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法经网
2025年“两高”工作报告披露了一组组数据，记录着过去一年司法机关的业绩。
刑事案件审判数据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无罪判决的人数，因为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质量的重要参数，同时反映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及司法系统对人权保障与审慎裁判的平衡。
2024年，中国内地法院宣判无罪的共有598人，同比下降25.6%。分摊到每个地级市（大概333来个），不到2人；全国有2843个县，平均下来才0.21人。
看到这组数据，你想想，我们的无罪指数有多低？而按最近十年的司法精神，不诉的案件也是极低的。
对比2024年检察工作白皮书，提到判决无罪、不负刑事责任418人，占比0.03%，刑事案件有罪判决率99.97%。
需要说明的一点，其实不少无罪案件跟律师辩护无关，而是由中央巡视组根据历年上访的情况，对年代久远的、反复信访、存在重大嫌疑的案件，按一定指标进行纠正，由此挽回一些好评。
据往年最高法院报告显示，近年来全国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急剧下降，以2000年和2014年为例，2000年全国无罪判决人数达6617人，到2014年低至778人，无罪率仅有0.06%。数据显示，这些有限的无罪判决案件中，八成以上都是自诉案件，被告人被判有罪的概率几乎为百分之百。
往年无罪判决率：
2010年无罪判决率为0.099%
2011年无罪判决率为0.085%
2012年无罪判决率为0.062%
2013年无罪判决率为0.071%
2014年无罪判决率为0.066%
2015年无罪判决率为0.084%
2016年无罪判决率为0.088%
2017年无罪判决率为0.082%
2018年无罪判决率为0.057%
2019年无罪判决率为0.084%
2020年无罪判决率为0.068%
2021年无罪判决率为0.052%
2022年无罪判决率为0.044%
2023年无罪判决率为0.051%
2024年无罪判决率为0.035%……
如此一算，自2000年无罪判决人数6617人、无罪率0.66%的高点，到2023年无罪率降至0.051%，无罪判决率已连续20年呈断崖式下跌。若仅统计公诉案件，无罪率可能低至万分之四以下。
对比域外，大陆法系国家无罪率约5%（更大比例在于不起诉），英美法系高达20%，中国数据远低于国际司法常态。
分析无罪判决率畸低的原因，可以洞悉制度性制约与司法实践的深层矛盾。
一是侦查中心主义的桎梏。中国刑事诉讼长期存在“侦查-起诉-审判”流水线模式，侦查结论常成为审判的“预设结果”。公安机关在政法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导致法院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倾向于“疑罪从有”“疑罪从轻”，而非依法宣告无罪。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实质是对侦查权的妥协。
二是绩效考核与权力博弈。检察机关对无罪判决的强烈抵触，源于考核压力：无罪判决直接影响检察官的晋升与检察院的评优资格。法院亦面临类似压力，尤其在涉众案件中，无罪判决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反弹，加剧法官的裁判顾虑。国家赔偿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压力，无罪判决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多输”局面。
尽管法律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率长期低于法定无罪率，如2021年法定无罪与存疑无罪比例约7:3。同时，法官在裁量中更倾向规避风险，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消化疑难案件，2024年认罪认罚适用率达86.9%，进一步挤压无罪判决空间。
无罪判决率过低，反映刑事司法对“宁枉勿纵”传统观念的路径依赖。当每十万人中仅有三人获无罪判决时，实质上架空了无罪推定原则，使被告人在证据不足时仍面临“疑罪从有”的生存困境。
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的中立性受损，沦为侦查结论的“橡皮图章”。2021年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高达99.97%，这种“零瑕疵”数据背后，是司法权对侦查权、公诉权的系统性让渡，与“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
事实上，低无罪率掩盖了司法错误的实际规模。数据显示，2024年再审改判无罪仅83件，而认罪认罚案件中“带病起诉”现象普遍存在。
当司法系统以“有罪率为荣”时，实质是在纵容错案风险的累积。
重构疑罪从无的司法改革路径，必须以下几方面着手——
1.司法权独立性的制度保障
需打破“大公安、小法院”的权力格局，通过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追责制等，减少外部干预。同时，明确检法机关的职能边界，避免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名义侵蚀审判权。
2.考核机制的理性化改革
取消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如无罪判决率硬性限制），建立以案件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无罪判决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区分“合理怀疑”与“司法错误”，避免“一刀切”式追责。
3.辩护权的实质化保障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强化律师庭前阅卷、调查取证权，建立强制辩护制度（如死刑案件、重大疑难案件）。2024年律师总数突破75万，应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辩护质量，将无罪辩护重心从审判阶段前移至审查起诉环节。
4.程序正义的刚性约束
明确“存疑无罪”的证明标准，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久拖不决的“疑罪案件”设定审限，防止“疑罪从挂”现象。同时，完善国家赔偿与司法救助衔接机制，减少法官裁判顾虑。
最后，无罪判决率并非越高越好，但持续低迷的数据揭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唯有通过制度性改革破除侦查中心主义、重构司法权运行机制、激活辩护权功能，才能实现从“政法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型，让每一起案件真正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基石。
正如学者所言：“当疑罪从无成为司法常态，司法的公信力才真正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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