你说要跟社会问题紧密，就好像一定要解决现在的问题，那不一定，也可能是未来的问题，学术研究也要有一些前瞻性。

Q：什么样的选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研究选题？

A：好的选题兼具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中提炼出的研究问题的解释可以推动学术和社会发展。发现和建构这样的研究问题一定是在学生的研究积累的领域内。即，要有明确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解释要建立在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跨行、跨学科提问题提建议而缺少研究积累容易“低水平重复”。同时，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的视角特别重要，是自上而下代表政府去调查，还是从当事人或群众视角发现和建构研究问题，结论会不同。

Q：学术界看重理论贡献，您的研究大都是行动研究，你如何看待研究的价值？

A：我们1999年出版过一本书叫《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行动研究与理论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行动研究需要理论，同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也可用来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

Q：您如何去测量行动研究的效果？

A：在我们的行动中，通常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比如30个人。以我们正在进行的“数字木兰”培训为例，通过前后测访谈，我们能够得出培训效果的结论。然而，对于大规模的项目，我们目前还缺乏经验。以往，我们主要开展的是发展项目点，通常会在项目开始前进行基线调研，然后在三年或五年后再次进行调研，以评估项目效果。例如，在儿童暴力社区干预项目中，我们会关注儿童暴力的报告数是否增加。如果报告数增加了，我们会将其视为一种成就，因为这意味着以前孩子们遭受暴力后不敢报告，而现在他们敢于报告，从而使暴力问题得以解决。我们通过基线调研和后续的项目评估，来衡量项目的效果，并由此得出其价值。

我认为这种方法非常重要，因此我在《传播与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中专门进行了阐述。一般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书籍通常不会涉及项目评估，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传播与社会发展，项目评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Q：您如何处理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角色？

A：第一，反思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要为行动提供理论依据，行动实践成为检验研究者研究的硬性标准。研究者不能是单纯的行动者或“融化”在行动者角色中。“术业有专攻”“融化”的结果会导致缺少来自研究者的理论视角、跨国跨领域的经验以及超越当地行动本身的解释等；

第二，反思行动者的角色：边界和伦理。我们需谨记，研究对象正在向我们让渡他们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如诺曼·K·邓津和伊冯娜·S·林肯所言：“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述的……”

第三，双重角色定位也预示了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双方的互为主体性。合作的过程应是不断建构主体性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双方保持一定张力，在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找到更契合的行动方法和发展理论。要想成功地获得这种双重角色必须首先在田野中向在地研究伙伴学习，长期与其一起工作，从协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Q：如何避免主观性？

A：理解客观性，在方法论层面上理解“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对客观性的解释；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将理论或解释“悬置”，在田野中向当地人学习；第三，检验对立的解释（rival explanations）；第四，寻找反面案例（negative cases）；第五，反身性思考；第六，方法、资料来源、观察者、理论视角等方面的三角测定（triangulation）。

卜卫部分专著及论文（请上下滑动阅读）

[1] 姚争， & 卜卫 . (2024). 媒介素养蓝皮书：媒介与信息素养研究报告（ 2023-2024 ） : 数字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姚争，& 卜卫. (2023). 媒介素养蓝皮书：媒介与信息素养研究报告（2021~20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卜卫, 张祺（编）. (2011). 消除家庭暴力与媒介倡导：研究、见证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卜卫. (2002). 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

[5] 卜卫. (2001). 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6] 卜卫. (2000). 打破精神枷锁. 载于李小江（编）, 身临“奇”境 : 性别、学问、人生 . 江苏人民出版社.

[7] 卜卫. (1994). 进入 “地球村”— 中国儿童与大众传播.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8] 卜卫 & 蔡珂.(2023).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探讨数字环境下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妇女研究论丛（03）,44-57.

[9] 卜卫.(2021).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09）,55-74+127.

[10] 卜卫.(2021).儿童数字权利需要的不仅仅是“保护”——从儿童四项基本权利看平台企业的儿童权利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08）,40-43.

[11] 卜卫 & 任娟.(2020).超越“数字鸿沟”：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新闻与写作（10）,3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