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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必将使日本骑上虎背，直接决定日本的根本命运，因此，不能不在日军统帅部内产生分歧，形成“七七”时期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1、石原莞尔何以不支持扩大战争？
所谓扩大派，代表人物有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人。他们强调必须给中国一击，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只要予以一击，中国就会被击败或屈服。扩大派在日军统帅部内占据有主流地位。
不扩大派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作战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参谋堀场一雄、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他们主张控制事变，防止扩大为全面战争。在日军统帅部内，不扩大派为少数派，同政党中反军势力相呼应，并曾得到年迈的唯一在世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的支持，对日本当时的政策和舆论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主要执行者，被称为“满洲国之父”，炮制过大量对外扩张的计划方案，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战史及战争理论著作，在日本现代战略理论、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实行对外扩张过程中更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故战后曾被指控为甲级战犯（未起诉）。
作为一个军国主义者和“九一八”时期的强硬派，到“七七”时期转化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变化意义深远，其过程则应追溯到华北事变时期。
1936年6月，石原调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接触到大量原所不知的绝密资料，尤对日苏之间在远东地区兵力对比悬殊感到震惊。据统计苏联远东方面1936年有狙击师16个，骑兵师3个，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还估计可增加到50个师150万人；而日本当时在满洲地区有师团5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3个，飞机230架。
其后石原便强调应加强在东北的兵力，加强对苏战备，主持炮制了许多加强对苏战备的计划案。同年底，石原到华北一带视察，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更使他深感忧虑。他在同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钤进行会谈时，曾提出只要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就可以交还租借地，不干涉中国内政，作出让步。
据说鲍教授以电话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表示赞许，日本史书称此行为“北京会谈”。
那么石原对华战略的真实企图是什么呢？
石原“七七”时期所说即已非常清楚：
“目前我国应专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军备，以此而安定国防、不要把手伸向中国弄得支离破碎。”
其目的归纳有三：
第一，以建立由日本控制的“日满华体制”，实现“国防合作、经济一体”为最高政略；第二，避免在中国“抵抗意志高涨”的情况下陷入对华作战的“持久战争”；第三，为准备对苏、对美作战的“决战战争”而尽量避免扩大作战面。所以同狂热的扩大派相比，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实质是渐进派、策略派。
不扩大派在全面对华战争爆发前后主要的活动有：
6月当华北局势骤然紧张，石原派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去华北，传达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协商确定的对驻屯军指示：
“一、重新传达已作指示的中央方针，同时严格指示不得采取谋略行为；二、对于经常性容易成为纠纷起因的步哨问题要谋求合理解决。…”
冈本之行同“九一八”时建川东北之行一样，没有丝毫作用，冈本返日向上司报告，华北局势没有异常情况，但很快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当时军部人事状况有利于担任第一部（作战）长的石原一派。参谋总长为皇族军人载仁亲王，无实权，次长今井清及第二部（情报）长渡久雄卧病。事变第二天下午石原以参谋总长名义指示驻屯军司令官：“为防止事态扩大，应进一步避免使用兵力。”
2、石原莞尔的失势
其后四相会议于9日声明不扩大方针，11日内阁批准了陆军省派兵、动员及军费预算案，但由石原等人所控制的参谋本部主张暂缓对国内3个师团的动员。同一天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缔结协定，限制军事解决范围为平津地区，另保护青岛、上海附近日本侨民，强调防止第三国介入，等。
18日石原直接向扩大派代表人物陆相杉山进言，如果日本同中国全面开战，“其结果将有如在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那样，陷入无底的泥潭”。
同时提出建议：
“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梅津次长等人亦在座。
石原的建议被拒绝。
按石原的战略，并不是不要进行战争，而是要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决战战争”。所以，石原自己的不扩大思路也时有飘移，行动上经常变化。7月27日石原为促成攻占平津作战，打电话给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除动员本土之外已经别无办法。拖延就是损失一切，要紧急处理。”
为促成上海开战，8月13日早晨，石原专程访问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近藤信竹，得其允诺：海军将给予陆军在上海作战以各种合作，“决不要出现陆军单独地艰难登陆那样的事态”，同一天，日军在上海全面发动进攻，开辟了华东战场。
所以，扩大派的武藤章说：“石原变化无常，完全不可捉摸。”
而同为不扩大派的堀场一雄等人批评道：“石原部长的立场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同意战争指导课的不扩大战局为大政方针，另一方面追随积极扩张的作战课的用兵策略，脚踏两只船。”
石原等不扩大派的有限活动，虽部分地影响了军部的战争政策，却没能完全阻挡住战争的迅速升级。上海战事发生后，日本于8月17日正式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实为宣布对华无限制地进行全面战争。石原等不扩大完全失败。9月底，石原被调离作战部长要职，转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后再转调国内任舞鹤要塞司令官等闲职，终因同东条英机的矛盾，退出现役，离开了军界。
石原一派兴衰，同日本的世界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当时的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并不存在是否进行战争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战争，怎样选择战争的时机和范围的问题。而不扩大派的失败，是日军渐进派、策略派的失败。
日本学者评论道：“石原莞尔一派的膨胀和衰落，是围绕着从什么方向来选择日本的世界政策这种新的主题而展开的。”
不扩大派虽然失势，其战略主题却汇入强硬派的政策并加以实施。正如上法快男所说：后来的东条独裁政权“所踏袭的正是石原所设定的对中国的进攻路线”。
石原等不扩大派同“九一八”时期的不扩大派相比较有着显著的区别。“七七”时期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均出自日军最高统帅部，分歧点主要是如何选择和进行战争。
而“九一八”时期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分别来自军部与内阁、政党，双方的分歧交织着诸多复杂因素，既有对外政策方面的战争手段与经济、外交手段的分歧，又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斗争，所以更为复杂。
但是，两个时期的不扩大派都失败了，说明了军国主义强硬派势力强大，同时也反映出军国主义对外战争政策面临危机。特别是石原等不扩大派在“七七”时期登场，标明了日军对华战略的僵局，必将随战争的升级而恶化。这是好战派（扩大派)不愿承认却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3、双重战略目标的提出
“七七”事变爆发，预示着华北将成为日本首要对华战场，军部及驻屯军随即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华北及对华作战构想。针对华北战场中国军队的具体情况，日军首先提出了分两阶段作战的双重目标战略，即首先攻击在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其后同国民政府中央军进行决战，从而达到逐次消灭中国军队的目的。
该战略正式于7月15日驻屯军参谋会议决定的《中国驻屯军作战计划》中提出：
“一、开始作战行动之后，将以武力迅速膺惩所在地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并首先将扫荡永定河以西、北平郊外之敌，作为第一期作战；…三、第二期作战将依情况而定，预期以现有兵力进至保定、任丘一线，而以增援兵力进至石家庄、德县一线同中央军进行决战。”
该战略得到了日军统帅部的批准，参谋本部7月16日《对华作战要领》、7月17日《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认了上述两阶段战略。
同时规定了具体的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以优势兵力击溃中国第二十九军，根本解决华北问题，时间约两个月，即从7月中、下旬开战至同年9~10月之间完成；第二阶段，以足够兵力攻击中央军，打击蒋政权，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时间约3~4个月，即到1938年初，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上述战略受到了军内不同意见，主要是海军方面的批评与否定。海军方面曾有和陆军相同的战略构想，7月12日军令部曾订立与驻屯军7月15日计划相近的作战计划，准备在对华作战第一个时期配合陆军进行华北方向作战；第二时期扩大战争，进行包括上海在内的全面对华战争。
但是，7月16日驻上海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提出《对华作战用兵意见》，明确反对进行分两阶段作战的构想：“关于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应削除膺惩第二十九军的第一目的，而以膺惩中国为第二目的之作战为单一目的。”
其理由是：
“一、除以武力打开日华关系现状之策，膺惩中国即迫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之外，别无他途；二、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没有前项所述膺惩中国的实质效果；三、局限于一定范围作战的方针随时间推移将有助于敌集中兵力而有增加我作战困难之虑。”
所以，强调必须扩大作战范围，“欲制中国之死命，而以制上海及南京为最要”。
海军所提议的这种单一目标战略，实源于1935年度作战计划拟定时之指导原则中提及：
“一举投入十余个师团，兼施谋略，就能席卷四百余州，使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本。”其要旨在于，实施集中兵力的突袭，反对逐次增兵。
从当时日本对华态势看，日本在华北和上海都有驻屯军和守备队、海军陆战队等部队，还拥有绝对制海权，随时都可以通过海路将国内兵力投入南京、上海等华东方向作战。但是，中国毕竟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日本要一举投入庞大兵力，完成战略展开，无论如何也需要相当时日。
所以，日军要实施带有突袭色彩的集中兵力一次性作战，即海军所主张的单一目标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驻屯军方面所提议的双重目标战略，虽有逐次增兵之嫌，犯兵家所忌，而对当时的日军态势来说，却是最为实际而稳妥的战略。
日军的双重目标战略与单一目标战略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守，第二十九军败退，日军轻取平津，迅速达成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其攻击中国中央势力的第二阶段作战便自然地提上日程。所以，日军对华全面战争的发动，实际上是按陆军的双重目标战略展开的。
4、华北方面军的成立
日军攻占平津之后，继续向华北大量增兵，8月14日颁布第4号动员令，向华北增派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等3个师团。8月31日正式将投入华北的部队编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中将。方面军辖两个军，第一军以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师团为骨干编成，司令官由原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担任；第二军以第十、第十六、第一○八师团为骨干编成，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
加上方面军直辖的第五、第一○九师团，兵力共计8个师团，约37万余人。
日军在华北的作战，按攻占平津后于8月5日制定的《形势判断》：
“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尤其是空军，进一步给予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之下不得已而屈服，由此而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
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其作战任务是：
“一、华北司令官应负责占领平津地区及其附近主要地区，确保这些地区之安定；二、以挫败敌之战斗意志，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迅速击灭河北中部之敌。”
9月4日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到达天津，确定方面军在华北之作战指导：
“在保定-沧州一线附近努力围歼进入该线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为此，以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向…”
其兵力部署及作战范围：
以第一军为主力沿平汉线南下，攻击保定和石家庄等地；以第二军沿津浦线南进，指向沧州；另以1个师团（第五师团）为基干兵力，配合关东军一部沿平绥线推进，进攻察哈尔、绥远及山西等北部地区。整个华北作战范围，按参谋本部依据不扩大方针确定的地域为“平地泉、保定、天津之线以北”。
由于不扩大派失势，加上日军固有的下克上传统，这一预定范围很快就被打破，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主张“大致以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之线以北建成新的华北政权为好”，而方面军寺内司令官强烈主张推进到黄河线。实战结果在11月初日军即已推进到漳河之南彰德一线。
日军在攻占平津后所确定的作战指导，其基本特征是以平津为中心，沿平汉、津浦、平绥等主要交通线多向出击，作扇形展开，并力图以平汉线为主决战方向，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达成作战目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日军占领了远较其预定范围更多的地盘，但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没能达成、在平汉线方向也未形成决战；相反，由于中国军队在山西方向的积极作战，日军主力逐渐被吸引到山西，山西战场成了日军在华北的主作战方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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