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京东率先宣布逐步实现全职骑手“五险一金”全覆盖。所有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五险一金的单位及个人缴纳部分将全部由企业承担，成为行业首个“全包”平台。作为外卖行业的新入局者，京东此举被视为重构市场格局的破局之举。
京东这样做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互联网向其他行业外溢红利的途径。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交社保与发更多的钱给骑手，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情况更加复杂，还有社会进一步观察。
今年两会上，不少委员代表都关注到灵活就业者的社保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拟提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建议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负担，探索“分档缴费”等参保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意愿低、缴费压力大等问题，他建议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门槛，将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渴望社保，特别是一些收入不高的群体”，灵活就业群体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建议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要先做好前置性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外来人口变成本地市民的进程。
代表委员的建议并不高调，但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
首先，是怎么交，给谁交的问题。
京东现在的“外卖骑手”，是达达平台的骑手，活跃数量约为130万。如果按京东总部所在地北京的每月6821元的下限基数，交“五险一金”，且个人、企业部分，均为京东承担，那么，成本约在545亿元以上，远超京东2023年全年净利润242亿。这不太可能。所以，到底怎么认定全职骑手，规模多大，还有待落地。
京东外卖体量小，全职骑手必然也少，给小规模全职骑手交社保，这种“非对称竞争”为新业务造势，是聪明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 但长期来看，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一项措施，或许会因为其他措施或因素被抵消，甚至产生负面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低工资制度。实际上，京东给骑手交社保，可以按照最低工资制度来分析。
按照税负分摊弹性原理，没有交社保的时候，骑手的工资中，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社保，已经给到骑手了。全面负担骑手社保，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提升了行业最低工资。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最低工资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张五常也是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他指出，在有效或够高的最低工资规限下，老弱残兵的际遇会是最不幸的：他们会失去就业的机会。
这是因为在最低工资法之下，雇主会减少低技能工人的雇佣数量，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时间，雇佣相对高技能工人以代之，或者开发自动化机器以代之。
这个情况很可能在骑手社保中也会出现。
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求连续缴纳社保，才能获得公共服务资格，比如小孩读书、购房、购车，所以，极越汽车暴雷后，那些员工最迫切的诉求就是缴纳下一个月的社保。需要社保的骑手，往往都是在城市安家，有小孩读书等公共服务需求的。缴纳社保，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对“连续工作”的依赖性。那么，面对工作要求，他们的谈判能力会降低，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全职骑手的劳动量、劳动强度，会增加。
这很正常，全职必然会有考核。这种考核未必是单量，也会有很多其他形式。那天在百度直播访谈中，就和一个骑手聊到这个问题。骑手说，暴雨、大风天气，全职骑手的压力会大一些。这就恰好如交社保的白领：只有那个中年人，不管老板怎么训，怎么要求加班，他们都会乖乖听话。
当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增加，灵活骑手的工作量就会下降，就业率会下降。 某种程度上，打个比方就可能成了“一个兼职骑手失业，工作分给三个全职骑手做”。
如果把全职骑手视为工资更高的高技能劳动者，兼职骑手视为工资更低的低技能劳动者。这正是经济学家分析的最低工资会导致的结果，雇主减少雇佣低技能劳动者。
华盛顿大学的叶卡捷琳娜·雅尔丁（Ekaterina Jardim）等人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2015年和2016年西雅图市最低工资的上涨导致雇主缩短了低薪部门的工作时长。一位低薪工人虽然没有因最低时薪上涨而被解雇，但其工时被雇主削减，一天只工作五小时。这导致月收入下降了74美元。这种不饱和的工作状态，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隐性失业。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2016 年，最低工资法使得低工资员工的月收入平均降低了 125 美元。” 2018 年，一个学术团队继续追踪发现，低薪工人的周收入增加了 8 到 12 美元。但是，收入增加的人群是在中位数以上的低收入者。
这两个报告恰好对应了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数量有限的全职骑手工资增加，劳动力增加；而兼职骑手收入下降，劳动量下降，失业率增加。
当交社保成为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其他平台也会跟进。骑手、快递、网约车这些行业本身就是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很多人将这个行业当作一个过渡性的、救急性的行业。当这些行业因为社保，向全职化演变，这些行业的就业容量就会下降，其社会就业保障网的作用就会下降。
二、
华东师范大学调查显示，超30%上海骑手月收入低于当地社保基数下限（7384元/月），若自行缴纳社保，这意味着不论是对平台还是对个人而言，月收入不到 7000 元的骑手缴纳社保所需的金额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比法定缴费比例还要高。这实际上，是把本可以给骑手的，不该给社保的，都给了社保。当然，对于京东而言，骑手体量不大，这样做，获得好的企业声誉，值得花钱。
但整个8400万人灵活就业群体，未必是一件好事。他们的需求，是需要政策因他们而改变的。这也是此次这些代表委员所建议的。
实际上，政策制定者也在这么做。2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表示，目前一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漏网”“脱网”“断网”问题比较突出，参不起、不愿参、不便捷并存，成为权益保障的重点，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这就意味，骑手的社保问题，本身就在不断推进之中。这些过程中，灵活就业群体关于社保的城乡差别，社保的异地转移等诉求，都被纳入了政策考量之中。灵活就业者也是以一种“经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身份被纳入社保的，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当网络舆论有不切实际的道德期待，就会潜移默化的打断这种政策演变，最终影响灵活就业市场的规模。从这个角度，京东全额覆盖五险一金，实际上给正在探索中的新就业形态增加了不确定性。
最低工资政策也有这个困境。反对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学家，被打上为资本说话，对穷人缺乏同情心的标签，专业的、理性的辩论环境被破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也指出：“我不太看好京东外卖的全职员工模式”。他认为外卖有明显的高峰和低峰，峰值差异大，但快递一天的配送量是相对明确的。外卖时间要求严格，而快递相对宽松。
正是聂辉华指出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外卖配送，需要一个高弹性的工作制，这与劳动力供给市场中要求高自由度的人契合，由此形成供需适配。所以，灵活就业、零工经济，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市场问题。市场问题道德化，正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困扰。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
戴维·卡德研究最低工资，并得到了有利于最低工资的结论。但他对政治家利用其研究结果，鼓吹最低工资，感到沮丧，他说：“我并没有到处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不过这些倡导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这也是我不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将导致我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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