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特别痛快，把父亲和大哥的书信捐献给纪念馆，才能把英烈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3月11日，当高云把大哥高传纪的16封家书交到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手中，感觉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今年91岁的高云是抗日烈士高传纪最小的妹妹。高传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任龙赤联县四区区委书记，同年，领导反“扫荡”斗争中，在羊倌村被日军抓捕，几次过堂，坚贞不屈，日军将他绑在龙关城重光塔下木桩上，被狼狗活活咬死，年仅19岁，是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里记载的年龄最小的烈士。
“父亲带回这些信时，我才上二年级，还不会看哥哥的信，直到初中才能看懂。”提及大哥高传纪，高云双眼闪烁泪光。
高云把大哥高传纪的家书仔细读了一遍
1932年，高象九出任当时山东省立第九中学的校长。1938年，国民政府准备将沦陷区的中学内迁至大后方，高传纪跟着父亲高象九来到了甘肃秦安，高传纪在秦安分校上学，高象九经人推荐去了西安，父子二人保持通信。
尽管当时年纪小，高云仍旧记得父亲将大哥的信件带回家的情景。抗战期间，高象九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协助八路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家只带了一个小小的包袱，里面有两件衬衣、一个白色搪瓷杯，还有保存完好的十几封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期间，高象九往返于重庆和山东之间，把这些书信随身携带，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16封书信的信纸已泛黄，字迹也有些褪色，可内容完整，真实地记录了高传纪毅然投身于革命的那段历史，字里行间饱含着他的爱国之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
“大哥是个特别有志气的人，尽管条件艰苦，他依然坚定地迈向战场。”高云记得，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夸奖大哥。让她最动容的一封信，是大哥去当铺卖掉了被褥和棉衣，凭着两条腿，背着行李，走了三千里路，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敌后战争的残酷环境可想而知，但高传纪仍旧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入“敌后之敌后”平北地区。
自1942年7月，高象九收到儿子寄来的最后一封信，父子就此失去了联系，时间也永远定格在了那些泛黄的信纸上。
翻看书信，从“父亲”“父亲大人”到“亲爱的父亲”，一封封家书中，高传纪对父亲的称呼，除了尊敬，还多了一份亲昵。16封家书中，不止传递着高传纪的革命理想，也饱含对家人的思念和满满的柔情。
每当思念儿子，高象九便拿出和儿子的往来信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信上的字迹，他就拿着放大镜，坐在桌前细细翻看，一遍又一遍。
其中一封信被水浸渍，字迹模糊，高象九还让女儿认真抄写了一遍。1980年，高象九去世，高传纪的遗信由高云珍藏。
大哥的家书和经历，一直激励着高云兄妹四人不断成长。“他既是忠诚国家的好战士，又是我们的好哥哥。每次看信，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高云说，把家书捐献给纪念馆，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书信，了解这段历史，把哥哥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和家国情怀好好传承下去。
捐献家书原件这天，高云把大哥的信件认真铺开，仔细读了一遍，又一丝不苟地整理好，把它们装到档案袋中，折好，封上，“从此以后，我没有心事了”。
（大众新闻记者 田汝晔 吕乐 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